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禺的《雷雨》和石川达三的《敞开的门》分别出自中日两国作家之手。两部作品都取材于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阶层,在人物塑造上类型及特点突出,具有层次感与可对照性;在主题表现上都具有社会批判性格,透视出两位作家所共同具有的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与审美情趣。
关键词:曹禺 石川达三 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观 审美情趣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曹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戏剧家,《雷雨》为其成名之作。石川达三是日本当代社会派代表作家,《敞开的门》是其表现当今日本社会、家庭问题的代表作之一。两部作品分别出自中日两国作家之手,一部是小说,一部是戏剧,而且它们所处的时代也有一定差异。这些固然不容易去比较、评点,但在作品的其他许多方面,尤其是人物塑造与主题意识上,两部作品有着极为相同或相似之处,仍具有一定的对照比较意义。
一 “苦难”的肇始者――周朴园与内藤总吉
曹禺在《雷雨》中成功地完成了对周朴园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周朴园是某大煤矿的资本家,在他身上流淌着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家长的性格。他在家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习惯于把自己的话当作法律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在表面上呈现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而实际上却满是虚伪和狡诈。三十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浪荡公子时,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而花言巧语地欺骗了作为佣人的侍萍,并生下了大儿子周萍。后来他为了娶蘩漪这位富家小姐进门,大年三十就逼着生第二个孩子才三天的侍萍离家出走。侍萍无奈,在绝望中投河自尽,被人救起后嫁给普通百姓鲁贵。周朴园一直认为她已不在人世,为了表示其“赎罪”的心情,时常摆出了一副“良心发现”的姿态,伪善地保留了侍萍从前喜欢的家具等,并且告诫周萍要记住自己的生母。然而,当三十年前的侍萍真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马上考虑到自己的尊严和名誉,因而惊慌失措,并赤裸裸地露出了凶狠的面孔:
“你!你不是死了吗?你来干什么?你说你想要多少钱?”
通过这一对话,便可以看出,在对待原为侍女的侍萍的关系上,周朴园所表现出的原本就是肉体和金钱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敞开的门》。它创作于日本经济走向全面发展并呈现出繁荣的20世纪70年代。作品中苦难的肇始者――内藤奎治的“父亲”内藤总吉,原是国会议员,以后又担任过某公司的顾问,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很显赫。作家将其设定为一个过世的人物,其人格按内藤奎治的母亲的话来说“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月有十几天不在家”,等等。内藤总吉在前妻去世之后,便娶了比他小27岁的佐和子做了二房,整天沉迷于歌舞酒色之中。内藤奎治的母亲在嫁给内藤总吉之前,是一名艺妓,一直与他存有瓜葛。当时佐和子年轻貌美、会调和人情等,这些都紧紧地拴着内藤总吉的心。内藤总吉不可一世,挥霍无度,薄情好色。他把佐和子迎入家门的同时,又将佐和子的妹妹春子收为小妾在另一处供养,并在他死前留有一女。内藤奎治的母亲自嫁给内藤总吉后,表面上看似乎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可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对曾是艺妓的佐和子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她深谙风月场上那些“花情柳事”。由于她难已忍受丈夫对她的冷漠,又无法重返原来的艺妓生活,于是逐渐地同内藤总吉前妻的儿子有了来往,以至于发生关系,并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名义上是内藤总吉的儿子,而实际的情形却只有佐和子最为知晓。由于丈夫同时和妹妹春子有着肉体关系,所以她嫉妒妹妹同自己争夺丈夫,并因此多年坚持不同妹妹正面来往。这就给内藤奎治与户七重(内藤总吉和春子所生)的恋爱埋下了人生中悲剧的伏笔。佐和子为了避人耳目,隐瞒一些事实真相,在丈夫过世后便过起了隐居生活。她闭而不谈奎治的“哥哥”为什么会离家出走且多年杳无音信,也从未告诉奎治他还有一个姨母和“表妹”。但她万万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儿子奎治竟然会同妹妹的女儿谈恋爱。她感到事情不妙,但又不愿揭开其真相。于是她总是阻拦此事。但是对于奎治和七重这两个年轻人来说,他们怎么会知道新的悲剧的产生正是由于老一辈的伦理道德上的败坏才造成的呢!
对照周朴园与内藤总吉的两个人物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曹禺是将《雷雨》中的周朴园直接放在了“现在”这样一个看得见的环境之中,那么,石川达三在《敞开的门》中是将内藤总吉置于一个“过去”的位置之上。《雷雨》中的周朴园可以说是一个活着的幽灵,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双重性格。他的这种性格,时时地跟随着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而暴露出来,继而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令人时常感到压抑、恐惧、愤怒。可以说,《敞开的门》中关于内藤总吉的描写很少,而且大多为间接地由他人口述来完成。但他好像“游魂”一样在每个人物的眼前飘动,而且始终左右着这场人生的游戏。总之,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中都带有“虚伪”和“自私”,这一点完全可以超越两个国度、两个民族来看待。另外,内藤总吉的性格可以概括为游乐、自私,而周朴园的性格中更多地体现了虚伪、自私,他们都是制造这两个家庭不幸的苦难之源。
二 “痛苦”的承受者――蘩漪与佐和子
《雷雨》中的女主人公蘩漪,其身上带有一种任性、傲慢并向往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自由、平等的性格特征,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女性的基本表现。她被周朴园看中后走进了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周公馆,过上了一种与世隔绝的修女式的生活。虽然衣食住行无忧,但没有快乐和自由。由于蘩漪不甘心做周家的“贤妻良母”,又不能脱离周家,便形成了她那种被一再压抑的心理世界,于是她同周朴园前妻的儿子周萍产生了恋情,同周萍的爱恋唤起她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或者说,至少填补了她在生理上的要求和心理上的空虚。她不愿撒开这棵拯救她未来人生的唯一的可以抓得着的“救命稻草”。但周萍不久因对这种有悖人伦的情感关系感到了悔恨和厌恶,最终抛弃了蘩漪,这给她以致命的打击。
与《雷雨》中的女主人公蘩漪相对的是《敞开的门》中的女主人公佐和子。她是近代日本社会中的一个典型的带有封建传统和现代观念的女性形象。她是内藤总吉的后妻,年纪近六十岁,年轻时亮丽可人,有着艺妓的生活经历,如今孤身一人在家,偶尔教附近的几个孩子弹三弦琴。由于曾经沦落风尘,因而一直保持着爱施粉黛的习惯。佐和子在进入内藤家之前,已与内藤总吉在关系上发展成为情人。当内藤总吉的前妻去世后,佐和子很快就成为了这个家庭新的女主人。可是,她只是在法律或者说名义上成为了内藤总吉的妻子,获得了一个虚假的名分,却没有得到他的真爱。尽管她也为此作过许多努力,力争使自己被看作是真正的“从良”,但这些对于喜欢游戏生活的内藤总吉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们的感情、婚姻、家庭本来就不是这样开始的。短暂的快乐和长期的寂寞,这些对于曾经痴情的她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她一方面要为了满足自己生理、心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报复内藤总吉,便同其长子英吉发生了关系,并最终生下了内藤奎治。
以上两个人在婚姻与爱情上都笼罩着悲剧的命运色彩。周朴园也好,内藤总吉也罢,他们都是些逢场作戏,专为自己所打算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妻子移情、腐化也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正是由于蘩漪和佐和子处于一个被封闭的环境之中,无法同外界交往,所以她们都自然地选择了身边的人。蘩漪同周萍的偷情、佐和子同奎治的“哥哥”的媾和恰好说明了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蘩漪由于出生于中国大家庭,再加上年轻,这样在性格上更多地表现为外露,而佐和子年轻时生活在日本下层社会,因而在性格上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内敛。
三 恶之花――内藤奎治、户七重与周萍、四凤
曹禺在《雷雨》中还塑造了周萍和四凤这两个人物形象。周萍是周朴园的长子,周公馆里的大少爷。他本为主人周朴园和佣人侍萍所生,因受制于周朴园的封建家庭礼教,不敢冲出家门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但他在精神上时常感到空虚无聊。作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长子,他首先继承了父亲周朴园的衣钵――追逐女人、孤独而冷漠。他同继母蘩漪产生了恋情并占有了她,这也是他填补自己空虚无聊的最直接的也是最可能的一种方式。但他并没有摆脱孤独,况且同父亲的后妻―自己的继母的这种乱伦关系毕竟是带有不道德和极大冒险性质的行为,另外在蘩漪身上最终还是缺少在他看来的那种青春活力、激情。所以当他发现了年轻充满活力的四凤时,就抛弃了蘩漪而爱上了四凤。作品将周萍和四凤设定为异父同母完全是为了突出这种悲剧的效果,也是对人间伦理道德的一种反面的阐述。周萍一出生便带有悲剧色彩,这一点同《敞开的门》中的内藤奎治的命运有着极其相似的一面。他们都是生活在带有封建思想的、没落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新一代。周萍同继母的关系暴露之后,尽管没有被逐出家门,但他始终是一个同家庭相联系又相背离的败北者的形象。四凤同《敞开的门》中的七重有着特别相近的一面。虽然她不像七重那样从小就失去父亲,但她却有着一个自私自利、趋炎附势的爸爸――鲁贵。由于父亲的不勤奋加之母亲以前的不幸遭遇,四凤一家始终生活在一个贫穷破落的环境之中,这就在客观上培养了她勤劳、朴素和自强的性格。当然作为一个处于豆蔻年华的少女,她不可能不向往着真正的爱情、美好的家庭等等。周萍的一切、包括他对四凤的言语表现,这些都在客观上感动了她,她认为这个世界是有真正爱情的,而且真正爱情也应该是没有所谓门第等级的区分的……。
与《雷雨》相对,《敞开的门》中另一组典型人物形象是内藤奎治和户七重。内藤奎治在一家医院工作,已年过三十,至今尚未娶妻。他在银座附近的一个画廊里认识了事务员户七重。跟户七重第一次见面,奎治便被七重迷住了,仿佛从灵魂上受到了一种震撼。他认为这也许就是前世有缘,两人就应该结合在一起。或者可以说,直到户七重出现后,他才开始认真地考虑起爱情和婚姻来。而户七重自出场就被置于了悲剧主义的色彩之中。首先从出身上看,她本来就是一个私生女,从小就没有一个给她关怀和爱护的父亲。她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惨淡人生。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她,自然形成了一种保护自己,珍视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的生活概念。但她也向往爱情,也想建立自己的爱巢,不过她更怕在此事上受到打击。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内藤总吉,也不清楚自己还有一个姨母。她为自己的出生和缺少父爱而时时感到卑怯。但当她知道自己的父亲也是内藤奎治的“父亲”时,她的心情已由原来的卑怯转而变成了一种怨恨。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想着她腹中的孩子,代替痛苦泪水的是她当时表现出的反抗,她想以死来解决目前的一切之痛苦。而这一切又怎么可以通过一死来了结呢!
四 结语
综观曹禺的《雷雨》和石川达三的《敞开的门》,尽管两部作品分别出自中日两国作家之手,有着相当的个人审美与道德标准的差异,且反映的时代及社会背景乃至历史文化等都有一定的不同,但在人物塑造上确有许多共通之处,都强调了上下两代人的因果连带性、社会的影响,进而反映了两位作家对乱伦及性放纵进行批判的严肃的人生态度。而从国家和民族的大角度来说,其实这两部作品本无太多的联系或者说可比性,但是,两种环境、两个时代酿成了近乎相似的两个家庭的人生悲剧,这种“梅红樱粉”后的腐化尽管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但在其中却蕴藏着一种必然。那就是,畸形而颓废的社会肯定会产生出不正当的人间伦理,不正当的人间伦理肯定会产生出悖谬的人际关系,悖谬的人际关系包括性爱不管在何时何处都可能开出“恶之花”。
参考文献:
[1] 曹禺:《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石川达三:《敞开的门》,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刘振生,男,1962―,辽宁昌图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工作单位:大连民族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