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时在陪都重庆的吴稚晖撰写了《四十年前之小故事》一文，表达了他对这位“托交游者过四十年”老友的深深怀念之情。这对有着四十年交情的老友，不仅情谊深厚，而且还有着十分相近的人生经历。
同是科举道上人
蔡元培与吴稚晖都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吴稚晖的生日在1865年3月25日，蔡元培则在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这一时期的人，只要家中稍有经济实力，一般都会在其幼童时便延请老师到家设塾，或被送入他人所设的学馆中接受传统教育。当然，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搏取科举功名，以光宗耀祖或改变个人及家庭的命运。
蔡元培的祖父是经营典当业的，父亲则经营钱庄。蔡家在元培父亲过世之前，家境尚属中等，在绍兴也算是有钱的“小康”之家。蔡元培虚岁6岁那年，家中便请了一位姓周的老师到家设塾授教。
从1872年虚龄6岁聘请塾师教读，到1883年17岁考取秀才，蔡元培接受私塾教育前后整整十年。此后，他不再专治举子业，但仍然沿着科举业前行。在1884－1885两年里，蔡元培先后在姚家和单家执教，同时借书自习准备进一步的科考。后又到同乡徐家陪读、校书，徐氏兄弟徐树兰、徐友兰是当时浙东有名的藏书家。蔡元培在徐家四年之久，得以遍览徐家藏书，因而学业大进。1889年，蔡元培参加浙江乡试，中了举人，次年赴京会试，中为贡士，1892年，他再次进京殿试，中为进士，不久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应散馆考试，由庶吉士升为翰林院编修。至此，蔡元培攀到了科举道路的巅峰。
在科举道路上，吴稚晖没有蔡元培顺利。他出生在江苏阳湖（后并入武进）的一个小商之家，在他5岁的时候便定同族人吴一峰为师，后因这年吴稚晖的母亲邹氏亡故未就。不久，吴稚晖随外祖母来到无锡邹家，从此由外祖母抚养。吴稚晖既是吴家的惟一的孙子，同时也是邹家的惟一的外孙，他成了吴邹两家的希望。7岁那年，吴稚晖被外祖母送至邹姓先生所设的学馆学习，两年后便转到邹氏家祠的学馆学习。
13岁那年外祖母的店铺因经营亏本而关了门，很难筹出学费再让他念书。但为维持他读书，吴父与其外祖母真伤透了脑筋，每逢学馆收缴学费之时，总得需要10天、半月的时间去筹措才能勉强缴上学费。为供他读书，全家生活苦到了极点。吴稚晖在他日后所写的文章中也曾提到：“十五六岁时，处境骤窘，往往断炊。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1882年，17岁的吴稚晖为谋生活开始自己设馆授学。在教馆之余，他仍专心致力于攻读儒家经典。他白天在学馆教书，晚上常跟一班读书朋友切磋学问。1887年，22岁的吴稚晖终于考取了秀才。
秀才只是吴稚晖攀登科举功名的第一阶梯，他必须继续努力。为此他放弃了学馆，两年后考入江苏省内最有名的江阴南菁书院学习。1891年赴江宁乡试中举，次年参加会试落榜而归。为了完成科举大业，吴稚晖于次年转入苏州紫阳书院攻读。1894年，清廷开甲午恩科会试，吴稚晖仍榜上无名。转年再参加乙未会试，再一次名落孙山，他仍未死心。但下次会试要等三年以后。此时的吴稚晖已有家室儿女，为生活计，他回到家乡，重拾教鞭，过起了漂泊不定的教读生活。
当蔡元培攀登到科举道路的巅峰，吴稚晖第三次参加会试败北之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局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895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败于蕞尔小国日本，这给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以强烈的震动，先进的中国人在扼腕痛心之余，纷纷重新探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设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反清口号；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公车上书”，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同在科举道路上的蔡元培、吴稚晖也深受这一社会形势的影响。1895年10月，蔡元培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列名奏请朝廷，切勿向日求和，割地赔款，建议“密联英、德，以御倭人”，并从此开始在阅读中国古书之外，广泛涉猎西学书籍，由一位旧式的士大夫逐渐向新型的知识分子转变。吴稚晖也列名“公车上书”，拜会康有为，上书瞿鸿�（瞿为左都御史，时刚任命为江苏学政），任职新式学堂（1897年冬任职天津北洋学堂；1898年下半年到上海南洋公学），开始偏离了科举道路。
相遇相识在上海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决定离开翰林院而委身教育。1898年10月，蔡元培携眷出京，经上海，过杭州，返抵绍兴，12月被绍兴刚创设的新式学堂――绍郡中西学堂聘为监督。从此蔡元培开始服务于新式学校。1901年9月，他受聘上海南洋公学特教班，就是在这里，吴、蔡两人相遇相识。
其实，两人在未相遇之前，便已互有印象。吴稚晖在《四十年前之小故事》中提到，他在“尚未知有江洋大盗孙汶前五六年时，却知有蔡元培者”。当年（1889年），蔡元培乡试中举所作的三篇怪八股，给吴稚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吴在天津北洋学堂教书，与夏穗卿（曾佑）时相过从，夏常提到蔡元培，这更使吴稚晖加深了对蔡元培的印象。而在他们相遇的前一年，蔡元培也已开始注意吴稚晖，他在《自写年谱》中提到：“我在绍兴学堂时偶往杭州，得识许君秋帆（源）。许君以丹徒人宦游杭州，设一方言社，教授英文，曾至绍兴学堂参观。曾为我等述吴君稚晖在南洋公学训练学生的成效，我始注意于吴君之为人。”他的1901年8月11日的日记也提到：“史师谭许借无锡吴稚晖（眺）《东游日记》，誉一通，此君心思甚周密，可嘉也。”原来这年春天，吴稚晖曾携家眷东游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堂，《东游日记》即是此间所作。在蔡元培受聘为南洋公学特教班后，两人始得相遇。两人对他们的相遇都有所记载。还是在《四十年前之小故事》中，吴稚晖写道：“余在南洋公学教书，往来上海市，时一遇之，告者曰：此即蔡元培，号鹤卿，能作怪八股者，却所谓弱不胜衣，恂恂然儒者也。”蔡元培则在他当年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12月6日：“晚，菊生邀饮万年春，晤胡（吴）稚晖眺。”在这年，蔡、吴两人仅相遇而已，两人的进一步相识、交往那是后来的事情。
1902年樱花盛开的季节，吴稚晖又一次来到日本，继续他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业。这年夏天，有9名来自江苏、浙江、江西三省的自费留日学生，想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陆军。由于日本政府与清政府有约：中国学生要进成城学校，必须要由清政府派驻日本公使具函保送方可。但时派驻日本公使蔡钧秉承清廷旨意，不愿保送自费学生入成城学校。因吴稚晖在留学生中年龄居长，且又有功名，这9名自费留日学生便托他出面代为疏通，但仍没有结果。于是吴稚晖率20多名留学生到清驻日使馆与蔡钧当面理论，声言不解决问题便不离开使馆。结果蔡钧勾结日本警察，将吴稚晖和另一留学生抓住带往警察署，并被拘禁了一夜。第二天便以妨害治安罪，限其离开日本返回中国。吴见无以挽回，遂抱定“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信条，向日警要来纸笔，悄悄写下绝命书，在被押解去火车站的途中，经过一座桥时，乘日警不备，奋然跳入水中自杀，被日警及时救起并把他送回警署，换上干净的衣服，再押送到车站。中国留学生闻吴稚晖以死殉国，又见他的绝命书，群情激愤，便相约数百人来东京与他送别，梁启超也亲到车站话别。吴此时成了英雄，名声大震。
在由东京到神户的途中，日本警方担心吴稚晖再发生什么意外，便派了四名警察严加看守，直至将他送上一艘由神户开往天津的法国邮船。这时蔡元培正趁暑假的机会在日本游历，他听说吴稚晖的事情，惟恐吴情绪激动，再出什么意外，特意终止行程，赶到神户，护送吴稚晖回国。在回国的轮船上，蔡、吴就当时中国社会现状问题、教育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谈，彼此之间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两人开始走到一起。
回上海后，蔡元培以中国教育会（成立于1902年4月，以办教育为名，暗中鼓吹革命，蔡时为会长）的名义召开欢迎大会，吴稚晖也很快加入了中国教育会，成为反清革命的一分子。随后不久，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蔡元培身为教员，极为同情学生，他不愿看到学生们的学业半途而废。为使退学的学生不致失学，他积极与教育会的几位负责人商量，决定组织一学校，以接收退学的学生。吴稚晖也参与了此次决定。要组织一所学校，一没校舍；二没经费，谈何容易！教育会的另一负责人乌目山僧黄宗仰先向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借得泥城桥市屋作为校舍；蔡元培则赶到南京向他人借钱。在他到轮船码头候船时，家人赶去告之其长子阿根病亡。蔡挥泪嘱托送行的朋友代为处理后事。三天后，终于借得6000元钱回上海，学校最终得以办成，命名为“爱国学社”。蔡元培任爱国学社总理，吴稚晖任学监，由教育会会员兼任教职，如章太炎、蒋维乔等都充任了爱国学社的兼职教员。因爱国学社的情况特殊，教员都是尽义务，经济来源则靠另外的工作。吴稚晖时在文明书局任职；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章、蒋则卖文自给。后来与《苏报》发生关系后，由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按日为《苏报》撰文，《苏报》每月提供稿费百元，经费才稍有增加。
爱国学社本由南洋公学学生为反压迫而组成的，所以学社的学生极端的自由，思想也是极其开放，无拘无束，在政治上则更是畅言无忌，言辞的激烈程度非一般地方可比。它的建立，使教育风气大变，推动了全国各地的学潮。而爱国学社对各地的学潮公开发电支持，各地因学潮退学的学生都崇拜爱国学社社员，纷纷前来加盟。蔡元培、吴稚晖身处一群热情奔放的青年当中，深受影响，他们的政治热情也日益趋向高涨。
爱国学社的师生还公开到社会上进行政治宣传。1903年初，一位名叫徐敬吾的人，向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建议每礼拜租张园安垲第开演讲会，为会、社所接受。参加演说的人成分复杂，思想观点各异，凡有激情难抑之人，都可以来此登台一抒，蔡、吴也不例外。演说中，爱国与革命的话题渐居主流。张园演说会开国内自由论坛之新风。大众公开议论国事、陈述是非得失，遭到了守旧派的反对，他们纷纷利用一些报纸攻击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由于《苏报》在南洋公学退学事件中首先开辟“学界风潮”一栏，支持学生的反压迫行动，吴稚晖提议中国教育会拟以《苏报》为机关报。于是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开始逐日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苏报》的言论为之一新，宣传革命的文章与记载充盈腾布，毅然成为了革命派的喉舌。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的章太炎的《序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便是在《苏报》发表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苏报》，三者浑然一体，成为颇有影响的革命团体，从而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当时清政府驻上海的商务大臣吕海寰要求上海道袁树勋进行镇压，又致函江苏巡抚恩寿将张园聚众议事为首之人密拿严办。吕先后两次开出捕人名单，蔡元培、吴稚晖两次都名列其中。
清政府一再要求捕人，但所捕之人都在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苏报》馆中。而这些组织机构都在租界内，清政府是不能自行进入租界抓人的，只能通过租界工部局，这使得清政府捕人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然而此时的教育会、爱国学社之间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两组织的成员，由于性格、文化背景以及经济上的原因闹得不可开交。爱国学社要与中国教育会闹独立。身为学监的吴稚晖没有做好学社学生的协调工作，而章太炎则怀疑吴稚晖是指使学生闹事的人，两人之间矛盾越来越严重。蔡元培夹在中间，又无法协调他们及会、社之间的矛盾，感到十分的痛心。此时，他的亲友出于对他现实处境的担心，劝他离开上海，许诺资助他赴德留学，6月中旬蔡元培乘船离开上海前往青岛。蔡元培离开上海后十余天，便发生轰动全国的“苏报案”。6月底，上海租界工部局与清政府达成交易，派出巡捕多人到《苏报》、爱国学社捕人，章太炎、邹容被捕，《苏报》馆被查封。蔡元培因事前赴青岛侥幸免遭厄运，吴稚晖因遭通缉，7月9日悄悄乘船离开上海，经香港前往英国伦敦。
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
吴稚晖到达英国伦敦后，过起了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活。他一面做排字工人，一面学习英语，每天十五六个小时不止。他的生活也十分艰苦，因囊中羞涩，每天都要费尽心思和时间去市场搜买低廉的死鱼烂肉，但他却甘之如饴。1905年春天，吴稚晖在伦敦结识了孙中山，并在这年冬天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蔡元培当年前往青岛住了将近三个月，他亲戚许诺的出资让他留学德国，实际上只是想让他离开危险之地上海。后来他哥哥因听到清政府已经和德国公使商定要抓蔡元培，所以便电促他回上海。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9月蔡元培便加入了同盟会，并被孙中山任命为上海分会会长，随后他便开始着手吸纳同盟会会员等工作。1906年1月，蔡元培觉得“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又回到了家乡绍兴，并被绍兴学务公所聘请为总理。在学务公所做事又遭阻挠，感到也不宜在此长呆下去，于是决计离开。恰在此时，报上传来了有关清政府将派送翰林院编检游学东西洋的消息，蔡元培就只身赴京向翰林院销假，申请去德国留学。然而，清政府绌于经费，不派赴欧美的留学生，只派赴日留学生。蔡元培对留学日本并无兴趣，便在京城一面受聘译学馆；一面设法筹措经费，自费赴德。1907年4月，清政府任命顺天府尹孙宝琦为驻德公使，由于蔡元培与孙宝琦之弟孙宝�是故交，通过这层关系，孙宝琦答应接纳蔡元培为驻德使馆职员，并允以每月资助学费30两。此外，商务印书馆也约定每月送他编译费100元。这样，蔡元培便解决了留德期间的生活费用问题。6月，蔡元培随孙宝琦一行离开北京由陆路经俄国来到了德国柏林，开始了“四年老学生”的生活。
蔡元培到德国之际，正值吴稚晖他们在巴黎筹创《新世纪》周刊之时。这两位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友，虽身处相邻国度，但也没有机会碰面。吴稚晖整日忙于《新世纪》周刊；蔡元培在柏林“每日若干时习德语，若干时教国语（时蔡元培还兼任当时同在德国的唐家家庭教师），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不久又迁居莱比锡，入莱比锡大学，正式注册为哲学系学生，天天忙于功课。不过，相比前几年他们可以说是又走在了一起，这时书信成了他们沟通和交流的最主要的工具，而且吴稚晖常常把《新世纪》寄给在德国的蔡元培，蔡元培也会把所写的一些稿子寄给《新世纪》，探讨有关革命宣传的问题。蔡元培还因此结识了张静江和李石曾。对于世界社、《新世纪》周刊所发出的任何信息，蔡元培都会作积极的精神呼应。他加入世界社，也曾为《新世纪》供稿。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成为了蔡元培留学德国期间交往最密切的人，后来四人被称为国民党“四老”，主要是源于他们四人在这段时间的交谊。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响起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枪声。消息传到海外，华侨、华人一片欢腾。蔡元培与吴稚晖分外激动，他们俩人频频写信，相互转告这一好消息以及讨论将如何采取相应的革命行动。蔡元培从莱比锡到柏林，访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与他们集会演说，声援武昌起义，希望革命早日成功。同时还致信孙中山，准备为革命军在德国购买枪炮。11月中旬，在陈其美的催促下，启程回国，该月下旬到达了上海。当时在英国伦敦的吴稚晖，恰因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到英国开展外交活动，便主动地去协助孙中山的工作。11月下旬，在孙中山离开伦敦起程回国的第二天，吴稚晖也踏上了归国之途。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随即被南方独立的各省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布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的第一任教育总长，随即投入了确立新的教育法令，制定新的学制体系，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繁忙的工作中。吴稚晖于12月底到达上海后，在上海停留了几天便前往南京见孙中山。孙中山邀吴稚晖同室而居，并榻而眠，共同生活了4天。吴稚晖在总统府做了几天客，他看到了临时政府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革命党内各派别之间争权夺利的复杂性，深感自己的性格不适合于官场，更何况他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官职的兴趣不高，便辞别孙中山回上海，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中华民国成立后，表面上虽然有了一些新气象，但满清时期的一些腐朽积习，如吃花酒、纳妾、赌博等，并未随满清而亡，社会风气急需改良。这年二月，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为进德会的团体，企图改变腐朽的社会风气，提出了种种戒约，作为进德会会员的所守之成约，分当然进德三条，自然进德五条。当然进德是：不狎邪、不赌博、不纳妾，凡属正式会员，必须遵守以上三条。自然进德是：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食肉、不饮酒。这五条可由入会者自认，会员只要遵守其中一二，不必都遵守。因戒约总共为八条，进德会又称八不会。蔡元培为普通会员，只要遵守当然进德的三条即可。吴稚晖是“八不”会员，要遵守进德会的所有戒约，这与他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相一致的。进德会成立的用意虽好，但过于理想，对改良社会风气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当时袁世凯正加强他的政治势力，他巴不得革命党人都“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以便他的独裁统治。尽管在袁世凯掌权之时，蔡元培仍担任教育总长，因政府的工作受袁世凯的牵制，于1912年7月辞去了教育总长之职，并决定再到德国学习。
此时的吴稚晖正忙于筹备读音统一会，这也是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上时就聘请他做的事，也是他喜欢做愿意做的事。吴稚晖比较重视语言文字的研究，早年曾创造一种“豆芽字母”教家人拼写方言，以作通信的工具。在主持《新世纪》时，曾提出造字母，统一读音的方案。经过吴稚晖等的一番准备，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吴稚晖被选为读音统一会的会长，并开始了审定读音、音素的工作。最后编成《国音汇编（草）》一书，交教育部备案。后因袁世凯策划刺杀宋教仁，国内政治形势骤然紧张，谁也不理睬读音会的工作，成果刚出，就被搁置起来。吴稚晖也慑于政治局势的恶化辞去会长的职务，改名换姓潜回上海。
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之后，蔡元培奉孙中山之召回国，1913年6月回到上海。回国之后，蔡元培随即与孙中山、黄兴等共同商讨解决宋教仁被刺事件。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黄兴则认为当时国民党掌握的军队力量有限，在武力讨袁没有必胜把握的情况下，还是以法律倒袁比较好。蔡元培倾向后一种主张，同时还与已回上海的吴稚晖等创办《公论》报，鼓吹反袁。不久因“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均无法在国内立足，孙中山、黄兴等逃亡日本，蔡元培、吴稚晖乘轮船赴欧洲。蔡元培带一家去法国，吴稚晖则回伦敦家中（是时，他的夫人与两个孩子均住在伦敦）。
投身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蔡元培、吴稚晖到欧洲后，虽远离了当时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却仍一直关心着国家大事，1915年2月25日，当法国报纸报道了日本强行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的消息，蔡元培与李石曾等人立即组织了“御辱会”，吴稚晖与他们函件来往，研商“御辱会”的宗旨及向南洋等地筹集经费事宜，以期设立机关反袁抗日。不过，他们更多的是从事文化教育活动，认为今日之时代是全世界大交通的时代，对于欧洲文化的学习不是单靠抽象的语言文字所能掌握，非亲临其境不为功，大力提倡和推动留法教育。留法教育的提倡实开始于民国元年，这年4月先由吴稚晖领衔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时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给这项活动以很大支持，由教育部拨款在北京方家胡同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11月就有40多人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往巴黎，1913年6月又送出了第二批。“二次革命”后，“留法俭学会”在国内停止了活动。这次他们在欧洲，一面经常去中国留学生较集中的法国蒙达尼看望留学生，同时还于1915年6月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知识”。那些因战争（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收不到国内汇款的留法学生也加入到勤工俭学的队伍中来。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的活动引起法国方面的重视，再加上一战期间，法国国内劳动力奇缺，大量华工进入法国，法国政府担心难以控制，需要有个组织加强对华工的教育和管理，有意与这两个组织发生联系。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与法国方面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并于1916年3月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与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欧乐担任会长，吴稚晖也列名发起会上。这时吴稚晖接受了钮永建的邀请，回国主笔《中华新报》。不久蔡元培接教育部电邀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也于这年10月回国。
吴稚晖回国后，仍继续提倡和推动留法教育。鉴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蓬勃发展，1919年底吴稚晖忽发奇想，发表了《海外中国大学末议》一文。他认为，勤工俭学运动只是培养中初级技术人员，培养高级知识分子还得靠正规大学教育。但在国内不可能建立“完美之大学”，主张在远离中国的海外创办一所大学，且把地点选在法国。随后，吴稚晖、蔡元培给在巴黎的李石曾去信，请其在法国为海外中国大学计划活动。李石曾奔走的结果是选中了里昂作为海外中国大学的创办地。不久，李石曾自法回国，1921年初先在北京成立中法大学，李石曾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吴稚晖为董事。紧接着，吴稚晖又与李石曾等为海外中国大学的创办四处筹款，从广东政府、北京政府、法国政府等处，筹得经费60万法郎，于1921年建成了里昂中法大学，由吴稚晖任校长。这年，吴稚晖在国内选了百余名青年并亲自带他们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但由于里昂中法大学拒绝在法的勤工俭学的学生入学，遂引起风潮；后又因筹措的经费无着，吴引咎辞职，创办海外中国大学之事没有好结果。吴稚晖等以在野之身，无权无钱，要行创办大学这样的大事确实也是不容易的。当年随吴稚晖到里昂中法大学的现代著名作家苏雪林曾写下《吴稚晖先生与里昂中法学校――一个五四青年的自白》一文，对吴稚晖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
在继续提倡和推动留法教育的同时，吴稚晖又拿起了当年读音统一会审定的《国音汇编（草）》，花了许多的精力，按《康熙字典》的部首重新整理编排，再增列6000多字，编成了一部1.37万字的《国音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年送请教育部公布发行，在全国推广。1924年，吴稚晖还通过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设立“国语师范学校”，他自己亲任校长，兼讲“国语概论”一课。为向社会推广国语，吴稚晖组织该校学生上街游行宣传，以近花甲之年，手举校旗，领队前进。不久，江浙战争爆发，吴稚晖南行入粤，国语师范学校也随之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吴稚晖被教育部聘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1930年4月，吴稚晖提出改“国音字母”为“国音符号”，获准通过。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为国语推行委员会，由吴稚晖任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期间，国语推行委员会还举办过国语师资训练班，吴稚晖特地制订了汉字拼音表和注音符号歌，并亲自讲课，为当时的国语统一运动作出了贡献。而国语运动，为后来的普通话的推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蔡元培回国后，先在南方滞留了一个多月后，于1917年元月4日正式到北大履任。北京大学原是一个封建官僚气十足的全国最高学府。在他正式就任之前，多数友人认为北大腐败，赴任于名声有碍，劝他不就。但从事教育本是他的理想，所以明知这校长不好当，他也决计前往。蔡元培在元月9日的开学典礼上，发表就职演说，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来校的目的是求学。二、砥砺德行，明确大学生为社会中坚，责任重大，务必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挽颓俗”。三、敬爱师友，做到对教员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对同学互相亲爱，共同切磋，开诚布公。这是蔡元培对北大学生的希望，也是他改革北大的目标。
1927年5月，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共同提议建立中央研究院。不久，蔡元培被推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这一职务上工作了十多年，直到他生命结束为止。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科学研究机关，蔡元培在办理中央研究院的时候，仍本其兼容并包思想，主张学术自由，各种问题都可以研究，各种学派都可以并存。在他的精心指导下，中央研究院先后成立了11个研究机构，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如丁文江、侯德榜、陈寅恪、赵元任、胡适、翁文灏、李书华、茅以升、梁思成、竺可桢、李四光等等。从而使得中国的各项科学研究事业开始从无到有，实现零的突破，同时也为我国培育了更多的科学研究人才。可以这样说，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所开创的事业，迄止今日，海峡两岸的科学研究机构也仍蒙受其绪。
蔡元培、吴稚晖在民国时期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事业，绝不止以上所提到的这些。但仅仅这些就足以让我们铭记。
国民党的两大元老
吴稚晖、蔡元培是孙中山的同龄人，两人都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在国民党未执政之前无论以年龄论还是资格论，便已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在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稚晖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时蔡元培虽然身在国外（为其第四次游欧之际），仍为孙中山推荐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此后，吴稚晖连任了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除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外，还担任过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还代理王宠惠为司法部长，并曾被推举为监察院院长。
作为国民党的元老，蔡元培与吴稚晖自担任党务工作以后，便几乎投入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在国民党召开一大不久，国内便爆发了江浙军阀战争以及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线的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推倒了直系政府，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孙中山于11月北上，吴稚晖随后也到北京，并被孙中山指定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翌年3月孙中山病逝，吴稚晖随侍在旁，在孙中山遗嘱上签字，并参与治丧，扶柩移灵。
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两老还为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对立、宁汉合流等都一一给予支持，且不顾年事已高，频频来往于南京与上海之间，参加各种各样的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政府会议。1928年后，蔡元培开始专心于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对党务工作则相对疏离。而随着国民党蒋介石的日益独裁专制，蔡元培又以元老的身份，在保障人权、要求民主、自由，与国民党政权作了他力所能及的斗争，并且参与和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在同一时期，吴稚晖却开始了全力支持蒋介石以及蒋记国民政府的工作。此后，蒋介石遇有内讧、争乱、训政、“剿共”中的难题，每每屈尊向吴求教，吴亦甘为出谋划策，奔走说项，不遗余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已是古稀之年的吴稚晖，抛妻别子，一人踏上了千里迢迢西去重庆的抗战之路。蔡元培则由于身体衰弱，难以长途跋涉，在上海失陷后来到香港养病。在居港的日子里，蔡元培除了关心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外，还十分关心内地的抗战，对国共两党的共同抗日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还向国际社会呼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
在吴稚晖去重庆后的第二年底，汪精卫携陈璧君等出逃叛国，经昆明去河内。吴稚晖以与汪氏夫妇有数十年的友谊出发，写信给陈，规劝他们切勿做出“将令全球腾笑，万世唾骂”的事情。然而，汪、陈一意孤行，公开发表“艳电”投敌，吴稚晖气愤至极，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上，怒斥汪精卫的无耻行径，提出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并获得通过。抗战胜利后，年已八十的吴稚晖从重庆回到上海，寄寓民居，粗衣粝食，过着极为朴素的生活。但仍常被蒋介石拉去南京，端坐在1946年11月和1948年3月的国民大会主席台上，蒋介石就职当总统那天，他又出任“监誓”的角色，接着被聘为“资政”。1949年2月，84岁的吴稚晖离开上海到台湾。1952年因病住院。1953年病情日亟，弥留之际蒋经国执弟子礼守护身旁。10月30日病逝。
（选自《人物》200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