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胜利后的分封 召公想建造一座理想中的城。 周武王在打败商纣王之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大封诸侯，武王的弟弟召公得到了一块名叫“燕”的封地。这一年是公元前1045年。
周朝第一次使“封建”制成为一套完备的制度，“地方封国的建立标志着与霸权的、宗教为主的商代国家模式的根本脱离”。长期以来，对于“封建”一词的使用极度混乱，张荫麟先生认为，“在中国史里只有周朝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社会。”这一套名为“封建”的制度，后来被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诟病，认为封土裂国，常形成“末大不掉”的局面，王后后裔们世食禄邑，不思进取，又容易使诸侯并起、犯上作乱。但在周初，在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状态下，要维系帝王的统治，以等差递减的方式，将周王所承受的天命分别转交给自家兄弟，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可控体系，从而开创了“家天下”的历史。这种“天下一家亲”的政治局面，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在三千多年后的今天仍是许多华人家族企业借以维系着企业掌控权的不二法门。
那也是一座城，一座在周朝的旷野上耸立起来的看不见、却无比坚硬的城、一座制度的城。那些道路，是由血缘连接起来的；血缘，是通向这座城池的唯一路标。一笔写不出两个姬字，天下王侯皆姓姬，天下的安全，也因此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至少，姬家人不会跟姬家人作对吧。
灿烂、萎靡、凶猛而灵异的商代结束了，强调仁义礼仪的周朝开始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改朝换代称为“汤武革命”，那么，“革命”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了。商朝是一个弥漫着卜辞与符咒的王朝，被张光直先生形容为“一个由服务于商王的萨满式官员组成的集合体，而其中的商王则是一个‘大萨满’。”这个相信天命的王朝，并没有得到上天的保佑。所以，公元前1043年，也就是商灭后第三年，周武王死，年幼的周成王继位。辅佐成王的周公担心成王重蹈纣王的覆辙，写下了《多士》《毋逸》，勉励年轻的成王。在《多士》中，周公说：“纣王继位，骄奢淫逸，不顾上天和百姓的愿望。纣的百姓们，没有不认为他该杀的。”“而周文王则勤劳国政，每天太阳偏西了，他没还有来得及吃午饭，正因为他的勤勉，才当政50多年。”在《毋逸》中，他说：“做父母的，经历过长久的创业，而子孙们却往往不知道创业的艰辛，骄纵奢侈，致使基业毁败，因此，做子孙的一定要谨慎行事。”
周公死的时候，天降暴雨，淹没了尚未收割的农田。年轻的成王被狞厉的天象吓住了，急忙到郊外祭天。隆重的祭祀仪式刚刚结束，天就放晴了，他惊魂未定地抬头，头上是一片无可挑剔的蓝。他就那样长久地凝望着天空，心里揣想着来自天空的暗示。上天给了成王一次深刻的教育，让他意识到了天命的不可违。他于是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努力效仿文武周公，以维护周朝初年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召公让百姓把倒下的树木和庄稼都扶起来，重新培土，雨后的土地更加肥沃，像被麻油浸过，酥酥的，软软的，还散发着比平时浓郁许多倍的腥甜气息，一脚踩进去，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秋天的时候，农夫们惊喜地发现，他们的庄稼比任何一年都长得肥硕壮大，枝叶茂密。
《史记》记载：召公治理西部，深得百姓的爱戴。召公巡行乡邑，看见一棵棠树，就坐在这棵树的下面，审判官司、处理政事。召公去世以后，百姓们想念他，甚至对棠树都倍加爱护，不忍心砍伐。这一景象被记录在《诗经》里，变成这样的歌谣：“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从此，种植棠树，也成为人民表达他们向往清明统治者的方式。
这是周朝建立初年的景象，如任何一个新的朝代一样，鲜美、纯净、生机盎然。500多年后，孔子感叹道：“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二 灯火繁华的城市
无论怎样，商纣王的繁华宫殿被攻破之日，一座更加壮丽的大城已经在周公的心中孕育。那座大邑，就是“成周”，又称“洛邑”。公元前1036年，周成王七年，召公接受周成王的任命，到洛邑考察地理，定都于洛邑。或许那时，召公就在想，自己的封国——燕，也应该拥有一座宏伟的城池。
那个名叫“燕”的封国，因临近燕山（大房山）而得名，那里是帝国最北部的一个分封国。再向北，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人扎进去，就没了踪影。有关鬼方——一个凶悍的草原部落的传说，时常伴随着呼啸的北风，从那里隐约传来。尽管有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一千年中，古燕国就已经形成，并有城堡形成、铜器出现，但在召公的时代，与中原相比，遥远的燕，无疑是一片荒蛮之地。
他要用一座城来驯服那片荒远之地，把帝国领袖的旨意落实到边疆人民的心中。当然，那不会是一座空城，他还要用诗、用酒、用楼阁、用青铜器，用各种文雅的礼仪，把这座城充填得满满当当，这些我还要在后面讲述。没有史料记载燕都的建造过程，但它的城墙，如同大地上的矩尺，横平竖直地耸立起来的时候，即使远在洛邑，召公也能感觉到它巨大的存在。尽管在今天的古地图上，它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黑点。
当权者不是在建城，是在完成他们的王朝梦想。那个梦想有着石头的质地，却又不乏艺术的肌理，温情中不失典雅和庄重，像水，温柔、流畅，可以酿酒，进入人们的身体、血液和情感，覆盖帝国的芸芸众生。所以，在政治化的分封制度之上，他们又粘上了一层艺术化的金箔，那就是周礼。周礼，是周朝政治、思想、经济、军事、刑罚、外交、文化、教育、工艺制造、衣食住行必须遵循的准则。这些准则固然是带有规训性的、强硬的，但同时也是文明的、讲求分寸和艺术化的。所有这一切，都凝聚在一本名为《周礼》的书中。从周朝首都到每个分封王国的都城，帝国的城市彼此勾连，环环相扣，像一张大网的网结，维系着王朝的运行。没有礼，凭借分封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完全是一个空壳，只有通过秩序分明的礼，它才有了血肉，才能够行走和运转。
李泽厚把“礼”定义为“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在纷乱扰攘的欲望面前，没有礼，就没有秩序。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必须是服从理性的命令，而不能有任何感性冲动掺杂其间，不能有利己的好恶之心。以理性来克抑感性，是整个康德伦理学的基调。18世纪的康德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而中国早在文明的襁褓岁月中，就奠定了以理性为核心的文明基础，“礼”，就是理性精神的外在体现。此际的中华文明，已经洗去茹毛饮血的荒蛮，由文质彬彬的礼乐注入文明的血液。即使是战争，也是彬彬有“礼”的战争，交战双方都须遵循公认的原则。布阵也有一定的程序，离不开“礼”的约束。世界上哪个民族，能在公元前几世纪就达到如此的文明程度？直到今天，“礼尚往来”，依然是中国人的精神核心。 相传《周礼》为周公所作。周公被古文经学家奉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创制者，后代理学家又把他奉为道统中重要的一环。但中华传统中礼乐文明的刍形，除了周公的创制之外，更有召公的努力。
《周礼》所包含的繁文缛节固然有形式主义之嫌，但没有这样的形式，就没有文明的规范，就无法使先民们走出茹毛饮血的旷野而步入文明的殿堂。至于礼制被绝对化，变成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教条，变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吃人礼教，那是后来的事，也是违背礼的基本精神的。因为规矩带来的不是限制，而是活力。在那座大城内，灯火繁华，酒旗高扬，车马夹带着风声，从街衢间穿过。
在这个追求礼治的王朝中，燕礼最轻，却最为亲切。《鹿鸣》《伐木》《湛露》等诗，描述了燕礼的场面。燕礼所设之饮，以酒为主。如扬之水所说：“诗的时代，几乎一切庄严的、有限止的仪式之后，都接续着轻松的、无限止的歌与酒。庄严自然是真，庄严之后的放松，却不是对庄严的否定，而是接续，只不过换了一个亲切的方式。因此当日之宴饮，不妨说，是生活中的政治，政治中的生活。”
理想的制度，理想的社会，有如规整有秩的城池，在周朝建立起来，在时间中成为一去不返的辉煌，被500年后一个名叫孔丘的后人反复缅怀和追忆。难怪在他们的心中，理想国不再存在于未来，而存在于“郁郁乎文哉”的周朝，更在于天下为公，而非一家一姓所得私有的尧舜之世。
三 神秘的卜甲
3000年后，那座北方大城的灯火繁华已经消失在一片深黄的泥土中，所有战乱中的呼号，与酒醉后的酣歌，也早已变成《诗经》《左传》《国语》《史记》中的繁体字，变成展示窗里的陶器、铜器、玉器、漆器、石器和原始青瓷，如劫难之后的花朵，兀自绽放。
在今天的中国，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是人们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古代都城遗址了。1976至1984年，考古工作者挖开了这座都城的一角，我看见了它的夯土的城墙。1995年又在东城墙北段发现一条用河卵石铺成的排水沟。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标志。古史中的许多城池只能在古籍中出没，而燕都，却为古史提供了有力的地下证据，使北京3000多年的城市历史成为不虚之言。尽管燕国的都城后来几度变迁，甚至离开了如今北京的行政区域，而抵达了河北境内，但它对北京这座城市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大规模的发掘尚未进行，在北京房山董家林村的下面，是前世的城，所有的宫殿、街道、作坊、城门，都被封存在从前的秩序中。
1996年春秋两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队，对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进行考古挖掘。正是在这次考古中，考古学家们在96LG11H108灰坑中发现了三片有字的卜甲，其中一块便是腹甲甲首上刻有“成周”二字的卜甲。
前面已经讲过，“成周”是周朝的首都洛邑，刻有“成周”二字的卜甲为什么出现在燕都的遗址中？有一种可能，就是召公在平叛武庚叛乱时，将这一用于占卜吉凶的卜甲遗落在燕都，在废墟的黄土下沉睡了三千多年。连他都不知道，这一块偶然失去的卜甲对于后世的研究者们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他们在穿越了30多个世纪的黑暗之后突然牵住了他的衣襟。它为已经消失的古人提供了存在的证据，他们将在它的引领下回到从前，那个从前早已经写在故纸堆密密麻麻的繁体字里了。但在那一刻，它突然跳了出来，变得清晰和生动——那是成王二年，公元前1041年，平叛武庚叛乱的战争开始了，“周公和召公是分路进行的：周公征讨的重点在东面和东南，即伐淮夷、奄和薄姑；召公征讨的重点在东北，追击北奔的禄父和其他的反夷。
这样浩大的历史，此时都收缩在那只卜甲中，以它诡秘而优美的裂纹，向我们述说。它像一个古代芯片，以微小的体积凝聚了巨大信息，以至于今天的学者需要千字万字才能将它们释放出来。召公平叛武庚叛乱，是在周成王四年，公元前1039年。它对幽燕地区的意义，张荫麟先生在《中国史纲》里作了如下评价：“周公东征之后，周人的势力才达到他们的‘远东’。就周人向外发展的步骤而论，周公的东征比武王克殷还更重要。”
诵读《诗经·豳风·东山》，我们似乎可以目睹了三千多年前那场湿透人心的雨，体会到了东征军士由战场返乡时的急迫心境：
我徂东山，
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
零雨其濛……
平定叛乱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东北一路的政务实际上由召公管理。这时，他很可能来到燕都，因为燕地是大周王朝东北边疆的咽喉之地，是殷代燕国之所在。途中，他顺路为邢国（今河北邢台一带）受封建城选择地址而占卜。因为成周、邢都与燕都，刚好形成三点一线。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召公是为成周占卜后一路北上的，所以到达燕都时，他没有来得及把成周的卜甲交给成王，而是带在身上，到了燕国，最终遗落在燕国。考古学家认为：“这片占卜‘成周’的卜甲，恰恰在燕国都城遗址被发现，这是召公到达燕国都城的最好证明。”“往事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仍可通过考古发现的珍贵遗物，窥看数千年前的精彩一幕。”
城池，是道路终止之处。所有颠簸的身体，都将在城池中得到安顿。于是，在停顿之外，燕都更是出发之地。在文明的衔接带上，这座城市更像是一只巨大的车轮，在永不停歇地旋转——方形的城，与圆型的轮，是我们从燕都提取出的两个历史意象。有一天，人们或许就在这条大道上，看到兵车上召公的面孔。
我们虽然至今没有看到过有关召公是否到燕国就任的历史证据，但并不等于他没有到过燕都。我真诚地相信，这个伟大的城市一定会为这个伟大的人物而打开城门。
四 防民之口甚于防水
建国之初的领导者似乎都是理想主义者，励精图治，软硬兼施——城市是硬件，它的里面装的是制度和文化的软件。但过不了几代，他们的理想就变成了空壳，最多不过是在城墙上招摇的一面好看的旗帜，在它的下面，是迅速溃烂的现实。
尽管有文王、武王、周公、召公奠定的良好开局，但可怕的王朝周期律，还是没有放过这个朝代。 这个王朝，终于到了要依靠残暴来掩盖它的丑恶的时候。
西周的灭亡始于厉王。厉王在位的时期，刚好是西周历史上危机四伏的时期。但惯于用歌舞升平粉饰太平的王朝已经不习惯于真话，因为真话里包含着许多可怕的不祥的信息，与帝王有关天下太平的想象格格不入。于是，真话成为帝王最忌讳的事物，也进而成为臣民们最忌讳的事物。
此类的恶性循环，在以后的朝代中不断地重演着，直到官逼民反，新的朝代建立，才会暂时终止，但很快又会陷入新的恶性循环中去。前有夏桀、商纣，后有汉成帝刘骜、晋惠帝司马衷，暴君就像一只九命鸟，死了再生，生了再死，世世代代，轮回不已。在中国古代昏君排行榜上，周厉王绝对称不上凤毛麟角。这里还要提到这段历史，是因为它牵扯到我们的主人公——召公，只是，此时距离第一代召公姬奭受封于燕，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所以这个召公非彼召公，而是他的世袭后裔，姓姬名虎，谥号穆公。
召公已经对厉王忍无可忍，于是说：“老百姓忍受不了暴政了！”厉王听了勃然大怒，找到卫国的巫师，让卫巫去监视抨击他的人。然后，按照卫巫的报告，把他们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于是人们都不敢随便说话，路上相见，以目示意，不敢交谈。
周厉王颇为得意，对召公说：“我能消除指责的言论，他们再也不敢吭声了！”
召公回答说：“你这样做是堵住人们的嘴。阻塞老百姓的嘴，好比阻塞河水。河道因堵塞而造成决口，就会伤害更多的人。”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然而对于这样的说法，周厉王并不喜欢，于是老百姓再也不敢公开发表言论指斥他。3年后，人们终于把这个暴君放逐到彘地去了。
暴君逃亡之后，他的太子静慌了神，匆忙躲进召公的府邸。人民群众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立刻把召公的府邸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要杀死太子，报仇雪恨。召公说：“当初我向厉王进谏，厉王不听，才导致他今日的祸患。如果现在杀死厉王的太子，厉王会认为我是因为恨他而进行报复。为君做事，即使身处危境也不能心怀不满，即使有怨气也不能发怒，更何况是为王谋事呢？”说完，召公把自己的儿子献了出来，代厉王的太子受过，而厉王的太子，则得以幸免。
厉王逃走后留下的政治真空，被周公和召公所弥补。召公的名字，因为“周召共和”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永远的刻度。《史记》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这是汉语“共和”一词的词源。正是从周召共和这一年起，中国的历史有了确切的纪年，直到今天，千百年来不曾间断，“周召共和”是我国历史得以保证延续性的重要开端。“共和”是一种执政方式，具有动词性质。“共”是二人或多人协同的意思，“和”字从禾从口，是调五谷以合众口的意思。所以，如果把政事比作众人口味，把执政比作调和众人口味，那么“共和”就是两人或多人协作共事，一起调和大众口味，以达到满足天下大众要求的目的。查寻《史记》，在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中，我们找到了“共和元年”的准确年代——岁次庚申，即公元前841年。
缔造“共和”的周公召公不会想到，他们的继承人们居然撕破了脸皮，展开了漫长而惨烈的战争——公元前475年，中国进入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战国时代”。这不难理解，因为在今天，华丽家族的后裔子孙为了家族财产而打得头破血流鱼死网破，早已不再是新闻。与他们相比，姬姓后裔之间争夺的遗产要更庞大，它不是一个女人、一座宫殿、一座城池，而是整个江山社稷，是帝国的一切。
这时，东西方再度出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在遥远的爱琴海，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87年之间，相继爆发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雅典、底比斯等城邦联合反对斯巴达的科林斯战争。古希腊，这欧洲文明的源泉，变成制造死亡的超级机器，神庙上几乎所有肌肉发达的石雕都在流血，那是战士的血，从他们被砍断的肢体上，一股一股地喷涌而出，溅在石雕上面，直到把它们彻底涂成红色。
欧亚大陆的这一边，在召公姬虎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挽救这个放纵和堕落的王朝了。
哭号与呐喊，遮蔽了周初的宁静。
五 孔孟的失败
周公最担心的情况变成了事实，就是他在《毋逸》中说的：“做父母的，经历过长久的创业，而子孙们却往往不知道创业的艰辛，骄纵奢侈，致使基业毁败。”这表明，任何乌托邦的设计，都有它的弱点；它的效用越大，祸害也可能越大。而这个乌托邦在成功与失败之间的漂移，有时是颇为神秘的，很难掌控。周初的创制者在建造了他们的太阳之城后，试图完全控制它们，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他们的制度，在贪婪的欲望与邪恶的人性面前一败涂地。
这场战乱，是人放纵的本性与理性的约束之间进行的赤裸裸的厮杀，连起码的道德与廉耻都顾不上了。它令深怀“仁者爱人”理想的孔子深感失望，在孔子看来，只有用“礼”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才符合“仁”的要求。法国启蒙时代著名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在读了《论语》的二十篇后说：“它们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此集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于希腊七圣之语。”而相信人性善的孟子，甚至发出了“春秋无义战”的绝望呐喊。孟子认为人性之善自然可以推导出“仁政”与“王道”，而不是眼下的王纲解纽、人性荒芜。而在中原的沃土上渴望收割爱的果实的孔子和孟子所看到的，却是仇恨像洪水一样蔓延，杀戮成为最高的信仰，杀人不眨眼的猛士受到推崇，在他们的英名之下，狼藉的尸首正在旷野上发出一阵阵的恶臭。现实给这两个书呆子以响亮的耳光，他们的公式，在现实面前失去了效用。他们所信仰的仁爱，在凌厉的刀刃面前不堪一击。成功永远属于那些能说会道、给掌权者带来眼前利益的人，而孔孟近乎单纯的理想主义，在掌权者眼里则显得傻得可爱。在这样一个时代，孔子和孟子祭起道德的大旗，无疑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奢望，他们的孤独是注定的，他们的理想主义怎能穿透那野蛮的长夜，他们那在风中摇摆的旗帜必将千疮百孔。孔子的价值，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像出土文物一般，被董仲舒重新挖掘和利用。而孟子则更加不幸，直到一千年后的唐代，才找到他真正的知音，他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为了对抗佛学的强大冲击，韩愈构建出一个从尧、舜、禹、汤，直到文、武、周公、孔、孟的所谓“道统”，重新认识到孟子的价值。而孟子和他的著作的地位迎来历史性的彻底改变，则是在更晚的宋代。面对现实的孟子只能无奈地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敌国”，指的是地位相等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征战的，只有以上伐下，就像当年召公率兵征讨武庚那样，才代表“王道”，被“礼”所允许。如果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看到他们的后代这样“打成一片”，一定会口吐白沫，气绝而亡。 稍早于孔子的时代，约公元前610年，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一个14岁少年王子在出游时目睹了现实的凄惨，内心感到无比的伤感，萌发了出家修道的想法。又过了15年（一说过了5年），他不顾父王的多次劝阻，离开妻儿，舍弃王族生活，在尼连禅河畔的树林中独修苦行。很多年后，他来到伽耶城外那棵著名的荜钵罗树（即菩提树）下，沉思默想。
就在那棵树下，他经过七天七夜的冥想，终于恍然大悟，确信已经洞达了人生痛苦的本源，断除了生老病死的根本，使贪、瞋、痴等烦恼不再起于心头。他觉悟成道，成了佛。成佛后，人们称他为释迦牟尼，尊称为佛陀，意思是大彻大悟的人。这一年，他35岁。
从那一天开始，释迦牟尼传教的脚步遍及古印度。五个多世纪以后，这条菩提之路才蜿蜒抵达东汉时期的中国，并在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传遍中国。带着它洞察一切的睿智微笑，关怀着在长期分裂和战乱中备受煎熬的中国人。
而在战国时代，还没有人知道在南亚次大陆的湿热丛林中，有一位大慈大悲的佛陀正普度众生，只知道周王朝苦心孤诣搭成的伦理大厦，正变得支离破碎。很多年后，人们才会发现这一制度的缺陷——周初的创制者创建的是一个以王者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处于这个结构中心的当然是“奉天承运”的帝王。在中心的外围，则包裹着诸侯、大夫等圆圈，一层一层地向外辐射。由于这些大小不同的圆圈围绕的是同一个圆心，因而它们距离相等却永远也不能相交，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帝王、诸侯、大夫，永远不能互换身份，他们的地位，必须由他们的直接后裔来继承，这使这个同心圆结构成为一个静止的结构。显然，这是一个缺乏奖励机制的制度。帝国的稳定，建立在静止的基础上，那么这样的稳定必然是暂时的和脆弱的，一旦有外在压力迫使结构受损，结局必然悲惨。
周朝灭亡后，新建立的秦朝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的主导地位，郡县首长由中央政府任命，而不是世袭。这一方面保留了同心圆结构——皇帝照例永远居于结构的中心，他的权力也是一层一层地向外辐射的。另一方面汲取了商鞅变法成果，建立了一整套的竞争机制——那些奋勇当先，或果敢有为的人，都有可能突破阶层的限制而跃升为贵族，而从前的贵族也可能因为犯罪而被贬为庶人。商鞅甚至更加大胆，想废除皇帝的世袭制而改用禅让制，让真正有才能的人成为皇帝。它不再依靠虚无缥缈的道德，而只相信实际的能力。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里，只有能够战胜敌人的人才是道德的。这个王朝创造了一个动态的同心圆结构，因而它能转动起来，最终成为一辆巨大的战车，从黄土高原飞奔而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抵挡它所积累的巨大的势能。
秦汉以后，虽然仍有朝代对于分封制所建立的金字塔形权力体系一往情深，但这些朝代，如汉、唐，分封基本上是虚封，即只赐封号，不赐土地。同时，既不拘泥于《礼记》中的教条，又把礼的精神继承下来，对建立在血缘伦理基础上的儒家学说有保留、有继承，也有改造。这表明帝国的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在保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恰当的调适，这也是帝国体制在这块土地上长期延续、两千年不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周朝的设计缺陷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这样的缺陷在建国之初很容易被一片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氛所掩盖，但时间一久，就露出原形了。
但无论这样的制度如何完美，它为独裁者服务的目的都是一目了然的。制度是用来约束人的，但人同样可以驯服制度，使它变得俯首帖耳——历史上的暴君，从来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这使它变成一种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悖论。顾准先生曾写道：“你读《尚书》，周公有以文王艰苦创业的故事以及殷 纣王沉湎酒色以致亡国的故事教导后代帝王的。专制主义本来必定一代不如一代，必定愈来愈腐化堕落……”制度存在，是因为他们需要它，等他们觉得它是障碍时，制度就荡然无存了——它最终将沦为一套没有人相信的空洞说教。
伤心失望的孟子在公元前329年、约43岁的年纪，第一次来到当时的强国——齐国。原打算在齐威王面前露上一手的孟子，最终却把自己的热脸贴在了齐威王的冷屁股上。原因是他那一套仁义道德在战国的丛林竞争中显得过于迂腐。
而召公建立的燕国，在孟子心有不甘地再次到达齐国后发生了一场内乱。内乱的起因，是燕王哙把君位让给了大臣子之；而子之的独断专行，把这个曾经强大的诸侯国变成一片狼藉。齐宣王问政于孟子，并采纳了孟子的建议，乘虚而入，50日破燕，占领燕国。
燕国国破之际，公元前312年，也就是周赧王三年，燕国的太子平继位，就是燕昭王。燕昭王即位后，励精图治，试图恢复当年的秩序、庄严和繁荣。他采纳郭隗的建议，招贤纳士，“千金买骨”，造成各国士人“争趋燕”的热闹局面，使弱小的燕国很快成为人才汇集之地。其中三大才子，在历史上永远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是：苏秦、乐毅、邹衍。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率领赵、楚、韩、魏、燕五国的联合部队向齐国发起复仇之战，一直打进齐国的国都临淄，齐缗王仓皇逃窜，去向不明。作为战果，乐毅甚至将齐国用于祭祀的礼器都运回燕国，对于齐国来说，这无疑是奇耻大辱。
身在齐国的孟子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却给了乐毅成功的机会。燕昭王即位的第二年，将近60岁的孟子，心情黯然地离开齐国。
乐毅在功成名就之后，最终死在燕国。位于北京房山区官道镇富庄村东的乐毅墓，是他最后的归宿。这是一座有着呈圆形土宝顶的巨大坟墓，封土高达10余米，占地约4亩。墓前立一石碑，碑上刻的“望诸君墓”四个大字，还依稀可辨。
孟子不能拯救齐国，乐毅也不能拯救燕国，只有商鞅这个冷血动物是例外，他成就了铁血的秦国。公元前228年，秦军逼近燕国，没有还手之力的燕太子丹只能使出他最后的一招——实施“斩首行动”，派遣荆轲和他的13岁的助手秦舞阳涉过永定河，穿过大防岭前的大平原，前往秦国，行刺秦王嬴政。但是随着荆轲在咸阳宫铜柱前被惊恐不已的秦王用长剑刺出一个又一个的血窟窿，燕国最后的生存希望破灭了。荆轲就像他留下的那句千古绝唱一样，“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来的是秦国的大军，如潮水般，冲击着燕都的城墙。这一次，曾经灯火繁华的燕国首都彻底地毁灭了。觥筹里的酒、竹简上的诗，在战火中像泡沫一样翻飞，当它们缓缓地落下来以后，这座都市里，就一切都不存在了。
它以可怕的寂静，等待着一个黑色身影的到来。
那颗世代传诵的棠树，则仿佛离乱中的孤儿，没有人知道它的去向。但每到春风又起，人们会看到无数棵新树，在复苏的原野上，飘撒前世的花瓣。
责任编辑 张颐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