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像掉进海里。”――八十年代的海水和火焰 【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赵家坳――广州】 一条长长的“火龙”在黑漆漆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移动，人们手中高擎的火把映亮了彻夜未眠的古老山村。昏暗老旧的赵家祠堂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端坐在神台附近，口中念念有词；一群年轻人匍匐于地，橘红色的朝霞透过油漆剥落的木窗，洒在每个人的黑发上，折射出幽微的金色光芒，在空气中跳跃着梦想的兴奋和出走的悲凉。神台上无数的香火随着散去的人们燃尽，六个年轻人也独自踏上了南下广东的淘金之路。簇起的云雾与群山之间，六个年轻人的背影在悲凉的童年山歌中站成了一组雕塑。
【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京――纽约】
来自北京的飞机在美国的夜幕之中徐徐降落。灯火辉煌的纽约机场，人潮拥挤的候机大厅被映照得如同白昼，音乐家王启明和妻子郭燕终于来到了这个日思夜想的国际大都市。对他们来说，美国是梦想得以腾飞的地方，是虚荣和浮夸得以炫耀的本钱，但是，随着激情兴奋的进行曲结束的一声钝响，王启明和妻子将要面对的现实是：繁华大都市里一间犹如废弃车间的地下室，下车后姨妈姨夫留下九百元的债务绝尘而去的冷漠，两个人在昏暗的街头被寒风吹起的凄凉……
“咱们像掉进海里。”郭燕的一句话让两个时空顿时交错：任何梦想都将进入现实，对每一个打工者来说，出走，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断裂。生存之光照亮了在城市中涌动奔忙的人们，在纽约的灯火辉煌和广州的高楼大厦之间，其实我们都一样。
广州和纽约的距离，在那个变动的时代，由无数远离家园的人们用自己拾荒的脚步拉近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人们禁锢和封闭的心灵缓慢开启，一些新鲜的触角开始探索外面未知的世界，部分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尝试出国学习、工作，农村里的农民也开始大量涌入城市。
“海外打工”即“出国热”的兴起，始于1978年。是年6月，邓小平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一万个人。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1978年12月26日，52名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留学生，前往美国深造，揭开了中国留学大潮的序幕。到198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真正打开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大门。自此，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国门，踏上了异国的打工追梦之旅。
而在国内，80年代末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打工潮”，实际上来源于两个事件。从198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即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大约经过四五年时间，我国就基本解决了粮食的问题。紧接着出现第一次“卖粮难”，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有7000万公顷土地转产经济作物，这种调整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了。后来，乡镇企业一度出现了不太景气的局面，接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此时恰逢沿海城市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80年代末，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第二次“民工潮”出现。两次“民工潮”的汇流，使新中国第一次迎来一个大规模的集体“下海”，打工潮于80年代末形成第一次高峰期。各种关于打工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也随之涌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91年的《外来妹》和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前者是我国第一部反映80年代国内打工者生活、反映劳资关系的电视剧，后者成为我国第一部全面描写赴美移民浪潮中，北京人在国外的打工生活的电视剧。这两部在当年掀起收视热潮的电视剧，犹如那个年代的海水和火焰，在淹没与燃烧中拷问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在这两部电视剧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传统的内心在时代的巨大背景下经历着激烈的冲击和改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漂浮感”的产生。
出门在外的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漂泊感，无归属感。几个箱子、几套衣服，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哪里有家？哪里是家？是那个租住的睡觉的并堆放着行李的小小的空间吗？这个月可能在这里打工，下个月也许就得搬着所有的家当去到另一个城市上班，就像是无根的野草。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坚守故土的稳定感和力量感一直是老辈人得以挺直腰杆做人的理由。土地是吞吐生命的巨兽，祖祖辈辈的人们生前劳作，死后埋葬，一片故土等于几辈人的生死相续，这种情感，根植在中国人的内心，早已长成一株株相互缠绕、不断蔓延的古榕。如今，“故土”被生存的压力连根拔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外来妹》的一开头，就看到的那一幅幅出走的悲凉画面；在《北京人在纽约》中，以王启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隔膜和冰冷，则是隔了一层空气的对故土的抚摸。可是，拾荒之路仍旧要展开。大地的滞重可以让一个民族坚守故土，甚至迷恋于扎根的幻觉而放弃开拓疆界的豪情，但被迫抽离故土的漂浮感，却也让他们充满悲情的内心意识到：一个不愿远眺大海的民族，注定无法开阔。
然而“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毕竟是残酷的。《外来妹》中，“青年突击手”志强和金贵被挡在工厂门外，只好给别人放鸭子；工厂里，笨拙的“靓女”总是出差错，终因伤残而回到了山里；秀英为了钱而堕落；玉兰与当地小食店的老板福生结了婚；而回到山里结婚再也不准备外出打工的秀珍，却发现自己已和山里的生活格格不入，她又带出了一帮小姐妹。聪明的赵小云被任命为厂长助理、生产主管，后来更被当地乡政府任命为乡里第一间乡办玩具厂的厂长。
这一切似乎都在肤浅地强调“强者至胜”的法则，但是，影片的最后一幕，告诉了我们那个年代的思考：老板江生因女工罢工事件解雇了赵小云之后，出现了一段对话――“有件事我想提醒你，无论你去到哪家工厂，你都要记住，老板永远是老板，打工仔永远是打工仔。”当江生梳着80年代流行的“大款头”，两根手指夹着一根香烟指着赵小云，另一只手插在笔挺的名牌西服口袋里，挣着眉毛说出了这番话时，赵小云也指着自己的胸膛，缓慢镇静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的尊严：“我会记住的，可是，我不相信这一点。”几年后，赵小云功成名就，在机场偶遇江生，江生脸上尴尬的笑和赵小云报复式的眉毛一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成功”表情。
在这一点上，《北京人在纽约》的思考显然更为深远。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到死良心上都不受任何谴责：第一种，是良心让狗吃了的人；第二种，是一辈子凭良心办事的人。怕就怕在，良心让狗吃了一半，还剩下一半的人……”
“启明，我觉得你比以前成熟多了，但是你不如从前可爱；你比过去要有承受力，但是你没有了过去的锐气，你变得平庸了，不再是血气方刚的王启明。”
――这是王启明在远离了地下室生活，经历了成败离合之后和阿春的一次对话。这次对话，涉及到成功的真相和意义，涉及到对个体生命蜕变的思考，这些空洞，并不是事业上的成功可以填满的。王启明的女儿宁宁在戴维车祸身亡后对父亲说了一番话：“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是我自己。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你，我已经成年了，我有权利选择任何一个男人，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但是你的话，我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就像当年你和妈妈无视我的感情，一定要离婚一样。”这份历经苦痛后的“独立宣言”，更让王启明的内心感到了巨大的恐惧和失落。美国的生活，已让中年有所成的王启明深刻地感受到了内心的裂变。当时光流转，他去机场接一位像他当初一样怀揣梦想和希望来到美国的朋友时，他用了和姨妈一样的方法，把九百块钱的独立和冷漠交给了这位初来乍到的朋友。
[ 2 ] [ 3 ] [ 4 ] 80年代的拾荒，我们在海水与火焰的挣扎中，捡到了经济大潮中的独立、坚强、勇敢，也捡到了“黄金”带来的最初的冷漠与隔离。
“我们的生活又宽又长”――转弯，90年代
让我们荡回九十年代，
渡船上，
会有拥挤的生活，
扑面而来。
午后悠长的旱烟，
粗糙，沉厚，
二锅头在滑动的喉头自得其乐。
古老的河上，
我们的生活又宽，又长。
漂着，一种胶滞的附着状态，犹如船与水的粘滞，带着沉重的下压力，漂浮在人生的大河之上。大河漫长无边，令人绝望。一叶孤舟却倔强地偏要往河的深处行驶，桅杆之上，一个面容疲惫、眼神沉静的男人，正一点点地打捞着时代的废墟。一个人的船长，渴望抱着废墟，从生活的底层逃往火焰与星空。
2006年，贾樟柯用一部《三峡好人》，重新踏入90年代。
时间在这里是以最奇异的形式存在的，它既前进，又倒退，既像建设，又像破坏。古老的奉节县城，到处是一片废墟。随处可见拆除了一半的楼房，挥汗如雨的民工用古铜色的臂膀抡起大锤，击打着生锈的工厂器械或挂着“三好学生”奖状的墙壁。他们有外地来的，但更多的，是本地的农民，拆除废墟之后，还得赶在秋收之前把家里的稻子收起，赶在家被江水淹没之前，继续给破旧的生活，选择去向。90年代在他们沉默的眼中陡然显现――在全国性的改革浪潮中，打工，不再是背井离乡，而是变成了故土上的漂泊异乡。
生存，是这场巨变中最直接的主题，在同一空间内连接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建于废墟之上的高塔，连接着辉煌灿烂的“天堑变通途”，每当夜幕降临，暧昧的灯光映着湖光山色，远山含黛，长河有情，被夜色覆盖的废墟终于隐没不见，有钱人在废墟之上就着煽情的流行歌曲翩翩起舞，倒也是一番盛世景象。然而他们虚弱、苍白，光鲜之下永远是疲于奔命的应酬争斗。沈红远远地看着两年没回过家的丈夫郭斌，看着他西装革履，开着小车，在众人口中如日中天，忽然感到了极度的陌生。郭斌在两年前离开家乡山西，在战友王东明的介绍下来到三峡库区讨生活，留下沈红一个人守家，自此，电话极少，不再回家，沈红过上了形同虚设的婚姻生活。在这个潮湿闷热的夏天，她一个人离开家乡，来到奉节县城，要和丈夫做最后的告别。废弃的厂房，滴着一滩红色锈水的铁管，堆满巨大石块的库区岸边，所有静默的废弃物都在述说着生命的苍白。她在废墟之中和丈夫默默跳完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舞，然后对着僵硬淡漠的丈夫说：“斌斌，咱们离婚吧。”
于此同时，站在夔门外看着江水漂流远去的韩三明，欣然回到了“唐人阁客栈”的生活中。韩三明，这个在影片的一开始就以“千里寻妻”的形象出现的山西人，老实木讷，内心却极其沉着。麻幺妹儿是他16年前花3000元从人贩子手里买下的老婆，他善待她，她为他生下孩子，后来公安来解救被拐卖的妇女，麻幺妹儿带着孩子离开了他。16年后，他按着她留下的地址，来到了她的故乡奉节县。相见时，两人都已沧桑。一对平凡的夫妇，坐在河边一间破陋的棚子里，默默地说着孩子和往事，最后，麻幺妹儿忍住红了的眼眶，问：“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十几年了你才来找我？”韩三明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掏出了烟。
“唐人阁客栈”刺眼迷乱的夜灯下，一个光膀子的光头大汉，满身油光地吼着苏芮的老歌《酒干倘卖无》：“……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都不会忘记……”拥挤围观的人群，在大汉卖力的演出中笑得灿烂，艰辛的生活似乎借此可以暂时忘记。韩三明在影片中第一次展露笑容，那是一种孩子般的、羞涩的笑，混在一帮同样光着膀子、咧开嘴大笑的大汉中间。生活从未如此真实，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厚实的汗味。最后，韩三明决定，再花三万块把麻幺妹儿从跑船老板手里赎回来。这样做的代价是，三明不得不重新捡起挖煤的老本行，用每天200块钱的卖命钱，挣来这最后一次的团圆。影片的最后，韩三明和麻幺妹儿一同来到一间废弃的烂尾楼上，从已被打烂一个大洞的墙壁看去，奉节县的高楼如同水壶里的海市蜃楼。麻幺妹儿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韩三明咬下一半，把一半递给妻子，两人蹲在90年代特有的绿色的墙壁油漆的反光里，默默吃着奶糖。这时，楼外一声巨响，又一栋高楼被爆破塌掉了。
黑夜的城市，远非好莱坞电影里的灯火通明，有时它更像一片黑沉的深海，远处的几抹灯光映照着灯火阑珊的想象，而近处的一栋栋杂乱交错的楼房里，橘黄色的模糊灯光，在黑色漩涡中闪现山洞般的荒芜。
影片由一个方形的旋转楼梯开始。何锡昆，在会议主持人宣布成发集团改组的声音中，一步一步走上楼梯。脚步声沉厚、响亮，回旋在阴暗封闭的空间内，似乎在计算着历史。人的声音渐渐模糊，老厂区内，各种静物的声音却渐渐大起来：雨打窗台碎玻璃的滴答声、远处公路的车声，废弃的电灯泡在空荡的天花板上摇晃；仍然冒着蒙蒙热气的厂房里，已长出黑红色铁锈的仪器表，犹如一个黑色的问号，贯穿在何锡昆的叙述中。
第一位受访者，何锡昆，1948年出生于成都，1964年进成发集团61车间钳工四组当学徒。这位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老人，没有谈自己，而是用略为沉重的语调，细细地回忆着他的师傅――一位爱惜劳动工具如同爱惜自己血汗的老人、一位在混乱的文革武斗中坚守岗位的普通工人。而镜头中出现的师傅，已是一位苍老沉默的八旬老人。老伴在医院里病痛挣扎，甚至已想到自杀；儿女们忧心忡忡。老人在一街黄昏的闲散中沉默地走回灯火阑珊的家。面对来访的何锡昆，老人欣喜却寡言，在老年人无法自控的呓语中，断断续续地回忆着当年的紧张和忙碌，从始至终，何锡昆都紧握着老师傅的手，两只粗大而长满了褐色老人斑的手，见证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和尊严。
第二位受访者，侯丽君，1953年出生于沈阳，1958年随父母从老家沈阳迁到成都，原为成发集团63车间维修工，41岁时下岗。夜晚的成都，一群背着大包行囊的打工者在橘黄的街灯中穿过马路，停在醒目的公车站广告牌旁边的一辆空荡荡的公车，已经开启。侯丽君坐在公车后排的座位上，说着母亲的远离故土，说着第一次回沈阳老家看望姥姥、姥爷的悲辛，说着中年下岗的艰辛和不易……公车停停走走，在夜色的空旷中穿过无数的街道和霓虹，就像这个平凡但饱含笑泪的夜。
影片随着歌声和诗歌一路前行，郝大丽、宋卫东、顾敏华、赵刚、苏娜……此时，历史和时代是以一个巨大的背景笼罩在生存之上的，而这个让卑微的个体生命无法拒绝的背景，这个在集体的回忆中突然无比生动的劳动记忆，也许源自爱恨交织的内心。
最凡俗的生活中暗藏历史――活生生的人性史。80年代，打工影视作品多为传统意义上的“打工创业史”，进入90年代，打工影视最显著的一个改变是：它不再局限于制造神话般的“创业偶像”，而是慢慢将目光转向与打工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存困境。2008年，贾樟柯再次沿着《三峡好人》的脚步，走进了《二十四城记》，探访四川的一个国营大厂――成发集团，用一种纪录片与故事片混合的奇特方式，追索着90年代国企改革前后，国企员工们由“新中国的劳动者”转变成“故土的打工者”所走过的心路历程；用真实得如同生活本身的电影语言，沉着而默然地抚触着那个若即若离的90年代。
90年代的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工厂，几乎所有的建设或破坏，都在这片土地上完成。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
[ 1 ] [ 3 ] [ 4 ] 1992年初，以徐州国营企业改革为发端，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改革热潮。1993年，中国广东首次出现“下岗职工”，当了数十年“主人翁”的工人们开始不再与企业“共存亡”，失业人口开始成为社会问题。随着国营企业体系的日渐瓦解，城市贫民阶层慢慢地出现了。1998年至2000年，中国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3年间以每年600万的速度增长。下岗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自此，经过近40年勘测、设计、研究论证的三峡综合水利枢纽工程全面展开，工程进行将长达17年。其主体混凝工程量、发电机总装容量、双线船闸出水、垂直升船机等工程规模，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1997年11月8日，第一期工程――大江截流完成。
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并着手实施。
……
身处这片热闹之中，我们似乎一下子全部都成了打工者。如同受访者侯丽君所说的，她41岁那年，和一帮工友们下岗，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费只有几百元，不得不在人到中年的疲惫与尴尬中，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一早冲出家门，绕着成都市一圈一圈地找工作、摆地摊、躲城管……叙述时断时续，侯丽君不时笑着用手擦掉眼角的泪水，如今，55岁的她在讲述之中，用了一个词：“掩泪装欢”。《三峡好人》中的韩三明则用一个外来打工者的眼光，再次审视这个古老的城市在面临巨变时，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人们在日常生活深处的“掩泪装欢”。这一切都在反射着历史的幽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带来的企业亏损破产和行业萎缩衰败，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失业工人；我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分流；乡镇企业资本深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业不断产生剩余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人员精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失业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它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生产设备的闲置和当事人收入的损失；失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使个人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又使家庭关系与其它人际关系受到损害，并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而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链条之中，打工者――这些身处社会最底层，因而也是历史最沉重的承担者的打工者，仍然咬紧牙关，用不再年轻的岁月去和生活做最后的博弈和坚持。
“我决定让摄影机跟踪失业的民工，行走在岁末年初的街道上。也就是在那段新旧交替的日子里，我们透过摄影机，与落魄的小山一起，游走于北京的寒冷中……”
“无论舒展还是扭曲着的生命都如此匆忙地在眼前浮动。生命在不知不觉中流失，当他们走过时，我闻到了他们身上还有自己身上浓浓的汗味。在我们的气息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彼此达成沟通。不同面孔上承载着相同的机遇，我愿意看民工脸上灰尘蒙盖下的疙瘩，因为它们自然开放的青春不需要什么‘呵护’。我愿意听他们吃饭时呼呼的口响，因为那是他们诚实的收获……”
“带着摄影机闯入这座即将消失的城市，看拆毁、爆炸、坍塌。在喧嚣的噪音和飞舞的尘土中，我慢慢感觉到即使在如此绝望的地方，生命本身都会绽放灿烂的颜色。镜头前一批又一批劳动者来来去去，他们如静物般沉默无语的表情让我肃然起敬。”（摘自《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贾樟柯用电影记录了90年代底层现实的拾荒之路――荒芜的时代，快乐的歌，头戴巨大帽子的小小侏儒在废墟的旁边悄然显现。那些用生命和青春作生活的燃料，把内心所有的理想霍霍烧尽的悲哀，把整个90年代照亮了。历史的巨大变革中，异乡和故乡，不再是精神是否流浪的理由，身外的繁荣昌盛似乎也经不起人性轻轻的拷问，也许只有最平凡的人群里，才能找到历史可以延续下去的真正力量。
“我是一只小小鸟”――身边的10年
不是“80”后，不是“90”后，已经是“00”后。
21世纪，中国进入了一场狂欢。城市每一天都在变，忽然一栋楼房又拆了，不久一幢大厦又起了。每个重要的街口都充斥着房地产的大幅广告，其主题是千篇一律的在喧闹的都市过田园般的幽雅生活。于是，从各个时代狂奔而来的打工者，也揣摩着自己的家乡故园，在时代的拜金中、在对国际化大都市的辉煌渴望中奔涌而来，寻求广告牌里的田园。80年代的第一批打工者，已成了事业有成或告老还乡的中年人；90年代的第二批打工者，仍然奔驰在生活的苦乐之中；而“00后”的第三批打工者，正在以自己年轻的姿态，加入这场狂欢。城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上演着各个时代的爱恨纠葛。
2008年，导演陈军推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农民工》。在进入21世纪的头10年，这是为数不多的正面反映农民工成长历程的影片，颇有忆苦思甜的味道。它讲述了安徽阜阳的一位农民工大成，带着妻女衣锦还乡时对自己十几年打工血泪史的总回顾：从1991年带着他的几个兄弟茂盛、喜龙和二牛加入沿海城市的民工大潮；1993年一起在建筑工地打工；2003年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工程队；2005年，大成的建筑公司面临诚信危机，到最后的回乡建厂。这些打工创业的历史几乎也是中国内地大多数农民工所走过的路，其中涉及几个重要的关键词：“民工大潮”“农民工收容所”“农民工讨薪风波”……这些关键词伴随着影片开头一张张刻画着岁月流年的泛黄老照片，引领我们再次去探访那些也许已被人们淡忘的真实。
民工潮：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政策后，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紧接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第一次“民工潮”出现。后来，乡镇企业一度出现了不太景气的局面，接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加之沿海城市大力发展开发区，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80年代末，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第二次“民工潮”出现。
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原籍湖北黄冈的27岁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此事件虽经官方声称为收容所员工犯罪的个案，却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中国政府之后颁发新法规，废除了广泛被认为是有弊端漏洞，并有违宪指责的收容遣送制度。
重庆“讨薪农妇”熊德明：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考察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工作途中，来到位于库区腹地的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看望乡亲。重庆云阳县人和镇农妇熊德明，向总理说了丈夫被拖欠2300元人民币工钱的实话，引发全社会对拖欠民工工资的大检查，由此在年终前夕于北京获得2003CCTV中国年度社会公益奖。
……
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事件发生了。这让我们不得不去正视，在21世纪的中国大地上，那些以自己的辛苦和努力建设一座座城市的农民工，在经历了20年的打工历史之后，又在今天承受着怎样的蔑视与伤害；他们的梦想究竟实现了多少？他们的生存面临着怎样的深渊？他们的成长跟这些城市的繁荣昌盛有直接的关系吗？……当然，这些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人民网”在2003年12月15日的评论《“讨薪农妇”：一句直言影响中国》（作者：周远征）中所说：
“对于中国来说，2003年有着很多的意外。但诸多的意外，却使国家越来越注重实事，关注民生，我们今年第一期的开篇社论就是《政策微调民生为重》。重庆“讨薪农妇”熊德明对温总理说的一句实话，引发了总理为民工追回工资一事，以及随后在全国范围内的“清欠风暴”，使其候选CCTV年度经济人物。相比熊德明的喜剧性的结局，悲剧人物孙志刚是悲惨的，但其屈死的遭遇却促成了救助管理办法取代收容遣送制度。还有一个孙大午，一位民营企业家，其痛苦的遭遇也同样引来了农村金融真空、民营企业生存困境的讨论。虽然，对于这几个2003年引人注目的人物来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不一样，但其背后，却有着相同的东西，即政府对中国现实的重新认识和与此相应的执政理念的转变。‘以人为本’，注重民生，这不但是2003年，也将是2004年后的主题……”
[ 1 ] [ 2 ] [ 4 ] 电影中，被抓入收容所的秀清幸运地被好心的老板娘保释，大成们的讨薪得到了一个新的工程队……但生活远远不是电影。在2011年的今天看着这些事件，看着生活在大城市的繁华中迷茫无措的农民工，我忽然想到：除了“大成”这样打拼成功了的“农民工偶像”之外，那些至今仍在平凡艰辛的工作中默默无语的农民工们，他们过得怎样呢？是否仍像赵传在1990年时唱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攀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魔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
他们被称作“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纸醉金迷中摇头晃脑，在午夜的酒吧氤氲中狂欢起舞，在拥挤的人群中大玩街舞手机……他们出生于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出生之时，已是娇惯之日；对于农村和土地，他们没有眷恋，对于城市，他们试图融入，却始终无法轻松；他们年轻的脸上丝毫没有父辈的沉稳与忍耐，却同样写满了父辈年轻时的迷茫和无助。这就是在农村和城市的夹缝中尴尬成长的“新生代农民工”。
于是，2007年，出了一部备受争议的电影，叫《苹果》。
女主人公刘苹果和丈夫安坤都很年轻、贫穷。北京的夜晚是各种色彩的混合体：如长龙般穿梭交织的车流，横跨在城市上空交错的立交桥，霓虹闪烁的各色国际知名品牌的大型广告牌……然而这些似乎与他们无关。苹果和安坤生活在一条狭窄混乱的小巷里，挤过充溢着汗酸味的人群，掀开一幅窄窄的门帘，他们的家简陋、杂乱，但仍然有年轻夫妻简单的快乐和激情。苹果是一家洗脚城里的按摩妹，安坤是一个城市“蜘蛛人”，专做高层建筑的玻璃清洁工作。对这个繁华的城市，他们没有奢望，也没有抱怨，然而有一天，不幸与“幸运”一起伴随着上帝随意挥舞的大手掉进了这个贫穷简单的家庭。一次与小姐妹喝醉酒后，刘苹果倒卧在工作间的沙发上，不巧被路过的洗脚城老板林东看见，好色的林东趁机与刘苹果发生了性关系。可是这一幕竟被正在做玻璃清洁的丈夫安坤撞见。愤怒的安坤闯入洗脚城找林东理论，但势单力薄被保安打了出去。事后刘苹果意外地怀孕了。安坤情急之下要林东付钱赔偿精神损失，正好林东和他的妻子王梅没有孩子，于是为了这个即将诞生的婴儿，两个男人之间达成了一个关于孩子的交易，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失去控制的事情，使得两个家庭之间关系错乱，共同陷入了尴尬的困境和选择。
在金钱和尊严面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生命一点一点扭曲的过程。
安坤由一开始的愤怒变得“冷静”下来，这“冷静”，是由10万元的票子和报复的快感拼凑而成的。他知道，在这个城市，他没有归宿。他不可能像父辈一样，在城里混不下去了还可以回到乡下，他也不认为自己仍然和父辈一样是“乡下人”，得为乡下的某一间楼房或“衣锦还乡”奋斗成“创业偶像”。他是“城里人”，虽然这个“城里人”贫穷而地位低下，但他仍然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自然地去肯德基麦当劳吃薯条汉堡冰激凌，呼吸着城市浑浊但充满热力的空气去为生活打拼。在这种艰辛但充满城市激情的幻想中，他仍然是个有尊严的“城里人”。但妻子刘苹果的意外被强奸把这种幻想彻底撕碎了，他的尊严被10万元轻易踩在脚下。在洞悉了老板林东和老板娘王梅空虚无趣的金钱婚姻之后，他决定用孩子和妻子，去报复这个踩踏尊严的金钱社会。
如果我们更多的不是去讨论影片里的“激情”和“露点”，更应该去关心影片所揭露出来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所感触。在安坤年轻悲愤的面容上，我们是否可以看见老一辈农民工诚恳朴实的影子？到底是什么可以让安坤在自己的老婆被强奸后只想着要钱，又是什么让一个人愿意拿自己的亲生孩子去换取区区的10万元？这些年轻的“80后”“90后”打工者，他们面临的生存困境是否是父辈的“创业成功”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现在，我们可以探访一下逝去的时光，试着为这些尖锐的提问找找答案。据统计资料记载：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从思维方式上看，他们通过第一代农民工带回去的信息，对城市充满了向往，甚至有些“80后”本身就是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上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对农村完全陌生，成为与父辈相区别的“城里人”。
从居住方式上看，新一代农民工中有许多都是携家带口进城务工，这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暂居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由此带来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日益突出。
从就业观念上看，老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的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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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比让我们看见了新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孤岛”状态：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被剥夺心理和不满情绪；压抑心理和怨恨情绪；不安全心理和紧张情绪，迷茫失落心理和敌对情绪，对城市人报复及仇富心理等。虽然专家学者们都说：“权益保障缺失是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要在全社会树立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城乡之间人人平等的理念。”“城市人与农民工存在的鸿沟，使得双方互相排斥。企业可以与社区合作，或者建立内部城市人和农民工交流平台，让双方相互理解，相互体谅，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到城市，另外还可以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农民工对城市人理解了，那么对城市人的敌对心理就会减少甚至消失。雇主、企业通过引导，让农民工欣赏一些立志类书籍和电影，陶冶情操，树立目标和追求，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减少农民工的茫然心理。”但是，这些善良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
齐秦在1990年的春天唱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如今，在21世纪的城市，我们身外的世界已不能像80年代的傍晚，悬着橘红的夕阳，飘着温柔的细雨，是否有一天，我们仍能找到自己的归期？
我们是“80后”，我们一毕业就成了打工者。在《奋斗》里，我们被告知世人对金钱和权力的艳羡，我们奋斗似乎就是为了票子房子车子；在《蜗居》里，总有个画外音在适当的时候响起，缓慢悠长的大提琴，沉着厚实的男低音，或冷静或激情地喃喃自语，简洁、直接、有力，告诉我们即使打一辈子的工，对房子的渴望也会像骆驼祥子的买车梦一样遥遥无期。在讲故事般的投入和上帝般的冷静旁观中，我们在影像中再次和农民工“牛耿”、大老板“李成功”走在2010年春运回家的路上，在《人在�途》中遭遇了一连串的黑色幽默。这一连串的黑色幽默延伸到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就成了《长江七号》里农民工父亲的意外收获，儿子“小狄”对外星人“七仔”超能力的幻想？
影像最本质的力量，都应该是人在其中的穿梭、舞蹈或挣扎。也许，时代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谁不是在这些横亘于我们生命的日子里，为了自己心中的某些呼唤给自己打工呢？打工影视30年，在中国人所有的梦想与热望中，影印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远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所以，电影仍在继续，我们的生活，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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