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不少对儿童读者有强烈吸引力、适合他们阅读的童话作品,这些作品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从教几十年的蒲松龄的儿童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劝善惩恶的“救世婆心”,注重对下一代的思想品德教育,重视对少年儿童的理解与关爱等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蒲松龄 《聊斋志异》 童话 儿童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一部有魅力的作品,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仅吸引着成人读者,对儿童读者也有不小的影响力。聊斋世界中奇异的幻想色彩,花妖狐魅们神秘的身影,离奇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令不少人在孩童时代即对它产生深深的迷恋。《聊斋志异》中不少作品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有一定启迪,而且在审美艺术特征方面具有丰富的儿童文学因素,如形象可感的手法,奇妙的幻想,以及通过幻想折射式地反映现实等,与现代意义上的童话有很多相似之处,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童话是“指符合儿童想象方式的、富有幻想性的奇妙故事”,在现代儿童文学史上是一种专为儿童创作、深受儿童欢迎的独特文体。“聊斋”童话虽然不一定是专为儿童创作的,但在艺术表达上却与现代童话有异曲同工之处,它常常运用拟人、夸张、幽默、荒诞、巧合、象征等童话作品常用的颇具幻想色彩的手法,使作品具体、形象、生动,富有趣味性,容易被儿童认可、接受。这些适合儿童阅读的童话作品在《聊斋志异》中至少有上百篇,可视为古代的儿童文学作品。
《聊斋志异》有如此多的适合儿童阅读的童话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蒲松龄的儿童教育观有密切关系。作为一名从事教育工作近五十年的教书先生,蒲松龄有着很强的教育意识。学者于天池认为他既是一个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教育家”,原因是:“他具有教育家的精神和自觉意识,具有比较系统而丰富的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热心乡里的教育事业,并做了许多诸如包括编写乡土教材的实际工作。”他还认为:
“在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中,《聊斋志异》是最具有教育意味的文言小说集,同时也是文学上最成功的具有教育精神的小说集。”
蒲松龄的教育思想贯穿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其中包括儿童教育思想,它透过生动的故事、形象的人物、幻想性的艺术表现,启迪儿童读者。
蒲松龄的教育思想比较丰富,在“聊斋”童话中的儿童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劝善惩恶的“救世婆心”
蒲松龄的长子蒲箬在《祭父文》中提到蒲松龄创作的宗旨:
“故诗赋词章,集而帙者凡千余首,序表婚启寿屏祭幛等文,计四百余篇;暮年著《聊斋志异》八卷,每卷各数万言,……大抵皆愤抑无聊,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非仅为谈谐调笑已也。”
在《柳泉公行述》中,蒲箬也指出《聊斋志异》等创作的原因:
“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于一编之中。”
无论是“劝善惩恶之心”抑或是“救世婆心”,均可见蒲松龄作为教育家强烈的责任感及一颗善良之心。
蒲松龄的著作大多是本着教育家的责任和善良而创作的。除了创作《聊斋志异》和诗、词、赋、文、俚曲,蒲松龄还编写过不少具有实用价值的通俗书籍,如《省身语录》、《怀刑录》、《农桑经》、《药祟书》、《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家政外编》、《家政内编》等,这些书籍就像生活的百科全书,为的是服务乡里百姓,善良之心令人感动。如他曾编写《药祟书》,并在序中提到编书的意图:
“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但病有百端,而仅为四十部,殊觉荒率,而较之在《纲目》者,则差有涯岸可寻矣。……”
虽然此书今已不传,但从序中,我们仍可以深深体察到蒲松龄的内心包含着一颗真正的“救世婆心”――苦乡邻之苦,急乡邻之急,为贫苦民众着想。他不是一个清高的教育家,而是一个亲切的内心充满悲悯的长者,是具有平民色彩的教育家。
但蒲松龄这种善良的“救世婆心”是以鲜明的爱憎为基础的,他的善良是有原则的。他是一个嫉恶如仇、性情耿直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他对于善与恶的态度非常鲜明。蒲松龄对善行从不吝赞美之词,并积极推行。如对乡间修桥补路等有益百姓的事情,他总是积极参与,并大加呼吁。他的《连三沟募修桥序》,先写吴村一道沟壑多路难行之各种情状,并以自己行路难的切身体会谈修路之必要,为一、二“近村居人”倡修路之建议“得我心”而欢呼,极力呼吁众人解囊共行善举,并以行善为乐事:
“窃意由此道者,以为坦我途而乐之;即不由此道者,亦以为种我福而从之也。”
而对危害百姓的行为,蒲松龄则会拍案而起,激愤直言。蒲箬也曾指出父亲是一个正直不阿的人:“唯是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显贵。”蒲松龄曾写《上孙给谏书》,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孙蕙其家人在乡间的种种劣行,指责孙蕙纵容包庇族人的恶行。蒲松龄的“伉直”很执着,甚至年逾古稀仍不改这种秉性。71岁时,他曾为淄川蠹漕康利贞得到名士王士等人的举荐将官复原职一事,愤然致书王士等人,劝王司寇不要向县令举荐此人。凡此种种,均可见蒲松龄爱憎分明的生活态度。
正是基于这份正直,蒲松龄也常在《聊斋志异》中表达一个教育家劝善惩恶的鲜明倾向,“聊斋”童话作品即有着清明澄澈的善恶观。在卷一第一篇《考城隍》中,关帝给有“仁孝之心”的宋公延寿九年,让他尽孝道为母亲送终后才离开人世,从中褒扬宋公的善心。作品还借宋公“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观点,表明他毫不虚伪、独特鲜明的善恶观。评点家但明伦评此篇是“一部大文章,以此开宗明义”,“有心为善四句,自揭立言之本旨,即以明造物赏罚之大公”。蒲松龄善恶分明的“救世婆心”,宣言式地在第一篇作品表现出来。又如《九山王》写曹州李生无端烧死老狐族人,老狐誓言报灭族之仇,后化为南山翁,诱李生造反,李自号“九山王”,最终被朝廷所灭,老狐得以报灭族之仇。这是一个以恶报恶的故事。李生对老狐一族无端“阴怀杀机”并付诸行动,这在作者看来是有心为恶,很过分;而老狐的报复能实现,主要是因李生本身的异心与贪婪,是对他有心为恶的严惩。无论是《考城隍》、《王六郎》、《娇娜》、《王成》、《乔女》等对善的褒扬,抑或是《鹰虎神》、《九山王》、《云翠仙》、《梦狼》、《聂政》、《席方平》等对恶的严惩,都体现了扬善惩恶的精神。而“劝惩教育是《聊斋志异》创作动机和内容的重要方面”。
在劝善惩恶中,我们还能看到蒲松龄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宽容。对于本质善良的人犯错,蒲松龄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体现了他的“救世婆心”。于天池认为蒲松龄劝惩教育的目的“往往在于人的自新上,表现了教育家的宽容,以及教育的本质在于人的自新自励上”。如《瞳人语》中的方栋,因在郊外轻薄芙蓉城七郎子的新婚妻子,得了严重眼疾,目不能视,“百药无效,懊闷欲绝。颇思自忏悔。”后常诵《光明经》以表忏悔,一年后终于能重见光明,“由是益自检束,乡中称盛德焉。”对于方栋的改过自新,蒲松龄感叹道:
“轻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于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惨报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岂菩萨现身耶?然小郎君生辟门户,鬼神虽恶,亦何尝不许人自新哉!”
在《王成》中,王成戒懒惰终于过上富足的生活。《赵城虎》中的那只吞吃了赵城老妪独子的老虎,赎罪尽孝,奉养老人,后被士人立“义虎祠”纪念。《细柳》中的长福历经挫折改掉“娇惰不肯读”的不良习性,“勤身锐虑”,终于“三年游泮”,学有所成,还中了举人;长福的弟弟长怙懒惰怕吃苦,且染上嫖赌恶习,经过牢狱之灾终于“痛自悔”,“家中诸务,经理维勤”,最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这些改过自新的例子,都是蒲松龄“救世婆心”的形象诠释。
劝善惩恶的“救世婆心”是蒲松龄的基本教育理念。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劝善惩恶的传统教育思想在蒲松龄身上及其《聊斋志异》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他的教育理念通过“聊斋”童话以生动感人的文学方式灌输给儿童,让儿童读者在放飞想象享受阅读故事快乐的同时,得到心灵的启迪,比传统的教化更形象生动,也更有感染力。
二 注重对下一代的思想品德教育
基于劝善惩恶的教育理念,从教数十年的蒲松龄还特别重视对下一代的思想品德教育,体现了教育家对青年、儿童的关注和责任感。他编写的许多通俗书籍,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重要目的:为后代子孙。如在《〈农桑经〉序》中,66岁的蒲松龄说明自己编书的目的:
“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昔韩氏有《农训》,其言井井,可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余读而善之。中或言不尽道,或行于彼不能行于此,因妄为增删,又博采古人之论蚕者,集为一书,附诸其后,虽不能化天下,庶可以贻子孙云尔。”
这段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平民教育家的朴素:一是重视对人们劳动观念的教育;二是重视对民众、下一代的教化。他在年轻时曾坐馆王永印(字八垓)家,并写《为人要则》,在小序中他交待了写作原因:
“王八垓兄有感于世情之薄,命十二题属余为文,以教子弟,亦见其忧虑之心也。遂率撰之。”
他从“正心、立身、劝善、徙义、急难、救过、重信、轻利、纳益、远损、释怨、戒戏”十二个方面,全面诠释了对下一代进行为人处事品德教育的理解。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58岁的蒲松龄编写了《小学节要》一书,在《跋》中他写道:
“小学之书,教人以事亲敬长之节,威仪进退之文,良足发人德行,真不啻取天下之童蒙而胎教之也。”
在此,他明确表明了编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天下童蒙”懂得各种礼节,从而培养人的德行。重视对下一代的思想品德教育,是蒲松龄几十年来一直奉行的又一教育理念。
在“聊斋”童话中有不少作品体现了蒲松龄对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视,这些教育主要包括善、孝、义、智、友、爱等的教育。扬善惩恶的教育上文已涉及,在下文不再赘言。蒲松龄常通过作品对读者进行“孝”的教育。《张诚》写了张诚对同父异母哥哥张讷的兄弟情深。他常背着虐待张讷的母亲帮助张讷。后张诚失踪,张讷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找到了张诚。作者通过少年张诚的形象,歌颂了孝悌人伦之情,对儿童的教育意义十分明显。又如《汪士秀》、《于江》、《商三官》等都是对少年孝子的肯定和歌颂。《赵城虎》、《二班》则通过拟人手法写动物的孝心,使“孝”的观念更为形象和生动,更容易打动儿童的心灵。蒲松龄还常常在作品中对读者进行“义”的教育。《崔猛》中崔猛、李申的路见不平,见义勇为,可谓大快人心。《义犬》中,被商人解救的小狗奋力救护遇难的商人,可谓有情有义。《二班》、《毛大福》均写了动物对恩人的义举。《禽侠》写侠鸟义杀吞食小鸟的大蛇。无论是人的义还是动物的义,都透过生动的故事诠释出作家对“义”的理解,对儿童进行的“义”的教育。蒲松龄还常在作品中肯定机智的行为。如《贾儿》对年仅十岁的贾儿机智勇敢地杀狐救母,铺写得淋漓尽致。《狼三则》、《牧竖》都是写人机智对付恶狼的故事,后者的主角是两位牧童。这些关于“智”的有趣故事同样能启迪儿童,告诉他们生活是需要智慧的。儿童在成长中十分渴望友情,对儿童进行关于友情的教育是很有必要的,蒲松龄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为人要则》“远损”一则中,他列举了一些损友的所作所为,告诫弟子要远离损友。在《聊斋志异》关于友情的篇目里,他形象地向儿童诠释了真正友情的内涵。无论是写人与鬼之间真诚友谊的《王六郎》、《陆判》,还是写人与狐之间友情的《娇娜》、《酒友》、《胡四相公》、《刘亮采》,抑或写人与人知己之情的《田七郎》、《乔女》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坦诚相见、真挚相交、不计较金钱、荣誉与地位,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高尚情操。“聊斋”童话还对读者进行“爱”的教育,这种“爱”有父子、兄弟、夫妻、长幼等的人伦之爱,如《张老相公》的为妻女报仇,《斫蟒》的弟弟奋力救出蛇口中的哥哥,《侠女》、《商三官》《于江》、《汪士秀》的为父报仇,都是出于人伦之爱。这“爱”还有仁爱,如《王六郎》、《水莽草》、《柳秀才》中鬼与神的仁爱之心,令人动容。这“爱”当然还包括了男女之情爱。“聊斋”童话所表现的男女爱情,大多是真挚、美好、感人的,如写人与人相爱的《连城》、《阿宝》、《瑞云》,人与狐相爱的《婴宁》、《青凤》、《小翠》、《辛十四娘》,人与神相爱的《西湖主》、《翩翩》、《织成》,人与鬼相爱的《聂小倩》、《小谢》,或人与其他异类相爱的《黄英》、《绿衣女》、《花姑子》、《竹青》,无不通过曲折神奇的故事展现了爱情的美好与感人,让儿童读者认识到真爱的美好与价值。
由此可见,“聊斋”童话对儿童的品德教育是多方面的,体现了一个教育家对儿童健康成长的道德关怀。
三 重视对少年儿童的理解与关爱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对儿童有充分认识的人,蒲松龄还表现出他对少年儿童的理解,对他们的能力也作了充分的肯定,体现了教育家对下一代由衷的关爱。
在蒲松龄的不少文章中,可发现他对下一代的关爱之情。在《贺安凤泉子游武泮序》一文中,他充分肯定了青少年的潜能:
“旦夫神龙之露角也,必有云气随之,迅雷之发声也,必有疾电先之;凡物之灵者,将欲脱囊而出,为世祥瑞,方其露颖之始,即矫然与凡殊异,何必待激水扬鳞,翻河破屋,而后知其神灵怪异也哉!”
这是蒲松龄对安凤泉“少而英敏”的长子的才华的肯定,也是对如这位武秀才那样“欲脱囊而出”、“露颖之始”的青少年能力的肯定,并对他们充满期待和信心:
“是亦将雨之云,而未雷之电,其昂霄破壁,宁俟察而知之耶?”
他还劝勉安秀才切忌骄傲:
“然头角崭异,已足翘首乎龙骧,而毛羽丰满,尚需泽文于豹雾,安生勉乎哉!”
这些都体现了他身为长辈对晚辈的殷殷关怀和教育家的本色。在《贺章丘县周素心入泮序》一文中,他对周素心童年时的聪颖与才华也充满欣赏:
“周生少颖异,总角能文,即为缙绅长者所器重,凡令章者,无不为孺子悬榻焉。”
出自对少年儿童才华的认同,他对周生后来被不公平的科举制度捉弄愤愤不平,为他“文章憎命”的多乖命运惋惜,为他“殊落落不为意,怀渊若,志者若,因而文气益苍苍江海若”的襟怀和毅力感动,更为他终于考上秀才而欢欣,并寄予厚望与祝愿:
“盖以其积也既久,其发也将不可量,倘所云‘不飞则已,飞则冲天’者非耶?九万里而上,九万里而南,行且予望之矣!”
其对下一代的爱惜之情溢于言表。
出于对少年儿童才华的理解和爱惜,蒲松龄对如何培养下一代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贺毕反予公子入武庠序》中,他对毕翁培养儿子的方法十分欣赏:
“夫竹种者培沃壤,灌清泉,根既固,发则郁勃,未几而合握,而参天,而子茂于母,孙巨于祖,业而居成林焉;而方其初萌也,茁茁一线儿。翁培善根久,萌生矣。”
“培沃壤,灌清泉”、“培善根”,教之有方,才可以“子茂于母,孙巨于祖”,一代更胜一代,这是蒲松龄对培养人才的看法。
在“聊斋”童话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蒲松龄对少年儿童的理解与欣赏。在作品中,他塑造了不少儿童的形象,(也包括十几岁的少年形象。据现代儿童观,18岁之前的未成年人均为儿童),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如《斫蟒》中,从蟒蛇口中勇救兄长的胡家弟弟,《贾儿》中消灭狐狸精智救母亲的10岁孩童,《商三官》中女扮男装勇杀杀父仇人的16岁少女商三官,《于江》中夜卧田野杀死食父恶狼的16岁少年于江等。他们在困难或凶恶的对手面前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镇定,凭借自己的力量证明自己的能力,让大人不敢小觑他们。他们以行动向一直对他们不以为然的大人们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还有如《娇娜》中精通医术、有医者之仁慈的少女娇娜,《婴宁》中14岁即考上秀才“绝惠”而又痴情的少年王子服,《罗刹海市》中14岁“入郡庠,即知名”的才华横溢的翩翩美少年马骥,《颜氏》中“少惠”而读书过目不忘满腹经纶的少年“女学士”颜氏,《小翠》中爱笑“善谑”又聪颖多谋的狐女小翠,这些少男少女都是绝顶聪明,富有才华的人,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让人们刮目相看。这就是蒲松龄心目中的少年儿童。他把少年儿童放在了与成年人一样重要的地位,肯定、欣赏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并以平等与尊重的心态对待他们,这在当时应是一种超前的儿童观,与现代儿童观相通。
蒲松龄对少年儿童的理解欣赏与爱护还通过一些教书先生的形象表现出来。《娇娜》中的孔雪笠,对聪慧而“过目成咏”的少年皇甫公子(实是狐仙)喜爱有加,尽管皇甫公子以师礼敬之,孔生却以友相待,他们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在孔生的精心指导下,皇甫公子“二三月后,命笔警绝”;《叶生》中的叶生,虽因科场失利黯然离世,但鬼魂依然给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县令丁乘鹤的儿子当塾师,对“绝惠”的弟子倾尽心力,终使这位聪明的弟子“中亚魁”;《张诚》中那严厉的塾师,当他得知张诚因帮助兄长而逃学的真相后,“叹其贤,遂不之禁”,再也不责怪关爱兄长的张诚,这是对张诚孝悌的理解与肯定;《小谢》中的陶望三,给两位聪明顽皮的女鬼秋容和小谢当老师,他针对两人的特点因材施教,并常对她们的进步给予赞赏,使两人学有所成。他还给小谢的弟弟三郎当老师,令他与喜吟诗的秋容共执一经,数月便使聪慧的三郎能吟诗酬唱了。这些塾师对自己弟子是了解、理解和爱护的,并对他们悉心教育,“培沃壤,灌清泉”、“培善根”,因材施教且教导有方,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弟子的深切关爱,看到了教育工作者一颗真挚的心。蒲松龄对教育、培养儿童的态度、方法也通过这些塾师的形象得以具体表现。
显然,蒲松龄的教育思想(包括关于儿童的教育思想)对他的创作是有深刻影响的,他对劝善惩恶理念的坚持,对儿童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视,对少年儿童的理解与关爱,自然渗透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使“聊斋”童话作品能被儿童理解、喜爱并打动他们的心灵,让儿童在神奇幻想世界遨游的同时,认识、感悟生活,获得人生的启迪。在今天,蒲松龄的儿童教育思想对于关注儿童成长的人们,同样有着重要的启发。
参考文献:
[1] 方卫平、王昆建:《儿童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 于天池:《论蒲松龄的教育思想与〈聊斋志异〉的教育精神》,《蒲松龄研究》,1999年第2期。
[3] 蒲箬,路大荒整理:《祭父文》,《蒲松龄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 蒲箬,路大荒整理:《柳泉公行述》,《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 蒲松龄,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6] 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作者简介:何敏怡,女,1965―,广东丰顺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儿童文学,工作单位: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