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跟一位文友聊起清末民国年间的名人杨度。这位朋友张口就说“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太好”。我被愣愣地噎了一下……过后思之，越想越觉这话有点不对头。 ――譬如，什么算“政治品质”?什么人常用这种词汇(标准)来衡量别人?这词儿的文化来由如何?能不能用这么一个词汇就判定一个人?尤其用来判定一个文化人。
就说杨度吧。如果说世上真该有“政治品质”这个词儿，而这个判辞又算精准确凿，那，用它来形容判断杨度，似乎再准确没有了。杨度的一生从立志搞“君主立宪”到最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他参与或说投靠过的政治派别之多，是他同时代任何一个文化人都无法比拟的。就信仰来说，他似乎也转换了好几次。他时而阔谈于高堂，时而藏匿于山林，时而又栖于豪门、卖几个字换钱花。然而，即便如此，就能用“政治品质不好”来概括、判定、诠释一个复杂的有血有肉的人吗?尤其用来判定一个载承着无数思想、历经着一段翻覆的历史风雨的文化人吗?我以为那会有失公允的。
“政治品质”属近代语汇。“三坟五典”“经诗子集”里没见过。可究其语意源头又应该是很久远的，怕3000年都不止。这词儿是跟“忠臣不事二主”“忠贞不二”和士人的“气节”“节烈”一脉相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说：一个人一旦选定一件要干的大事(多指政事)或者选定要跟随(伺候)某位正在干大事的人(多指政治领袖)，就得以身相许、不可再改变了，如烈女嫁夫一样。能坚守到底者(无论随其荣、辱、生、死)就算“政治品质好”，反之，如杨度那样变来变去、总改换门庭，则算“政治品质不好”。而中国历史由于经常有“稳定”与“重新组合”的格局变化，于是，“政治品质”的“好与坏”的正反两面的例子还蛮多，甚至出双入对。如汉武帝时的苏武和李陵。就是一正一反的一对；还有明末的洪承畴和史可法也是。再像三国时的吕布、明清时的吴三桂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既搞过人生(政治)的多次选项，又有女色搅拌其间――这“政治品质”嘛，显然就坏到极点、坏得流脓、没一点可再探讨的余地了。
尤其让我一想起就觉别扭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皇帝一听说李陵在无奈中降敌时，痛心疾首地说：“他，他怎么就不死了呢?!”这说明皇帝既知道李陵降敌的“无奈”又惋惜这个人才，可他就不去想一个生命是该以生存为起码价值的。洪承畴的故事更具戏剧性。崇祯原以为他抗清中“光荣了”，在北京大张旗鼓地祭奠他，而洪本人被俘后也是抱定一死之决心，可到头来“生存第一”了。这样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最希望这些人去死、去“尽忠”的，原来是皇帝、是主子们，肯定不是他的妻儿老小。皇帝主子希望别人永远对他们“尽忠”直到死，而他怎么处置别人可就不管不顾了。譬如崇祯杀袁崇焕，他就不去多想那“对”与“错”，而且觉得你即便被老子错杀了那也是对我皇家尽忠嘛……当然，也有“洪母骂畴”的留传。无疑，那位洪老夫人是被圣贤书、忠君之道搞没了爱子心。而这种圣贤之说、忠君之道的“愚忠”道德，毒害了中国百姓和读书人达数千年。我想，若让洪承畴的妻儿们抉择，肯定是希望他活着与家人团聚。
湖北作家邓一光写过一篇叫《远离稼穑》的中篇小说。写的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喜欢种地，后来无奈当了红军，结果当了三次俘虏……人生结局十分惨淡。小说很感人，我读了两遍。那年我在汉口，《芳草》主编钱鹏喜告诉我，邓一光出生于将军之家。这更让我疑惑。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总当俘虏的“三叔” (小说中“透露”的人物关系)呢?“求生”和“求名节”，对于一个人到底哪一项更重要呢?在生死于瞬间的血腥战场上，当了俘虏，这个人就没脸再见人了吗?我们在生活中就只能崇尚和理解英雄与烈士吗?在求生与求死之间，人类的终极关怀应该选择哪一个?人，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不愿意做英雄的平常人该不该在这世上存活下去?这种“活”该不该受到理解和关怀?
――我相信，这些问题的探讨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文化人自然也有把死看得很淡的。譬如跟杨度同时代的王国维，他平静悄悄一头栽进昆明湖里(起码表面是这样的)。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至于他到底是为“殉清王朝”还是“殉文化”；还是因“与罗振玉交恶”还是“心灰于时局动乱”或“丧子悲切”?这都是后人的“淡操心”。这位正值壮年、学术研究也正属旺季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国学大师，既然选择了昆明湖、又精心挑选了五月初三(有人说他有意避开五月初五――屈原投江之日)――那他这死也自然是他“牛心拐孤”的一种人生归宿。王国维的死跟杨度后来“聊倒”于杜月笙门下、每月拿杜的500块银洋的“活着”的人生选择，同样是一种“自我”?个中的无奈、酸楚、隐忍、恨悔，是他们自家肚子里的事。至于谁愣要在其中寻觅出一种“可贵”、“卑微”，以及对与错。我以为起码是徒劳的。
说到杨度，其行止是很值得后人在其“品质”二字上细品的。我们既不说他曾以一曲《湖南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死，除非湖南人死尽”唱热了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三湘青年的血：也不谈他在日本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跟中山先生盟誓“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这般坦诚的豪言壮语。
杨度从小就有“才子”“贤子”之誉，而且他既不死抠八股文章也不摆弄华章丽句。他早年师从湖南名儒王壬秋(阉运)专攻“帝王学”，后来又倾心“新学”进了湖南师范。究其一生悲剧，也就是从这“学帝王之学”开始的。那么，什么是“帝王学”呢?简言之，就是物色选择一个“将来可能成为帝王”的“非常之人”。而后你就许身于他、跟定他――为他设计“非常之谋略”，你自然也就成就了自己“非常之功业”了。现在想来，这是儒家实用之学被皇权王道污染得很糟糕的一个侧面。而正是这种潜入灵魂的动因，给杨度日后为袁世凯称帝搞什么“筹安会”、写荒谬的《君宪救国论》的人生大败笔，埋下了思想祸根。再有一点是。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避祸在日本，是袁世凯和张之洞向朝廷和慈禧力荐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他才步入“庙堂”的。这样从“公”从私，他跟袁氏都搅到了一起――无形中袁世凯成了他冥冥企盼的那个“能成为帝王的非凡之人”。这里还有个症结要说，当时清末民国年间社会制度的转型。使旧时的文化人(包括士大夫)急剧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化――如杨度这样新旧参半、又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文化人，只是把潜意识里的“修齐治平”变成时髦的“救国”口头禅――骨子里仍把“为官”看成人生的最佳选择。历时3000多年的儒家“积极入世”的那股子不甘寂寞的劲头，时时在杨 [ 2 ] 度们身上进发。于是乎，辛亥革命前，杨度积极帮助清政府搞“挂羊头卖狗肉”的“假立宪”：辛亥革命后，他又穿梭于北洋集团(其实。他与“北洋集团”有质的区别)和革命党之间当着“纵横家”；袁世凯“洪宪”失败后，他位列第一通辑犯，且遭国人唾骂；这样，张勋复辟他“赞而画之”也就顺理成章。然而，他跟中山先生的“谁先成功彼来帮”的旧约，他也一直履行着――民国11年，陈炯明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说服曹锟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危机。说来。孙中山对杨度这位老友还是了解且理解的。多次说他是“能履行诺言的政治家”，让革命同仁“幸勿以往见疑”。此外，他为营救李大钊和救济受害志士家属，卖了自己在北京在青岛的两处房产，多年积蓄一空，最后落个无家可归……这些，其实也都是他的“政治品质”。只不过。在那段很少有人能把形势透看得极明白(包括孙中山)的历史时期里，杨度是个失败者，是个首战就不利、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屡败屡战的失败者。是那一时期的典型的悲剧人物。而在我们传统的世俗伦理中，是容不得失败的悲剧人物的。
――成王败寇嘛。
这，就又扯出一个问题来。
对成功英雄的崇拜、对失败英雄的贬污――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都是不乏其人不乏其例的。最早品尝到这两种待遇的就是“鲧”和“禹”父子二人。鲧由于治水没能成功，后人就贬污他，说他是“窃”了“帝之息壤”，如何如何。只有具些人本思想的屈原大夫为他说了句公道话――“鲧婢直而亡身”，说他是因“倔强率直”而被杀的。鲧的儿子“禹”因治水成功了，就受到另一种待遇――即使他滥杀无辜(杀了开会迟到的防风氏)，又乱搞男女关系(跟�山女野合)也没人说三道四，甚至给予辩解，把他吹捧成“至贤至圣”之君。至于项羽、吕布、吴三桂之流，人们就更是竭尽“泼污”之能事了……而在这一点上，西方人跟我们就不同了。他们既崇拜成功的英雄，也崇敬失败的英雄，因为失败的英雄往往更具有人格魅力。譬如对普罗米修斯、俄狄普斯王、对凯撒等等。人们对他们悲剧的人生、悲惨的结局以及他们导致这种结果的人格，予以高度评价，并把他们的悲剧大肆颂扬。以激发人类情感中最重要的“悲壮”情愫。
――我想，这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吧。
相形之下，“政治品质”这一判辞和以它来评价评定人，显然就浅薄和偏颇了，甚至可说这种跟封建帝王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官方语言”能让人听出些别有用心的味道。
其实，就杨度的“夕阳最后一瞥”也足以说明“政治品质”一词的不准确。1929年秋，杨度由陈赓(一说潘汉年)介绍，在周恩来批准下秘密加入共产党。而这一点稍加思索就能弄明白，它恰恰既不能说明杨度“政治品质好”，也不能证明他“政治品质坏”，只能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努力国事”的初衷没改，“积极入世”的传统犹存，依然是那么性如游侠、急功好义。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取向只是他思维及能动的一部分，不足以完全概括一个人人格品质的优劣。尤其对于一个学识如此广博，经历如此复杂的文化人来说。正如他反驳“说他加入共产党是又一次投机”的话：“方今白色恐怖，逮住要杀头。云何投机?”
――这话本身就透着一股侠气，一种向生活挑战的心态。此老真性情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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