摘 要：鲁迅的民族主义的来源一方面是中国被西欧列强瓜分的危机感，另一方面是对国人缺乏西欧神髓的深刻反省。鲁迅认为，中国应该接受他所发现的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西欧“个人主义”，中国人必须进行自我改造。这促使了他 的“民族主义” 观点的形成。一方面是“文化上的自立的要求”； 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又是以即国民主体性的确立为前提。这体现了鲁迅的民族主义具有双重契机。
关键词：鲁迅；民族主义；历史背景
作者简介：孟青（1984-），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艺术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0-00-02
民族主义（nationlism）一词1844年才出现于社会文本，其基本含义为：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是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的文化和利益。
“故今之所贵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出隐，评鹜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诅，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以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之暗以无光，发国人之内擢，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破恶声论》）
鲁迅在这里所期待的，是独具我见的“文明批评家”的出现，由他们来呼唤国民之魂，发其“内擢”，唤醒每个国民“个”的主体性，并以此来实现中国的独立，可以说，这就是鲁迅当时抱有救国（或革命）的图景，也是他那里的民族主义的基本构造。
民族主义情结在鲁迅的一生中都得到体现。像大多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民族主义是向西方学习的根本动力。鲁迅是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辛亥革命前后，在科学救国动机的激发下，他从进南京的矿路学堂到留学日本。最初鲁迅之所以选择学医，是受到父亲病故的刺激，中国现代医学的缺乏让他为之悲痛，立志以医学救国。他在留学日本时写下了许多文章，表达了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是他在日本仙台医专学习时受到日本学生的歧视时写下的，表达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再一次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斯巴达之魂》是在当留日学生发起拒俄运动时，他写下的，热血沸腾地宣扬民族主义。这个阶段，鲁迅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虽然已领悟到要强国学习，“别求新声于友邦”。但并不知当时中国的问题不只是科技落后及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本质问题是国民性的弊病。那个年代的新知识分子普遍这么认为。拜章太炎为师后，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又受到了影响。章太炎的思想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他在文化思想上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夫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夷莫之与邻，蹙视高步，因益为特别之发达；及今日虽凋零，而犹与西欧对立，此其幸也。”[1]中国传统文化往昔的辉煌让鲁迅充满自豪。这个观点与五四时期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腐朽的观点完全不同。
他认为中国在现代的落后，不是由于文化的落后，而是由于没有开放，：“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也。”他反对脱离传统，认为文明进步原于传统，这个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相差很远。 他对西方文明的总体评价不高，西方科学昌明是肯定的，但认为难与中国文明相媲美：“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现代以来中国文明的衰落、西方文明的强势传播、让他悲痛不已，被看做是“本根剥丧”、“种性放失”。所以，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崇尚西洋文明的“偏至”之举，鲁迅是极力反对的。他崇尚具有反抗精神的弱小民族的诗人如波兰、匈牙利等国的诗人。尼采的思想鲁迅是接受的，因为尼采批判民主主义、科学主义的西方现代文明，是反现代性的先驱。与尼采不一样的是，鲁迅批判西方文明是站在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而不是“反思现代性”对资本主义的超前批判。其目的还是为了民族复兴。
五四时期的反迷信的鲁迅大异其趣是批判科学主义“奉科学为圭臬”，并且为宗教、神话及龙的形象乃至中国农民的迎神拜鬼等迷信活动辩护。“西方物质文明发达，中国精神文明发达”被那时的民族主义者所认同，他也坚持这种立场。他认为如梁启超等人，当时的革命派、改良派的 “国民” 和“世界人”主张是“恶声”，必须破除。用传统文化来容纳新文化是鲁迅的救国方案：“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当然，如缺少“诚”与“爱” 这种中国文化的缺陷，他是思考过的，总体上还是对其肯定的。总而言之，鲁迅在留学日本前期的基本思想是民族主义的。
1907年，鲁迅二十六岁，在提前完成了仙台的学业和回乡成亲的“任务”之后，他回到了东京，由于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而被捕与秋瑾的遇害，他看了诸多吊烈士、骂满洲之类的表演，“于极度紧张之中，他仿佛尝到了一种复杂的快感”，于是长久以来的一个念头——文学刊物又重新浮上了他的心头，虽然后来不幸夭折，但这却表示鲁迅——这一20世纪中华民族的唯一巨人——由此登上了20世纪中国文学舞台，同时也登上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一重要的人生变迁（对于鲁迅个人而言）和历史变迁（对于中国社会和整个中华民族而言）的标志就是1907年他用笔名“令飞”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名篇《摩罗诗力说》。
当时的中国，“如脱春温而入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2]实在是“本根剥夺，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寞为政，天地闭矣。狂蛊中于人心，妄行者日昌炽，进毒操力，若惟恐宗邦之不蚤崩裂，而举天下无违言，寂寞为政，天地闭矣。”[3]在这样的恶劣的形势下，在举目荒野之中，鲁迅感到无比愤慨，他看不见亮光，找不到他所理想的，所热烈向往着的“精神界之战士”，他做着许多“寂寞的时光”中梦，所以他在《摩罗诗力说》的最后一节说道：
“今所诸中国，为精神之战士者安在？有作吾诚之声，致吾人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授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至此，这样的一种“于虚无中看见希望”的痛苦由此便伴随着鲁迅，直至其逝去，而在早年作品所体现的民族主义倾向似一向被忽略了。
但是要明确的是，鲁迅的这种民族主义倾向绝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如他本人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提到的：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含无间”，同时鲁迅也着重指出必须认清世界潮流，把中国同外国进行比较，他说 ，“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暧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
这两段明显将鲁迅早期作品中的这种“民族主义”倾向与当时流行的简单排满反请思想区分开了。也就是因为这样，鲁迅的伟大也能照耀千古。
至此，鲁迅留给我们的背影逐渐高大起来，而这样也让20世纪的中国文坛乃至于中华民族拥有这一伟大的民族魂，而不必自惭形秽于人前。
综上，鲁迅表面上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欧化主义者，岂不知是为了全面恢复民族的个性而对传统的完全否定。不好用国粹主义对欧化主义这种表面的图式去把握这也是鲁迅的民族主义的难解之处。
参考文献：
[1]、林贤治.人间鲁迅（上）[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2）.
[2]、竹内好.鲁迅[J]. 浙江文艺报， 1986，（11）.
[3]、徐迅. 民族主义[J]. 中国社会科学文学， 19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