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刊编辑，关于“我与――”这个话题，要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一时间，的确不知该说什么，该从何说起。是从最早――可能是1980年代初――读这本杂志，还是从最早认识杂志社的人开始？是从元麟兄跑到编办述说人手不足，张力请我和几位同事到他家喝酒，还是从与丹雨大哥通宵达旦谈诗论道说起？要不，就先谈八年前如何写出半遵命式的随笔《上岸的感觉》？若此，“感觉”、感触太多了，感慨也很多，很难理出一个头绪。因此，考虑了几天，还是决定变换一个角度，从一位作者――小说，确切点说，是推理小说作家的角度，来梳理与这本杂志结下的不解之缘。
迄今为止，我发表的小说，清一色，皆为推理小说。最早的创作，是在大学里，当时未“变铅字”，是习作，曾被关注。1988年，我的处女作(合作)，中篇推理小说《谋杀通告》，发表于《警坛风云》，记得还是上的头条。自此步入文坛。在此前前后后，与之讨论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甚至细节最多的人，就是老大哥沈丹雨，不过恰恰在他出任《厦门文学》常务副主编之前的几年间，我们疏于往来。有一回，也不知从谁那儿听到他上任的消息，正沉浮于商海的我便几经辗转联系上他。看他忙得屁颠屁颠的，根本没法像过去那样跟我“上山泡茶”，谈作品与人物形象了。但一说起刊物，他便信心满满，主意多多，“野心”足足。于是，我一冲动，便提出一个在过后看来应属“不自量力”的建议或要求，什么要求？让他在刊物上给我开辟一个推理小说专栏！别说后来我才渐渐以耕耘推理文坛而小有名气，即便是文坛大腕，也很少能够在文学刊物上如此的享受特殊待遇。当然，后来我从办刊人的角度着眼，能够看出当时编辑班子的魄力与果断，如今想来，不得不钦佩。总之，沈丹雨主编同意了！据了解，除我之外，在《厦门文学》开过专栏的作家屈指可数，并且开小说专栏似未有他例(时间最长的专栏应属为南山先生开的《了因聊斋》)。说来惭愧，在向沈主编拍完胸脯，刊物编辑人马动起来之后，我手上仅有一篇“现货”，后续要等创造呢！于是，在编辑们的催促之下，在读者来信来电的鼓励之下，创作热情高涨的我，尽量把半皮包式的公司事务交别人打理，自己抽时间埋头苦干，总算连续几期不间断地应付下来了。从各方面的反应看，算是成功的，据说那几期刊物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其中少不了我的推理小说的功劳。专栏第一期出刊之后不久，编辑部就接到一个投诉电话，说是我的作品“侵权”了！这种犯忌的事，自然让编辑们紧张起来，连忙向主编报告，接下来应该是着手调查核实，若确有其事，那么该道歉道歉、该声明声明、该赔偿赔偿、该“封杀”……岂料沈主编一了解举报者为谁，随即拨了一个电话给那位老兄，轻松化解危机！原来，我这篇“贺克士探案”，题为《谋杀通告》，与当年在《警坛风云》发的那篇同名，但内容却完全不同。并且，第一篇我署的是真名，第二篇用的是笔名“华依狄”。而投诉者便是第一篇的作者之一(还是排在第一的作者)，我的一位老友。沈主编在电话中向其说明，曰：华依狄就是老哲呀！于是，一场风波在会意的笑声中化为趣闻。遗憾的是，由于某些原因，我的推理小说专栏并没有坚持开下去，我也“转移阵地”了。不过，被鼓动起来的热情、被编辑们点拨、评判后的“开窍”，都推动着我日后在推理文坛的不懈的劳作，渐有新成果。
若干年后，我“归队”，成为编辑部的一员。大约在2003至2005年间，我的“贺克士探案”不时见诸本刊，既能方便地与编辑同仁切磋，“粉丝”们也有机会一睹“华依狄”的真容了。对我的创作，在鼓励之余，同事泓莹、永盛等，均给了不少点戳和帮助。比如，“贺克士”个性化落套，并且过分“自我原型化”，以至于读者记得住推理情节却对主角印象模糊；反角塑造格式化；人物语言缺乏个性，等等。说实话，听到这些宝贵的意见，表面上我是虚心接受，内心自有尺子在量，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以为然。因此，有时免不了要争论一番。争归争，心存感激。为此，我一直在探索表现手法和主要人物刻划的新路子，并且力图走出“阿加莎模式”，创立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色。泓莹尤其关注我的创作，她善意的批评之声，时常在我构思和写作时萦绕耳际。并且，当年在谢主编的支持下，我还与她狠狠地忙乎了一阵子，重新开了一个“侦探悬疑小说”专栏，想在“创品牌”方面做个尝试。为此，除了组稿、约稿、辅导、交流之外，我们俩还为这个栏目作了学术上的准备，如进行“什么是推理小说”这种定义上的论证等。可惜，我的稿子打了头，后续来的其他作者的作品不成熟或者叫不入此类，因此这个栏目没有做下去。无论如何，我仍然在坚持――原因很简单，酷爱。不仅创作，我还开始了我的学术研究，迄今有：在大学开办“推理小说艺术特色”等讲座；完成《推理小说密室架构艺术》等论文；学术专著《推理小说概论》也已经完成大半等成果。这些作为，与本刊的学术氛围和同仁互动的良好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这个地儿，有一个习惯，即大伙喜欢讨论，开会也好，工作间隙也罢，喜欢就某一篇来稿、兄弟刊物上的某一篇大作或某一种文学现象，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来，甚至争辩起来。各执己见、各有侧重，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这一点十分可贵。有人会说，你们是吃这碗饭的，不谈文学谈什么？话虽这么说，但正如刘岸主编说的，这年头坐在这儿谈小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奢侈也好，边缘化也罢，反正，我喜欢这样的氛围，正由于如此，近年来我的努力方向，是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以加强本刊的学术性。
大约是泓莹“鞭打快牛”起了作用，我从《虎口喋血》开始探索新的叙述手段，如在不影响人物塑造和情节推动的前提下，尽量增强可读性等。要改变创作中的思维定势和着笔习惯，并非易事。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推理小说尚未越过“启蒙期”，才使得我等面临数不清的困难和艰辛。曾有我刊同仁对此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人不擅长于逻辑思维，因而弄不出“这个玩意儿”来。可我本人几十年如一日地，依旧坚持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耕耘，可谓无怨无悔。作为推理文坛的“独行侠”，坚持写作，其实是十分寂寞的。我庆幸的是，同仁们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不孤独。不管怎么说，我不间断的努力渐有收效，以后陆续创作和发表了《奇幻世界血案》、《三冢之谜》等中短篇，特别是后者，两年多前在《辽河》上发表之后，颇有反响，时至今日，还有天南地北的读者、同好与我联系，谈感想并“切磋”一番。事实上，该小说与其说在手法上有所改变，不如说是一种题材和表现手段的突破。《三冢之谜》是直击重大历史谜题“闯王之死”，这样的历史事件，绝不是你想怎么“捏”，就能够怎么糊弄的，即便是小说家言，也需要有几分依据，否则，既违背了历史小说的基本原则，又容易堕入“满纸荒唐言”的境地。基于上述思考，结合平日的积累，我陆陆续续地做了几年功课，这一炮终于打响。在三百多年前那个风云变幻的特殊时期，已称帝的闯王，自山海关一战后，屡战屡败，在清兵的围追堵截之中，东奔西窜，最后命丧乡勇之手。正史（《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流贼》）虽如此记载，却由于语焉不详而显得结论含糊，加上事后无论是史家还是好事者不断发现、挖掘新的线索和佐证，导致此“案”扑朔迷离，遂有了“三冢”之事。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结合小说人物情节的需要，我决定基本采纳正史，但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在关键部位大胆进行“填补”，同时适当利用野史和其他史料，另辟蹊径，从而“推”出了闯王之死的另一番景象。该作品已发表近三年时间，在众多爱好者的声浪中，尚未听见对所披露或运用的史实或史识提出质疑的。
《黑白牡丹》(见《厦门文学》2008年第2期)，是自1999年“第二版”《谋杀通告》发表以来，我第一次甩掉长期钟爱的主角――披着黑色披风、叼着烟嘴、身材颀长、颇具神探风采的中年男士贺克士，所作的一个非系列推理小说的尝试。这部作品的“正方”，是一个警察，这个形象的意义在于，我终于开始走出“福尔摩斯”、“布朗神父”与“波洛”的臼套，手中的笔更加自由了，天地也就更宽了。就内容来说，我仍然按着自己的习惯，取材于新闻报道的真实事件，事实上这也是老牌推理大师的路子，例如爱伦坡的《玛丽亚罗吉特之迷》。而且我这部作品的关注点在既非正方亦非反方代表的“牡丹”身上，这一着力点的改变，对我而言，意味着不仅仅从固有的“套”中走出来，而且是创作理念和创作模式的重大改变，也是长期研究的理论成果与自身创作实践相结合的新尝试。同仁们读了此作，颇给褒词，尤其是泓莹，认为早该这么做。这是指技巧方面，即行话说的“形”上。而在“神”的方面，自我感觉这样的“转身”，某些关键之处，竟会豁然开朗。比如，其中的一朵“牡丹”，既非侦探，又不是凶手，就因为她是两牡丹之一，开头就亮了相。咋一看，像是为了给另一朵牡丹做陪衬，使得内容生动一些，多一些色彩而已。其实不然。本来我一开始给她的定位，也确实是陪衬，只不过是为了布一条副线(推理小说结构上一般都需要有副线)，提前将她推向前台而已。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写着写着，这个配角竟自己从我笔下“窜”了出去，让本来安排好的虚虚的副线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主线！
推理小说的创作有两个要求，一是无论孰先孰后，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常常要力求“天衣无缝”的推理环节；二是任何人物与矛盾冲突，都不能与推理环节相背离或自行其是。《黑白牡丹》脱稿后，我惊讶地发现，在一系列的人物塑造之中，我的笔已经能够自然“滤”出轻重，人物能够自个儿“变虚为实”，还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这样的效果，超出了我的构思，也超越了我以往的作品。看来，长期以来，我的杂志社同仁对我创作的指教，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收效了。
只是，泓莹还在批评我懒，该承认，是有那么回事儿(稿约不少，也有几篇都在推进，可竟然好几年没有“杀青”)，毕竟，创作是需要勤奋的。
【责任编辑 朱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