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缃先生在厦门 经过一个烦扰多事的春天，组缃先生于盛夏来到了厦门。我到鼓浪屿毓园旁边的一座花木扶疏的独立楼房中见到了他。那是一间凉爽的太阳间。地板洁净，屋中只有几张新的藤椅藤几。一位女士向里屋喊：“爸爸，客人来了”。我正笑着和她招呼，就看见我的老师出现在内室门口。
他满脸含笑，拄杖而立。还是那样白皙颀长，整洁潇洒，显然很高兴。
“你来得真快，我今天才打听到你。”
“我太没有想到先生会来的，先生怎么不早通知我一声？悄悄的就来了？否则我也可以给先生准备。”
“什么都不用你准备。这是我亲家的房子，落实政策收回了。这才刚装修好，邀我来度个假期。我媳妇就陪我来了。一切都安顿得很好。”
“先生，您都好吗？”
他拉着我的手，坐到藤椅上，我不由得仔细端详他。我确实感到他隐有一种疲乏而寥落的神情。他微笑着：“我老了，出门要用轮椅了，腿脚不大好”。
这次他的来厦给我这样大的惊喜。离开学校以来，偶一进京，也只有一次两次的会晤，很少能有这样多的时间接近他。我每周都过海去看他，带一些自己烹饪的菜肴。也算尽些弟子侍奉之意，“有酒食，先生馔”吧。只是先生外出都用轮椅，我们同学在南普陀宴请他时，我都不敢请他加步到我那坐落在小山坡上的寒舍去小坐。
但是他谈话还不改旧日风采。缓和地然而坚定地，神闲气定地娓娓长谈。关心地问起我的健康、眼睛和我的心情。我告诉他，我感到郁闷，总觉得这个多元而混乱的现实使我无所适从。他说起离乱之后，人就能有一种澹定之气。澹是淡泊，不去纷争；定是要有定见，不去附和。那都是在乱中真看明白了才能真有的品质。我说，先生就很澹定。他说，谈何容易。我现在就守着这句话吧―――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要有是非之见。见是就去为，不是就不为。不要为外力影响。他又笑道，老人容易做到，老人没有什么利害顾虑了。我说我也老了，也该有这种气度了，向先生学习吧。先生说，其实这也是一种应有的修养，并不是老人才该有的，我刚才的话也很不全面了。先生总是一贯他那种谦和平易，这番话我感受很深，但这正是先生对我最后的教悔了。
有一天我和铁民、水涌二君去拜访他，就在路上邂逅。他正要去他亲戚家里，我们遇到他的地方正在一条小路上。当时他举起手杖指着红色高墙和垂下的翠绿藤萝，说，鼓浪屿的小巷极有情致，正是个好地方。我说先生就多住几天吧，你回北京我就不能这么方便地来看先生了。他笑着说，你再到北京，恐怕要到八宝山来看我了。这句话使我无限酸楚，不想真成谶语，先生回去，没等我再次赴京，就离开我们了。而令我愧疚的是至今也还没到八宝山去祭奠我的老师。天下事也自有不可言说的缘分。我的学生陈勇鹏君曾办了一次鼓浪屿建筑摄影展。那天邀我去参观，赫然发现我们路遇吴先生的小巷正是他的佳作，真使我为之徘徊萦回。感谢勇鹏在展后就把这幅照片送给我了，我正挂在屋里。它使我记得和先生说话的那一刻。
严肃而忧郁的杨晦先生
杨晦先生虽是北大教授，还真是我的业师。我进清华时，系里要我攻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清华没有导师，就请杨晦先生。杨晦先生接受了我。我到系办公室去见他，第一次见面，我就有一种满足的敬仰之情。
我以为杨晦先生挺像鲁迅，特别像陶元庆画的那张像：长方的脸(实际杨先生的脸还稍瘦长一些)，平平的鼻子，又浓又短的头发，刚直地竖立着。成为杨晦先生自己的标志的，是他老穿着的那件很旧很长的黑大衣，和他老抱着的那只同样很旧很大的黑皮包。而他那看着学生的严肃而又忧郁的眼神，我以为最能代表联大风度―――在那艰难贫困的岁月里无怨无悔，正直真诚地坚守着神圣的教育岗位的教授们。实际上，他并没有在西南联大待过，他是北大迁回北平后才到北大的。
杨晦先生很亲切地问了我的情况。当我告诉他我实在对文艺理论，特别是对西方文艺理论缺乏基础时，他说，现在不用再去补西方文论了，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起吧。马上就开了个书单，那时这门学科还未经建设，极少参考书。他开的也还是高尔基、别林斯基等人的论著。但有三本书是我以前不知道，而后来又宝典似地翻阅不已的，即《联共党史》、苏联弗里契著的《欧洲文学发展史》和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而现在，这些书又成为过眼云烟了。
除了在清华听他的“文艺批评”外，我还到北大去上他的“文艺理论”。有一次我从清华园沿着后面的铁路走进西直门，直走了两个多钟头，上课迟到。在众目睽暌之下入座，很是困窘。下课后，杨晦先生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是走来的。他很吃惊，忧愁地看着我，“你经济很困难吧？以后坐车来，车钱我来出。”我告诉他，我并不那么困难，我是走着玩儿的。他的表情马上就转成严肃的：“以后不要这样。走得那么累，哪能听好课呢？何况还迟到!这是得不偿失的事。”
在清华讲课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到五点。教室又很破旧：踩得发白的地板，二十来张陈旧的写字课椅。教室里只坐着三个学生，颇见萧条散漫。特别是冬天，那无力的惨淡的阳光照进来时，更是沉闷。这种场合，先生也会打不起精神的。有个下午，小何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想喊醒她，又隔得远，就歪着我坐的椅子想去靠近她。不料摔倒在地，“嗵”地一声，举室骇然，我更惊愧不已。先生其实都看在眼里，就笑了起来。他走下讲台来扶我，还安慰那个惊醒了的小何说：“这个时候是很易犯困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大家走动走动吧。”这事就成了系里传说的笑柄。
其实杨晦先生讲《文艺批评》是很精彩的。他总有深刻独到的见解。他分析曹禺，说他下意识是很封建的：他的女性人物没有自己的姓，她们爱男人就是如何侍奉他们，努力跟随他们，在爱情中，她们缺乏独立的人格，为此他有一篇论文。他认为赵树理的李有才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少见的农民典型，表现了农民自己的民主意识。这种见解至今看来，都发人深省。
杨晦先生主持北大中文系系务，出了名的坚持原则，不稍假借。我最不能忘的是，他虽然很关顾我，但在我的学科考试中，因为我不能完整地阐释什么是“流氓无产阶级”，杨先生给了我很低的分数。从此我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做学问是容不得一知半解和夸夸其谈的。
风骨卓然的林辰先生
多年前，王瑶先生让我看林辰先生的《鲁迅事迹考》，虽是薄薄的一本，却是攻研鲁迅的必读书。它使我很惊讶：原来也有以这种朴学功夫治现代文学的。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时，知道林辰先生和周振甫先生要任我们这组的指导顾问。我感到十分欣喜。
第一天上班，林先生来了，他没有马上进来，只是满面笑容地站在我们工作室门口。个儿不高，方方的脸，架在方方的肩上，方方的眼镜片后一脸温厚的笑容，他就像一截年轮久远的树桩―――――使人无法撼动地站在你的面前，而那种凝重沉潜，真正是一个饱学之士的气度。
林先生治现代文学，特别是鲁学，工力之深，自不待言，就是其他各方面，先生之博闻强记也非一般学者可比。他与周先生对典籍之娴熟程度，恐怕后来学人都难以达到了。和他们坐在一起，你会感觉到那间工作的小室就流溢着馥郁书香。一天，偶然想起形容唐人小说的两句话“小小情事，凄婉欲绝”，竟不知道出于何书，请教林先生，林先生马上答道，是洪迈的《容斋随笔》。又有一次，说起史震林其人，我说，只知道他的《西青散记》，不知他有没有其他传世之作，林先生也不假思索地说，还有一本《华阳散稿》。这样的大叩大应，小叩小应，几乎天天都有。
林先生治现代文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常在报刊见到他的深具实力的研究论著。为学方法，正如我提到的，与一般人立足不同，独以考订史料为重。不但力求准确翔实，还都有卓见，不为时势所左右。因此五十年代后，就不合时宜，也不大看见林先生的文章了，但凡出一篇，则必有很高学术含金量。林先生“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硕学之士，竟不能为世所重，也就只能让那些张扬阿世之士去占领学术名场了。解放以来，先生从事编辑工作，金针度人，为人作嫁，一直默默在为学术奉献。而对名声地位，绝对淡然，了不以为意，但他的身份价值则是圈内人所共仰的。
[ 2 ] [ 3 ] [ 4 ] [ 5 ] 和先生别后，竟很少问讯。最后一次去见他，他已退休。走入他的书房，洁净的大书桌上没有别的东西，放着一部很大的书，好像是部线装书。大概因为等我们，书没有打开，林先生正坐在桌前，像以前那样满面笑容。我问林先生是否常在看书，林先生说，眼睛不好，也不能多看了。我就问常日做何消遣？林先生就笑笑说，好像也还是看书吧。这话听来似乎很矛盾，但我感到其中的包容。正像他那间整洁而简单的屋子一样，充满书籍，了无其他，清素寂静。林先生于中一定别有他自己的天地。
先生谈锋很健。知无不言，且情绪总是一派怡然。上个世纪的中国知识人，即使说一生平顺，也必然经历了那艰难时世，遭遇了那无法避免的灾难。而对这种人生经历，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态度。但同历此境的林先生却从没有谈过他自己的荣辱遭际。不但从不说他生活中的不愉快，甚至也没有听他说起任何的人生得意。林辰先生对此，既非对过去有所隐讳，也并非宽容得“一切不必再提”，他实在是对现实十分洞察，透彻理解，早已以他那澹定之气化解了一切尘世沧桑。他这种“不言”，别有一种深沉的苍凉，也使林先生的风度特有境界，常使我萦回不已。
林先生不是诗，他是一篇澹定隐秀、独具风骨的古文。
穿围裙的艾芜和他的巧克力
最近收到《林辰纪念集》，其中文章都深挚地怀念这位文章道德都足为后人楷模的学者，同时也都说到他的凄凉晚景，读来令人伤感抑郁。集中恰恰收得有林辰先生与艾芜的通信。联想到前两年，听说艾芜先生也是死于贫病之中，心中非常难过。我不能相信，我们这个社会的作家还有这样遭遇，但我也同样相信有很多被视为处于边缘的老作家的生活的清寒。我们的文化界，正是这样：一方面登龙有术，张扬名场的“团扇才人”是“冠盖满京华”，一方面淡泊名利、孜孜工作的文人学者却是“斯人独憔悴”。
80年代，和魏红荔一起为社科院文研所做现代作家资料。我们领的课题是艾芜。除了搜寻整理资料外，重要的是采访艾芜先生，为此我们去了西部名城成都。先生住在四川文联大院。一进大院，只觉得有很多独立平房，好像不成一个体系。我们被让到艾芜先生家门口。艾芜先生不在房内，我们没有进屋，一回身，却见一个穿着围裙的老先生正向我们走来。他一面解围裙，一面说“请进，请进，我正在洗衣服”。这个清癯文雅的穿围裙的形象就是永远停留在我脑海中的艾芜画像，这也似乎概括了艾芜清贫的一生。
那屋子是一个大房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屋子，但屋内似乎挤满了家具。中间一张大桌子，艾芜和他的夫人王雷嘉就陪我们围桌而坐。先生神情淡雅，就像他的文品。他说话声音不高却清楚，四川话又是语调铿锵，每一个字都像落下的水滴，徐徐而清晰地打入你的心。我们请他鉴定一些佚文，他很明确地为我们作了分辨。问他一些有关传说是否可靠？例如说他和沙汀两人相约出川投身文学事业时，准备深入生活，不辞艰苦，要“逐水草而居”。为此一人笔名以水为偏旁，一人则以草为字头。他笑道：“这说法很风雅，也很有趣，但是不确的。我们是同学，但离开四川时是各自行动，并没有相约。我是从缅甸回来，到了上海才遇见沙汀的。那天在街上偶然遇见，那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那时我正无处容身，他邀我搬去同住。到他那里，天天彻夜长谈，研究如何写小说。才一起给鲁迅写信。”他说他并不喜欢一些不可靠的轶事传说，这种只为“谈助”而写的东西有时会混淆真实。又说魏晋时代首谈轶事的那些书是十分讲究真实可信的。我觉得艾芜先生也是很学者气的。
作家们多感情深挚，只是我觉得艾芜先生特甚。谈话中他很喜欢回忆左联时代，总觉得当时人们是如此的真诚、无私和相互关心。说起很多故人，他的语调就更慢，表现了怅惘的怀念。我说起我最爱读他那篇《我的爱人》，他没有作声，谈话也就骤停，一室寂然。半晌他徐徐地说：“那时我被驱逐出境，情绪是很强烈的。”但此时说起，他却如此黯然。蕾嘉先生在这方面也有多话题，我因此还知道了蕾嘉先生还是彭柏山在上海二次入党的介绍人。
谈话中，雷嘉先生拿出了一盘巧克力来。我和红荔深感他们的盛意，在那时，巧克力可真算得上是一种珍品。当我最后知道了先生生活的清寒之后，这盘巧克力的回忆更使我为之神伤。
王瑶先生二三事
王瑶先生可以称为现代文学史学的一代宗师，但他写解放后第一本现代文学史时，还是个讲师。着一身紧窄的黑西装，戴条黑领带，脸色苍白，头发很长，神情疲惫，还有一口焦黄的牙齿，说话有些口吃。当他骑着他那辆自行车急骤地穿行在校园里时，那模样就像个小报记者。
可是你与他一接近，就发现他真具有大学者的格局气度。他原来治中古文学，系里决定他改攻现代文学时，他马上应命。1949年先开了一门一学期课程，1950年发展成一学年。一次开课后，就写成了他那本《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本书至今还是资料最丰富的教材。他的课讲得非常好，不但旁征博引、资料翔实，而且特别注意史的来历、发展与影响。他把文学史讲成鲜活的文学历程。至于日常接触，最大的感受是他总把你看成是同辈，毫不矜持地发表他各种潇洒的、尖锐的乃至滑稽的观点。说到得意处，就仰头大笑。
他又博闻强记，掌故特多。听他谈西南联大，最是有趣。他说他要编一本《联大儒林外史》。回目都做成了，有一回是《刘文典吞云吐雾，罗膺中捉鬼拿妖》，这两位全是中文系教授。前者善写古文，曾给一位土司写寿序。土司送了他若干上等烟土，老先生就乐不思蜀，想定居云南了；后者讲杜诗极为出色，自称目能视鬼，且能驱鬼，常讲充满诗情的凄艳的女鬼故事。王瑶先生善作回目，有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到清华来讲《大众哲学》，和金岳霖先生辩难，大礼堂挤满师生。听完出来，王先生当场成一回目：《艾思奇三进清华园，金岳霖两谈辩证法》，把同行者都笑得打跌。
有一次中文系新年联欢，教师们照例要全体上场出演一个滑稽小戏(就是现在的小品吧)。那年演的是《唐伯虎和秋香》，朱德熙包一头巾，扮演秋香。又有个西席先生由王先生演。大概是秋香要自由恋爱，华太师请了先生来说理。王先生一上场就说，我请来了秧歌队，大家都来扭秧歌，于是他把学生拉下了场。学生与演员都不知所措，大家扭不成队，笑成一团，尽欢而止。事后导演问王先生怎么来这一套？全都砸锅!王先生一笑，说，你那口授的台词我全忘了，只好搅局了。
先生对待生活，也是从容潇洒。他早年因为孩子多，工作压力很重。收到那本《中国新文学史稿》版税后，就马上改善了生活。他置了很好的红木家具，买了古雅的书架，使他那本来只觉宽敞的房子显得很有品味，而且还铺了地毯，那可是当时少有的讲究。他晚年身体好起来，主要是不再熬夜工作了。你要问他，他笑着借用他老乡贾植芳先生的名言，我这是三不主义：不戒烟、不戒酒、不锻炼。
先生去世后，我到北京参加北大百年校庆，去看师母。那天北大是车水马龙、冠盖如云。但我找到镜春园先生的家时，却是另一番情景。帘栊寂寞，庭院萧条。我正向窗中窥看，师母恰好从门外进来。她让我进了屋子，虽然还是先生在日的家具，但失去了先生的笑谈，一切都似乎黯淡了。师母说，学校给她的新居所在三环路，她也快要迁走了。我说这几天同学们都返校了，有没有学生来看你。她淡然地说，同学也忙。我为之无言。
离开先生的旧家，我很怅然，来庆祝校庆的兴致似乎消失了。
语言大师改文学作业
吕叔湘先生到清华来的时候，他还未以语言学专家见称。他是被我们称为开明派学者的。那时夏丐尊、叶圣陶等几位先生办了开明书店。他们都知识通博、学养深厚，文章也都是流利通顺，规范严谨，常被选为教材。吕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学者。他到清华来任教时，第一次为我们开的课程是《世界文学史》、吕先生学贯中西，又是著名翻译家，开这门课当然很合适，学生都很高兴。
[ 1 ] [ 3 ] [ 4 ] [ 5 ] 吕先生讲课，条理特别清晰，明确扼要，容易记忆，很有收获。他针对我们的外国文学基础，少讲十八、十九世纪的近代文学，重点放在当时翻译和研究都很少涉及的希腊、罗马文学和欧洲中世纪文学，补充了我们的空白。那时我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拟曲”这一名称，希望先生为我们讲一讲，先生说，那是一种不太重要的模拟文体，课上就不讲了，你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我很愿意自己去做，但那时这方面的参考书实在少，只得胡乱查了《大英百科全书》，看了一些罗念生、周作人的论著，凑成一篇作业。因是自己做的，觉得颇有收获，也希望先生予以补充改正。交卷后，倒是很快发下来了，但先生只改了两三处不妥的用词，批语是“注意标点”，竟没一言涉及内容。我不免有些失望，又去请教。先生说，作为作业，这也可以了。你要想深入一些，就再去看几本书吧。他开了几本英文参考书给我，我总算又长了些知识。过了不久，吕先生就受政府委托去搞语法，以整顿当时混乱的文风。他一接受任务，就找了在大一国文课任助教的朱德熙作助手，不到一个月，《语法修辞讲话》就以连载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和社会见面了。这才知道吕先生原来是以语言研究见长的。无怪他当时最注意的是我的文字，乃至标点。想起他常说的一句话：文章是以文字为根本的。
吕叔湘先生短小精干，面色红润，不苟言笑。同学都有些怕他。其实他是很关心同学的。那年正当考试，我母亲病了要我马上回去，我很为难。同学把这情况和吕先生谈起，先生马上把我找到家里，告诉我他的课程可以回来补考。并且问我，有没有经济困难(当时学生多穷，教授常会主动资助)？我非常高兴他给了我补考机会。连连说没有困难。他送我到门口时，还叮嘱道，不要拖延，马上回去为要。他的倦倦之心实在令我感动。后来我才知道吕先生不久前也正遇到失怙之痛，他正以心度心，这样关切我。
研究生都说吕先生在学科考试中总是十分严格（学科考试是当时研究生必须通过的一个学科面试，由全系教授及被邀的外校外系教授参加），常加追问，毫不含糊。考完后，大家最要打听的就是吕先生的提问和他的给分。我考试那天吕先生竟没有来。同学都认为我很运气。第二天吕先生遇见我，告诉我他昨天因故未能出席。说很抱歉，并向我祝贺考试通过。我说，“吕先生，大家都怕您，说您最厉害。您要是来，我也许就通不过了。”他大笑道：“我真那么可怕吗？”
诗如其人的汪静之
五四时期有一个新诗社团“湖畔诗社”，它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流派，也没有出现有影响的诗人，但它却总能让读现代文学的人记住。这个社团主要四个诗人，各有贡献，而专以诗人之名留在文学史上的则是汪静之。汪诗的特点是清浅无华，天真有致。由于歌颂爱情，引起争议，鲁迅曾写过《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为之辩护。
汪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他在复旦大学开《诗史》课，由于知名，第一天上课，教室就坐满了人。先生进来了，身材矮小，平头圆脸，满脸笑容，和蔼可亲，穿一件白色西装上衣，灰色裤子，打扮得很年轻。第一堂课他没有开讲，只是给我们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诗。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他第一次教书，只有19岁，校役以为他是学生，不让进去。这个足以体现“少年成材”的轶事后来在他的传记或他人的论述中曾多次出现过。
这一次自我介绍实在是不成功的。第二次上课，课堂里却只剩我一个人了。汪先生来上课，进了门又退出去，他以为走错了教室。我说，先生，没错，这是《诗史》课。他又走了回来，大惑不解地说，怎么人都没了？我说有些人大概退选了。他显然很失望。但毫不迟疑地就走上讲台，开始讲课。
我们师生就这么一对一地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上课。先生备课认真，内容还是充实的。虽说是“史”，他不太讲史，偏重阐释文本。只是他爱好的诗也就像他的创作一样，多清浅平易。他喜欢爱情诗，认为男女相悦的感情就是天籁，所以他很重视民歌和艳体。讲了几个星期，他就建议到他家中上课。课程并不因为在家讲授而有所松懈，他仍按时按点上课下课。我坐在他那张大得像裁缝案板似的书桌前，似乎记录得也更多些。下了课，师母就会搬出好吃的糕点来。吃完点心，我就告辞，心满意足地在幽暗的街灯下走回去。这也是我在大学上课时一段特殊的“青灯有味如儿时”的回忆。
上海解放不久，我考入清华大学。临行前，汪先生很希望我能把清华的教学情况告诉他。很惭愧，我到清华后，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嘱托。只告诉汪先生清华没开《诗史》，而艾青讲的《现代诗》，我又没去听。汪先生来信，却对《现代诗》很感兴趣，希望能看一看这门课的笔记，我就借了一本寄去。我这时很理解汪先生，时代的变迁使他有一种危机感。他迫切想改革自己的教学，使之能适应时代。这是当时老先生们都关心的问题，只是汪先生真正努力在做，追随时代，不耻下问，不惜放弃自己原来的专业，从头开始。现在想来，令人感动，也颇苍凉。不过他自己既是个新诗人，来讲现代诗还是很适当的。后来，他又让我给他借过一本《射虎者与他的家族》，这是力扬写的叙事诗。汪先生从事现代诗史的研究，用到这本，也可见所治之学决非皮毛之说了。
1952年院系调整，汪先生调到中国作协，不再教书。我后来知道他的消息时，他已回到杭州西湖之畔了。回到他诗人的领地，他又发表了不少诗作。
《海滨故人》中的宗莹
我不知道读现代文学史的人会不会认真去读庐隐的著作了。其实她是比冰心立意深刻的女作家。她的《海滨故人》在当时影响很大，它叙述了五个知识女性的彷徨与失落，其中那个“娇小美丽的宗莹”就是我的老师程俊英。
程老师来我们学校任课时，也有40多岁了，但仍是那么“娇小美丽”，小说中提到的那位“肥胖的少年”虽然肥胖不减，但已是沉潜稳实的教授了，那是社会学家张耀祥先生。抗日时期，他们都是一时名流，颇为日伪注意，就避居沪上，执教为生。
程老师（我们当时都称她程先生），真正是我进入文学殿堂的引路人。如果说，幼年时按着我那知书识字的老保姆指导的方向，喜欢的只是章回小说和英雄说部，那么我很可能到大学去学一个法律或会计，然后沉湎在通俗小说或伤感电影中，或许就可以成为金庸先生的崇拜者。其实我那时也读了冰心和叶圣陶等人的作品，只是觉得不如《水浒》、《西游》有趣。冰心总是装出甜蜜的笑容来对待孩子；而叶老先生，又严肃得老像在发愁。我记得第一次听程先生讲丰子恺的《忆儿时》，忽然觉得真实的生活是如此美好。那个拿着米粉糕逃跑的小男孩，似乎就是我平日的小伙伴。比起那个家里有着汽车和制冰淇淋桶的小小（冰心《寂寞》中的主人公）来，对我要亲切得多。我告诉程先生我多么喜欢这篇，她笑道，你是个天生爱真实的孩子。当时我并不懂，但心想这是句赞语，就牢牢记住了。从此我就从读萧乾、朱自清的写儿童的作品入门，告别了我的《说唐》、《杨家将》、《三门街》乃至《金粉世家》等，走进了文学作品的世界。真如我老师说的，我到现在也还是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我承认我很保守。
后来她给我们讲古典文学，课本是她自选的，至今还在我书架上。那天找出来给学生们看，大家都惊奇那时在高中二或三，已经在读王充的《论衡》、庄子的《秋水》了。课本上都留着细注，可以看出老师教授些什么。我不记得她怎么教，但我们当时是都读懂了。她讲课从字到句，从句入段。文字疏通后，就讲她自己的思想感受。总是联系实际，让我们面对现实。那时正是铁蹄压境、河山破碎、民生于水火之间的时代。她给我们讲《桃花扇》的《余韵》，或《史可法致多尔衮书》时，说起南明气节与抗争来，感慨而又伤痛，我们即使年少，也会黯然神伤。她也会讲极好的诗词，一篇《圆圆曲》，（唉，想起来她真怎么总给我们讲明清之间的作品呢？）真是讲得委婉曲折，慷慨淋漓，听完就像喝一杯好酒那样令人舒畅。我就这样渐渐进入感受和欣赏。老师让我接触到文学的无穷魅力。
[ 1 ] [ 2 ] [ 4 ] [ 5 ] 让老师这样的饱学之士来教这些中学生，不必说真是大材小用。那时先生为避乱世来我们中学，也使一个无知少年窥见了文学的殿堂。我的先生并不因我的没有学成而抛弃我，相反，当解放后，她担任华东师大的中文系主任时，见到我还是那样爱护亲切。说：“你总算是我在中学里教出来的学生。”
说来惭愧，老师领我进门，我却没有传承老师学问（她后来是搞经学的，研究孔子）。但老师当时讲的爱国气节及老师说我爱真实的许可，却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
师风师道赤子之诚
最初，还是个初中学生时，读到了赵景深先生的《栀子花球》。虽只匆匆一读，但小说中那个诚朴而率真的晏先生却从此留下印象。过后又在父亲案头看到一幅赵先生的照片。应是30年代的旧照吧，却是翩翩公子式的一个侧面。最后得亲见赵先生时，才知道文之如人是远过于照片之如人的。文章才体现真正的个人气质，而照片，留下的也许是照相师傅的气质。
我的戏曲学启蒙是王佩征师。老先生教我们《杜诗》，但因为他是戏曲名家，我在课上竟交了一篇关于宋元戏曲的浅识以代杜诗作业。老先生不但不因我心有旁鹜而加责备，反在稿纸顶端打了三个圈。表示首肯。这三个圈虽奠定了我对戏曲的兴趣，但我却终身生没有真正进入戏曲研究，未能为王、赵二师入室弟子，却为此一直保持了与赵先生的亲密师生关系。
赵先生个子不高，身段偏胖。解放前来上课总是穿件长衫，夏天还拿把折扇，衣冠楚楚。虽不多言笑，但却时有幽默。讲课引注甚多，内容丰富，而又清晰有序，笔记虽多却很易整理。使人折服的是凡问到戏曲知识，他总是“大叩大应，小叩小应”，没有让人失望过。而且只要你表示有兴趣去读他介绍的资料，他总是欣然乐于借助的。更有趣的，赵先生讲到好的曲文时，常要付之宫商，实地给学生唱一段。如果学生积极要求，他就会更有兴趣地唱下去。得意时更边唱边有身段。有一次为我们唱《春香闹学》，从陈最良到春香，他一赶三，都演上了。上赵先生的课是一件乐事。
60年代，我已离开赵先生很多年了。一天忽然在旧笔记堆中找到上赵先生中国戏剧史的笔记。在我那也算得工整的笔记上有多处赵先生的亲笔修改，甚至加注。当时我也正为人师，深知这样认真负责的老师已是此世难求，不禁由衷地大为感动。我马上写了封信给赵先生。我说，“您的笔迹让我想起了鲁迅的《藤野先生》。而我知道您是检阅了全部学生笔记的。你的笔迹会留在每个学生的笔记中”。赵先生作复一向是最捷的，马上回了信。针锋相对地说，“你对老师的怀念使我想起了《爱的教育》中的亚科夫”。而更使我感动的是：先生居然寄来了我在他三门课上的全部成绩!我相信他一定保存了全部学生的成绩档案。有谁是这样珍惜学生的成绩，以之收入自己的资料中的呢。这只是老师对他所传道的学生的无限关爱，也是他对他自己教学工作的重视，和他在学生的成绩中对他自己教学的检验。这样的老师在当时也极少，而相比今日，竟是绝无仅有了。
赵先生关爱后学，帮助提挈，凡是他能做的，总是有求必应。这是和他接触过的人的同感。他的丰富藏书也是学界有名的。赵先生开放他自己的藏书和收集的资料，对需求者总是慷慨借阅。特别记得也是60年代，我养疴沪上，得以常去问候先生师母。那时先生正在写他的戏曲散论，已经誊写清楚。我非常想读。赵先生毫不吝惜地说，你拿去看吧。我答应两三天后就奉还。但还没读完，忽然有事让我马上去北京，我匆匆去先生家还书，对没有读完很是遗憾。先生竟毫不犹豫地说，你如果出差有空，就带去看罢。我真的就带上先生这本抄写清晰的手稿去出差了。在北京我的朋友们说，赵先生就这样把没出版的手稿借给学生，真是了不起的学者风度!
“文革”时期，我惦念我的老师们。他们无一不在劫难中，想起赵先生的淳朴忠厚，我尤为担心。1970年，趁我下放离开原单位之际，我到上海探望了赵先生。还好他并没有被赶出旧居，只是楼下已都被侵占作工厂仓库。两层楼都重门深闭，寂无人迹，赵先生就�居三楼。我在楼梯上被一个我们称为“舅母”的亲戚拦住，问了几句话，就听见赵先生自己走了出来说，“让她上来，是老学生。”我知道赵先生这时对有人来访，实在是心惊胆怕的。赵先生一向表情闲适，但这天他真有些激动。我的突然到访对他可说是“空谷足音”，而对我说是“劫后重逢”（他的劫难却尚未完）。相见在兴奋中都不免凄然。
赵先生不但高兴看到我，也高兴从我这里知道一些外界消息。看来赵先生那时几乎与外界隔绝了。形势的复杂，变化之无端，都在他的意外。而赵先生对他本身所遇劫难的心平气和，却也在我的意外。听了些消息后，更从容了，他不断和我说，他们没有怎么难为我。唉，我怎么没有听说先生被罚跪，被殴打的事？他自身在危难之中，还这样怕我担心，为我着想。这真难以遏止我的激动了。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向我说过他所遭遇的灾难和痛楚。赵先生，您的人格真是明净如水、温润如玉啊。
白眼看他世上人
最近在复旦的校刊上看到了纪念陈子展先生的文章，称他是个硬骨头的人，又读到柳姗写的《我本楚狂》，很感动。陈先生的人品和学业，都是我十分敬仰的。这次看见陈先生年轻时的照片，才知道他曾是十分英挺。但我记忆中的他，似乎总是穿件短棉袄，双手笼在袖子里。如果是棉袍，也是厚而偏短，模样就像一个老农。但他缺乏一个老农的单纯朴实的表情，他常是凝重地思索着。陈先生的过去我知道得不多。我只知道他曾勇于站在时代的风口，迎接时代发展的新潮，然而他又重视自己的认识，不愿苟同。当他发现不能跟上新潮时，他也就退出政治，投身学术，然而仍关注着现实，客观地观察世界，真诚地表达自己。他是个不脱离现实、而又独立卓行的人。
他在重庆时就任复旦中文系主任，胜利后回到上海。那时中国人刚经历了胜利的狂欢，就落入一场噩梦。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国事蜩螗，民生板荡。那个时代，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无不怀着忧愤，严肃而痛苦的思索着。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先生总保持他自己的一定之见。他既不为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所威摄，也不从众追随那有很大吸引力的群众运动。但他总站在进步力量一面。那时我刚受教于先生。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他，和他谈起当时的学运。他显得忧心忡忡。（后来我才知道他掩护了好几个学生中的地下党员。）谈到他自己时，他忽然吟了两句：“科头跣足青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我不知这是�的句子（前一句也许还记错），也不太明白先生当时的心态，但是他说话时，转过头去，却微微一扬脸。这神情给我印象至深。我深感先生正是一腔块垒，满腹苍凉，他的经历和他的认识恐怕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但不知为什么，我却更敬重他了。
反右时，像他这样总有自己的见地、而又语不藏锋的人，被划成右派是意料中事，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那样的局面下，他竟不认错。我不知道他怎样面对批判，但我知道他自搬出校园，就表示不取消他的右派帽子，他不回学校。真的，他从此就只领病假工资，在家养病。他也真的有病。他原有严重的胃病。74年我去看他，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腹间顶了个大枕头。脸色憔悴。所幸的是改革开放后，他终于平反，这才回到复旦给他准备的新宿舍里。
我上过先生的《各体文习作》。那可是一门真刀真枪的课。不但学作古文及诗词，还学作�文小启。我虽爱读这些或思辨纵横、或感情回荡的各种经典之作。但总以为这些都是死亡了的文体，无法表达今日的内容，做习作时，并不想真正抒写自我，以为只要寻章摘句，凑合成一篇像样的东西就算学会。第一次写古文，是个归有光式小品，因为还是写真正生活。先生也就认可了。第二次写旧诗。我找了本《诗韵合璧》，按韵按律，搜字凑句，以游子思乡为题，写了首自以为还是像样的七律。但这次却受到了的严格的批评。十六个字：“故国平居，何得离愁；无病呻吟，是一大病。”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批评，就像我忘不了先生说“白眼看他世上人”时的神态一样。深知不论写何种文体，都应有真诚的写作态度。而于旧诗词，我特不忘先生训谕，有则直抒胸臆，决不敢仅为凑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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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夏承焘先生
夏承焘先生词学泰斗，他的词风沉雄慷慨，格局极大。而他的词学更是深入堂奥，自辟门径。每次读他的词作或词论，真有高山仰止之感。当我想到中国的“词”终将进入历史的终曲时，就认为由他来体现词的最后一笔，似乎比由陈衍来体现诗史的最后一笔更加阔大昂扬，是更有力度的结束之笔。
到北京去访夏先生原是受了章草大家王遽常老先生之托。那是“文革”时期，夏先生备受杭州大学红卫兵虐待，避居北京，但不知栖身何处。王先生特别关怀他。我到了北京，竟也不知从何问起。幸得虞愚先生的关心，从陈迩冬先生那里打听到了夏先生地址，虞先生还亲自陪我拜访了他。和夏先生的词风绝不相同的是，夏先生竟是这样一个眉目开朗，笑容和蔼的老先生。他住在他的女学生吴闻女士家中。离乱之中对王先生和我的寻访关怀他有真诚的感动。那天夏先生颇谈了些词学方面的见地，我自然收获极大。但也表示了和夏先生很不同的意见。夏先生认为《西青散记》中贺双卿是男性作者所假托，他说“女性不能写出这样的词”。我却以为男性写不出这样的词。夏先生很高兴，他说你写一篇。我说这时写这种文章给谁看呢？他快乐的笑道：“写给我看”。他确实有一个独立的不与现实接触的词学世界，用以安居他那学术的心灵。在那里他完全摆脱了那动乱得近于荒诞的现实，积极乐观的思考他的词学。夏先生对虞先生和我的拜访很高兴，从此常有书信往来，都还是先生亲笔。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的时候。学术界显得非常活跃。夏先生送我一本钢版刻写的词作《瞿庵词》。虽是油印，但刻写，编排，画版，装订都很讲究，是一本精品。他自己签的名。后来这书正式出版，他也送我一本，已是由吴闻女士代为签名了。不过吴女士学夏先生书法极像，几可乱真。
重到北京，再来看夏先生，却使我十分凄惶。夏先生得了软脑病，已经很严重了。吴闻女士对他照顾无微不至。他坐在那里，仍是那样亲切和蔼地笑着，却像孩子一样挂了个围嘴。但他还记得我是厦门来的，是王先生托我拜访他的。他给我看他前几年的日记，居然记着我去拜访的事，还用括弧注明“女”，他还记得让我写关于贺双卿的文章。可是他再也弄不清究竟是上海的王先生住到厦门了呢，还是我并不从厦门而就是从上海去北京的。我离开时，吴闻女士拉着他的手，他挂着围嘴，送我到门口。看来他真像一个快乐而又听话的大孩子。
有一天，传达室忽来通知，说夏先生来看我，我大为惊喜兼又感动。我们工作室同仁，听说他策杖而来，以林辰先生为首，都去迎接。为了不让他上高楼，我们都到一楼去，借了个办公室接待他。别的工作室同仁颇有为一瞻风采而来的，挤了满满一室。老先生是由一个门弟子陪着来的，心情特好。他虽然脸色红润，满面笑容，但他的心智却比第一次相见时又有退步。他高兴地问当时还很年轻的降云（现在已是编审，古典文学室主任）“姓什么？”“我姓降。”“这姓实在少，你哪里人？”“北京。”“很好，那你姓什么？”“姓降。”“你哪里人呢？”“北京。”“你姓什么？”“姓降。”……大家极力忍着笑，听他二人来回重复这两个问题。先生的脑中已不能再留下当下所发生事件的痕迹了。最后，老先生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大家送到大门口。我真感到沉重的失落和悲凉。
一个从事思维工作的人一旦失去思维能力，是个人的大悲哀。而作为词学史中最后一页的夏先生却因为他的失去思维能力，这一页也就无法有一个完整而精彩的句号了，这更是词学事业的悲哀。呜呼，造化弄人，人何以堪？
两个女才子―――杨绛和赵萝蕤
这两位女士堪称并时瑜亮。杨绛在清华，赵萝蕤在燕京，同样出身名门。父辈都是江南学界耆宿,杨先生尊人杨荫杭是法学名家，赵先生尊人赵紫辰则是中国少数的神学专家，是当时世界六大主教之一；夫婿又都是北京文界精英。她们的两位先生钱钟书和陈梦家，也算得上旗鼓相当。有一次在一个中文系研究生学科考试答辩会上，两人相遇，竟学起晋代风流来，陈先生见钱先生进来，招呼道：“江南才子钱钟书”，钱钟书应口对答：“上虞诗人陈梦家。”真有陆士龙荀鸣鹤的口才。两位女士都留学海外，专攻文学，学有所成，并为一时翘楚。杨绛先生从西班牙原文翻了塞凡提斯的《唐吉诃德》，赵先生萝蕤则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两书文笔准确工丽，都是经典之译，足以垂世。
两位那时都开英国小说选。我按导师的布置，选修杨先生的课。那一学期她只讲了四个18世纪的作家。其中除了菲尔丁的作品已被翻译过来外，其他如理查逊、史摩莱特和斯忒恩的作品好像都未见翻译，我也没读过。杨先生讲来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学生很有收获。赵先生也正在燕京开这门课。我从梦家先生那里得知，专门去听。但毕竟是去旁听的，虽也去了好几次，只记得她专门讲了几个女作家，竟不记得那些内容了。只记得她的文本分析，常从字词句着手，很有国外教授的作风。
在大学时，已观赏过杨先生的剧作《称心如意》、《弄假成真》的舞台演出。记得李健吾还参加了演出。那是英国式喜剧，情节与人物未免有些类型化，但对白机警俏皮，极有出彩之处。80年代以来，读到杨先生小说散文时，也觉得杨先生驾驭人物语言，特显灵慧，这一点也颇与钱先生文字风格一致。当年清华园中，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无不去钱先生府上拜门，我却没有去过，和杨先生接触都只在教室内。教室中见到的杨先生和文字中感受的她并不一致。她显得文雅端重，虽然细心修饰，但不露脂粉痕迹，只是画眉而已。常穿一件黑色旗袍，外面套着亮丽的红色或浅蓝色毛衣。说话总是带着笑容，谈吐谦和平易，全不露锋芒。但隐然中则觉得她若有藩篱，并不轻与学生畅所欲言。这或许是我虽忝列门墙，却总未敢登门求教的缘故吧。
因为去拜访陈梦家先生，倒是常见赵萝蕤先生。或许在家中见面，就觉得容易接近。赵先生听说当年是燕京校花，陈先生又正是个风流倜傥的新月诗人。追求赵先生，时人当然视为佳偶，但她的父亲赵紫辰先生却坚不许可。认为写诗已是雕虫小技，何况写的还是白话新诗，“要娶LUCY(萝蕤的洋名)，就拿真学问来求聘！”逼得梦家先生远渡重洋，负笈海外，去求“真学问”了。有趣的是，他学回来的真是与新诗之道全不相关的中国古文字学与考古学。从此他就真正成了个沉湎典籍的学者。赵先生在女士们都穿旗袍时，就常穿长裤，显得身长玉立，很时尚。她看来似乎比杨先生更目无下尘。但一颦一笑之间，都保留着一份真诚。
这就是萧军
这也是80年代的事了。吉林大学教授，40年代的诗人蒋�金先生，那时正在作《鲁迅全集》注释顾问，和我们同住在出版社里。一天，先生忽然有兴致要吃螃蟹，就邀了我和上海鲁迅博物馆的虞树华兄一起，说到什刹海萧军先生家去吃。我们三个在市场挑了半天，大概买了五六斤螃蟹，让老虞拎着，上萧军家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萧军先生。
他住的不是北京的四合院，而是一幢楼房，我记得进房间时还要向下走几级阶梯。房间很大，铺着地板。门内挂着一块很小的匾“蜗口居”，记得只有半米长吧，青绿色篆体。白壁上挂着乐器、宝剑、版画和鲁迅的像等，但没有他自己的像，其他就像作家们的书斋一样，书报之外，简朴的木桌藤椅而已，但这几件也使人感到那正是萧军的家。而萧军先生也像我们在任何地方所见到的他的相片一样：广颐方脸，浓眉剑立，一头刚劲的头发，只是已灰白了。他坐着时总是腰背直挺，两腿分开，手就撑在膝盖上，像一个武士。两位老先生见面，当然非常高兴。听说有螃蟹可吃，他却说他不喝酒了。蒋先生说：“到你这里来就是为了和你一起喝，不喝太扫兴了。”萧军先生就高兴地取出好几瓶名酒，让蒋先生挑。可是我却真记不得他自己有没有喝酒了。
等着煮螃蟹的时候，他谈到了他的女儿正集合了九个女士组织了一个研究萧红的会，称为“九女吟红社”。这名字给我印象极深，觉得真是雅致秀隽，但现在记起，也不知是否准确了。他又取出他的旧体诗，都用淋漓酣畅的笔墨写在宣纸或毛边纸上，是一张张的诗笺。萧军先生是现代诗人中写旧诗深有功底者之一。我们欣赏完了，蒋先生问他有没有过录成册，他说，这样读起来更有味。蒋先生笑说，穿着长袍读就更有味了，他朗声大笑起来。
螃蟹做得，夫人却不来和我们共享。我们四人围着一个小圆桌子，吃喝起来。老虞是一个挑螃蟹的能手，只只膏肥黄满，大家吃着赞着，细心扒剔。我吃完一只，抬起头来，却看见萧军先生正大马金刀，摆着他那武士式的姿势直直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吃哩。“萧先生怎么不吃了？”
“我吃完了。”“你吃这么少？”“哪里!我吃了七只了!”“我不信，你吃这么快？”“不信？你看!”真的，他旁边已堆了老大一堆螃蟹壳。
“真是神速!”“什么神速，我乱嚼一通就是!”蒋先生大笑道：“牛吃螃蟹，我今天算见到了。”
萧先生自己，却是神色怡然，顾盼自得，一点不笑。
作者附言：从学就业以来，相随诸多学者才人，立人立业，无不深受教益。只是耆宿多老成凋谢，当日的执卷问字，授经辩道的情事，都成前尘梦影，思之惘然。以上诸篇乃我为前辈写的文字，以为笔墨之念。然片言只语，原也不足表述前辈先生们的音容言谈，风范气度，只算雪泥鸿爪，以寄缅思。对我来说，每一着笔，如对故人，别有温馨，哀伤，谐趣，豪逸各种情愫，一一重过心上，也算是“觅我当年”了。
[应锦襄，女，厦门大学退休教授]
【责任编辑黄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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