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留守在村里的唯一一名高中生，即使学历更低的年轻人，也都去城里打工了。我曾跟表哥去了一次深圳，一出火车站我们就走散了。四周都是人，广场上每隔几分钟便有一辆警车开过，警车上站着凶猛的警犬，它的目光让我感觉卑微。那一刻的惊慌使我对异乡产生了莫名的恐惧。
我回去做了村主任助理，除了偶尔帮他起草去镇上开会的发言稿，最重要的工作是帮乡亲们读信写信，然后去映秀镇上发信收信。尽管少数人家有了电话，但是老一辈人们还是习惯用书信跟远方的亲人沟通。年轻人大多数在广州、深圳或上海打工。每周一,我徒步一个小时去山下的映秀镇取信,将信件装入大大的帆布包,有时还有包裹与汇款单。
远远地,便可以看到村办公室门口站着许多老人。每逢周一,他们会不约而同地站在这儿晒太阳,没有人说来等信,但我知道他们每时每刻地关注着村里通向山下的那条唯一的沙石路,希望看到路的尽头背帆布包的青年。
这一天会过得很快。我用剪刀仔细剪开信封，让它们看上去像从未被开启过的。信件被一封封阅读，大家在我周围，或站或坐，没有哪个人会说这是我的家事，你们都出去。快乐是大家的，痛苦也是大家的。
第二天，陆续有人来找我帮他们写回信，有时候会带来刚摘下的橘子或煮熟的鸡蛋。回信的时候，身边站满了同乡，有时候还帮忙提醒一句：“你家母猪下了12只小猪，这么大的喜事，你咋不说哩?”那些很久没接到信的乡亲，则更积极地催我写信。
信，已经是这个村子里最重要的娱乐。
2008年5月12日，我清晨便去映秀镇取信，遇到了一个高中同学，中午一起吃饭，两点多钟才从映秀出发。走在山林里的时候，大地便开始摇晃。平日里走过千百次的山与路都变了模样，我再也找不到那个熟悉的村落，再也没有看到站在太阳地里等信的乡亲。我们这个不足100人的村子，因山体滑坡，整个消失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梦中。实在难过的时候，就拆一封信，慢慢地、逐字逐句地看完，然后开始写回信。每一户人家都像我的亲人，我了解他们的家像了解自己的家，写信的时候，甚至可以想见他们的语气、表情，嗅到村办公室里熟悉的汗味。我的帆布包一天天鼓胀。晚上，信是我的枕头。枕在上面，感觉那个村落还存在着，只要愿意，走一个小时的山路便可以到达。
现在，政府安排我们在武汉的工厂做工。
在失眠的夜里，我依然会打开帆布包，看那些信。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我有足够的钱，可以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去找每一个家乡的人，把信交还给他们。信封上的那个地址已经在地球上消失，而这些他们曾经满怀希望寄出的信，奇迹般生还，成为我们与那个春天有花香，夏天有鸟鸣的村庄之间的唯一线索。
（杨海宁摘自《女报・时尚》
2008年第11期,刘玉婷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