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之前，曹禺已完成《雷雨》、《日出》，但直到1996年12月13日离世，他再也没超越过自己。 曹禺，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
“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
2010年9月24日，曹禺诞辰100周年。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描绘自己心中的曹禺。也许在他们当中，有人会提起曹禺晚年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画家黄永玉曾给曹禺寄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说道：“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都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曹禺看后非但不生气，反而恭恭敬敬地将这封信专门裱成一册。后来，他还让英若诚将此信念给前来造访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听。
纵观曹禺一生，不难发现，从23岁到33岁，曹禺用十年时间写完了《雷雨》、《日出》等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随后的人生中，无论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再与从前同日而语。大起大落的创作生涯，留给人们的是费解的“曹禺现象”。
曹禺胸中那块“通灵宝玉”是怎么破碎的？这仍然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转型/
1934年7月，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1936年，第二部作品《日出》登上了《文季月刊》。两部作品的横空出世，引起了话剧界的极大震动，导演欧阳予倩把曹禺称作“剧坛忽然跳出来的天才者”。
1936年，应校长余上沅的邀请，曹禺受聘为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后担任教务主任。这所学校是当时中国话剧艺术的最高学府。
那时的曹禺，还不满30岁。对于突如其来的名声和外界冠给他的种种称号，曹禺自己都有些猝不及防。
果然，在1942年改编完《家》后，他便感到难以自我超越了。“再像《雷雨》、《北京人》这样的路子，这样的一些题材写下去，我自己觉得都不行了，写不出新意来了。”于是，他将目光转移到了历史剧上——从1941年到1943年初，郭沫若已经发表了《屈原》、《虎符》、《高渐离》等六部抗战历史剧，话剧界正刮起一股强劲的历史风潮。“当时我想写历史剧，也可以说受到郭老的影响。”曹禺回忆道。
但曹禺的转型尝试以夭折告终。出道以来一路狂飙突进的势头，从此一去不返。
/误读/
1935年4月，《雷雨》在日本东京公演。这是《雷雨》诞生以来第一次具有广泛影响的演出。由于原剧本太长，剧团删去了“序幕”和“尾声”，并且在落幕前安排工人代表鲁大海出场，原因是“鲁大海是暗示新兴的人物，作者不应使他‘不知所终’”。
对此，曹禺旋即去信。他写道，“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但绝非一个社会问题剧”。他希望观众不要“问个究竟”，而是把它“当一个故事看”。
在1936年1月写下的《雷雨·序》中，曹禺进一步解释道：“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曹禺要描绘的，是超越阶级立场和社会问题的“人性”。但是，众多误读的包围下，他的声音显得微乎其微。
随后，1937年2月上演的《日出》也遭遇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命运。这一次，曹禺保持了沉默。
/蜕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8月7日，曹禺的第三部大戏《原野》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隆重推出。与前两部作品的轰动截然相反，这部讲述农民复仇故事的作品没有几个观众。
1938年6月，曹禺在一个“战时戏剧讲座”上发表演讲：“一切剧本全都可以说有着宣传性的，不单是抗战剧……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这与他当年对《雷雨》的阐述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
1938年10月，重庆第一届戏剧节开幕。由曹禺、宋之的合编的话剧《全民总动员》作为压轴大戏，在国泰大戏院公演。由于“政治正确”，这部戏公演后得到了国共官方媒体的一致肯定。也就是从该剧开始，政府官员的形象首次出现在了曹禺的作品中。1940年，他又写了另一部旨在反映民族抗战中“蜕旧变新”气象的话剧《蜕变》。
然而，40年后，曹禺在家中对王蒙语出惊人：“从写完《蜕变》，我已经枯竭了！”
/选择/
1937年，曹禺见到共产党元老徐特立，对徐的印象非常好。“以后我认识了周总理，是1938年在重庆见到的，谈得就比较深了。”曹禺回忆道。1945年秋，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曹禺见到了前来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
1946年1月，曹禺接到了赴美国讲学的邀请去了美国。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后，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同闻一多素有交往的曹禺极为震惊，“对国民党的残忍痛恨到极点了。”“从美国回来后，和共产党接触多了，对党的信心加强了。那时，我的想法是：恐怕唯一的出路就是共产党了。”
1949年1月，北平解放。2月，曹禺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由上海转道香港，前往北平参加正在筹备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走前，他对黄佐临说：“世道要变的，将来是大有可为的。”
怀着“大有可为”的理想，曹禺又一次踏上前途未卜的旅程。
/梦醒/
新时代的到来，让曹禺充满了激情。在抵达北平后的几个月间，曹禺陆续当选为第一届文代会常务委员，全国剧协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曹禺被赋予的工作也陡然增多。而据1954年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梁秉回忆，当时身为人艺院长的曹禺甚至曾经一天去接五次飞机。
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他自我剖析道：“我是一个有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知识分子”，“多将自己的作品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X光线中照一照，才可以逐渐使我明了我的创作思想上的脓疮是从什么地方溃发的。”
很快，他开始对他的“脓疮”动手术了。
1951年，曹禺应开明书店之约，编辑《曹禺选集》。借此机会，他主动对自己的三部代表作——《雷雨》、《日出》、《北京人》进行了删改。
不过，195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禺剧本选》时，曹禺又恢复了三部作品的原貌。“现在看，还是保存原来的面貌好一些。”曹禺在前言中说道。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蕴藏的矛盾心境，耐人寻味。
一个月后，曹禺开始试写新生活了，他要写《明朗的天》。
然而动笔后，曹禺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艰苦。他在晚年的自述中谈道：“尽管当时我很吃力，但仍然是很想去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硬着头皮去写的，但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
《明朗的天》和后来《胆剑篇》、《王昭君》，这三部为宣传而作的戏，成为曹禺建国后仅有的话剧作品，它们都再也没有重现《雷雨》、《日出》的辉煌。
只不过此时的曹禺，已经找不回当年的状态了。他没有再写出新作。
1996年12月13日，曹禺病逝。此前，曹禺夫人李玉茹已经为他在万安公墓做好了墓地，请他看。曹禺看到墓地周边有铁链围着，说：“不要围起来，要开放些！”
（源自《城市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