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春先生,是作为一个考古专家兼基层文化官员的角色,走进我的视野的。那是去年春天,我带着记者去为刊物采访响堂山石窟专题。 一整天加一晚上的长谈之后,我发现,这个几乎与响堂山石窟齐名的赵立春,果然名不虚传。
当立春先生将他飘着墨香的新书《风干的文化》寄送到我的案头,其实,其中不少篇章我已在他的博客中拜读过,熟稔而亲切。
立春先生是从邯郸峰峰响堂山石窟考古起家的,在东方石窟文化研究中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人称“赵响堂”。但他“鬼才”的性格,过人的智慧、能力,决定了他穿越行走的疆域会很远,由响堂山石窟而佛教美术考古,由磁州窑而古陶瓷,由冀南民居而北方传统民居文化。用立春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喜欢“串门”的人。善于“串门”是一种做学问的能力、方法、美德,所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等等,都说明串门串得好。像立春先生这样,进了每个门都那么执著、痴情,串出点道道的学者,却总是凤毛麟角。更让人叹服的是,他在做学问与做文学之间往来游走,将严谨缜密的考古原则、学术精神与一颗对故土无限眷恋的赤子之情,统一于一篇篇厚重而深情的历史文化散文中,为我们奉献出《风干的文化》这样一本难得的好书。
我以为,《风干的文化》一书,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非常值得关注。
第一,《风干的文化》,是一本充满性灵的“地方文化地图”,具有很高的文史研究价值和传统文化传播价值。
当今文坛,“大文化散文”大行其道。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一系列畅销书之后,新老写手蜂拥而上,到老祖宗留下的残砖断瓦中、到故纸堆里寻找素材和灵感,成为一种现象,的确也涌现出了一批很好的作品,成就了一批作家。但是,进入这样一个领域,比之一般的生活散文、小品文写作等等,有着很大的难度。没有相当丰厚的学养、没有扎实的史学、哲学、艺术方面的底子,根本做不出名堂。
赵立春的散文写作路径,与一般散文家截然相反,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专门家、一个研究者。这是他的先天优势。比如石窟,南北响堂山的大大小小16个窟他都一寸一寸测量过、研究过,5000余尊造像、大量的刻经、题记等等,他都熟谙于心,此后,他又遍访、研究过中国各个时期的石窟,进而把触角深入佛教石窟文化、佛教史、地方史志等方面,所以,在考古、史料方面,他驾轻就熟,有唾手可得的第一手数据、资料,有十分厚实的考古学、佛学、史学、艺术理论作家底,他的话语权令人信服。
《风干的文化》一书,共分五个部分,其中前三个部分《记忆•庭院》《记忆•雕塑》《记忆•语境》,主要写石窟、寺院、磁州窑、冀南民居,写以这些文化符号为原点的坐标系里林林总总的人和事。单篇看,每一篇的分量已经很重。《北方瓷都的叹息》等不少篇目,先后刊登在《十月》《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版》等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期刊上。我大略统计了一下,这三部分共32篇散文,涉及石窟、寺院的15篇,涉及磁州窑和古陶瓷的6篇,涉及冀南民居及古建保护的6篇。邯郸最有魅力、体量最大的文化遗存种类,赵立春研究了3种,写了3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即使做一件,也可以彪炳史册了。这近30个篇目,如果每个篇目算一个节点,所有节点连缀起来,就是一张人文信息、文史信息量极大的地方文化地图。
我为什么称《风干的文化》为“地方文化地图”?一说地图,我们就想到地理学,想到《山海经》《徐霞客游记》等著名的古代地理学著作。这些著作由当时具有人文精神、探险精神的探险家、学者,用生命和智慧完成。我以为,《风干的文化》一书,与那些古代著名的地理学著作具有很多相同的特质,比如都是开创性的、具有“构建”的意义。只是赵立春的探访、找寻,基本为大文化范畴,立足当下,是对已经消逝、正在式微或者融合当代元素的那些地方传统文化符号的发现、还原、呼唤、思考和记录。
在他的笔下,尘封已久的八特古镇的神秘面纱被撩开,于是那个被记忆遗留在左岸的繁华富庶古镇又回到我们的视线,古碑、古桥,大户人家,清末民初的股票,忠厚敦朴的民风,灰砖黛瓦的深宅大院,让我们隔着时光隧道,清晰看到了峰峰一带古村镇的清晰面目。在他笔下,北方民窑古磁州窑的千年窑火绵绵不绝,一枚枚古瓷片、一个个废弃的笼盔、一处处深埋于地下的渣堆儿,都被他深情的笔墨唤醒,与当今依然在坚守着传统制瓷工艺的大师、艺人对话,与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之未来对话。在他笔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的皇朝背影清晰再现,雕凿响堂山石窟的工匠复活了,那个时期发生在邯郸这块土地上的战争、佛事、艺术的嬗变等等,全部还原。
由于赵立春对于邯郸峰峰、武安、磁县一带的考古、考察、研究,在当代是“第一人”,是开创性的,他的散文写作也是第一人、是开创性的,所以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他的笔所到之处,对于地方文史研究、对于传统文化传播、对于历史文化遗传保护,就具有重要的“标记”意义、导航意义、普及意义。
这是一般的历史文化散文所不可能具备的品质,也是窄众的专业著述所不能企及的。
第二,《风干的文化》一书,是一个当代文化行者的心灵地图,具备很高的审美价值、文学价值。
赵立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佛教本来就有出家修行者和世俗修行者,有清僧和狂僧,我可能属于世俗修行者或狂僧吧,佛的最高境界就是无境界,我是那种无境界的人,有时与天地宇宙相遇,心就融入天地宇宙之中,神游八极,思接万千,有时与酒肉相遇,心就与酒肉的香味相通。”他的外表倜傥不羁,与文人雅士的“哥们儿”街头狂饮也是常事。他的骨子里却是率性的、本真的。
20多年前,赵立春以青葱年华,一头扑进响堂山石窟考古这样一个清苦枯寂的研究领域,如果不用“神谕”这两个字,就非常难解释。是石窟文化、雕刻艺术的魅力,俘虏了年轻的赵立春,并帮他完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
1980年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春潮奔涌,学术以外的世界越来越精彩,学术以外的欲望和浮躁之气也漫入清净的象牙塔。赵立春这个文化的世俗修行者、狂僧,并不生活在真空世界,我觉得这20多年,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他的学术路径、心灵路径――“人在江湖,心却在江湖之外”。
世俗修行也好,狂僧也罢,他的皈依是真挚的、虔诚的,也是理性的。20多年劳心志、苦筋骨的文化苦旅,与石窟、与窑火、与古建筑古民居的耳鬓厮磨,让他对峰峰那片神奇的土地,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也培育了他作为一个普通基层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精神。这种爱和担当,不断充盈着他的文化情感,启迪他的文学性灵,滋养着他的内心世界,建构着他的文化品格。
在《风干的文化》这本书中,赵立春的心灵轨迹、情思脉动,得以充分崭露。如果说人人都是一本书,《风干的文化》就是打开文化行者赵立春这本大书的心灵地图。作者说,他的散文是用心来写的,他写作的其中一个向度,是向人的内心开拓,只有触动人的内心,才算完成了文化向文学的转变。
我觉得,作为一部散文集、作为文学作品,正是这个向内心开拓的向度,这种把自己的内心交给读者的写作,使《风干的文化》一书,具备了最核心的审美价值――“真、善、美”。
赵立春的文化散文写作,平实但决不缺少激情,大气但决不缺少细腻,文思缜密但决不缺少神来之笔,不拘泥,不做作,独抒性灵,自成一家。有时候,他刻意收束着自己的情感,却是欲纵故擒,比如《北方瓷都的叹息》,他借烤红薯的丁师傅的眼睛这样叙述:在丁师傅看来,彭城街没了窑烟,就说明彭城陶瓷不行了,彭城陶瓷不行了,来彭城做生意的人就少了,来彭城做生意的人少了,丁师傅的红薯也就不好卖了。作者写的越平静,读者读来内心越纠结。有时候,他却孩子一样,直抒胸臆,比如《纱掩红尘逝青烟》,他告别青烟寺时这样写:“回头望去,石窟内外早已是青烟缭绕,隐隐蔽蔽。真是使人不想离去,索性仰躺在山路浞石,一任那甜甜丝雨融入口角,流入嘴中,然后,闭起双眸,永远迷醉在青烟寺古老的钟声中去……青烟已逝!青烟已逝?”这种强烈情感,很容易感染读者,跟着他一起迷醉,跟着他一起慨叹。而在《另一种凶案现场》,作者内心的苦痛直接书写为一种疾声呐喊,他说:“很长时间,我不敢走近凶杀案现场,我不敢想象,那座屹立了数百年的古窑,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是被怎样谋杀的……七十多年前,这里发生了战争,古窑没毁;五十多年前,这里发生了特大洪水,古窑也没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古窑不算四旧,也侥幸逃难….在和谐社会中,古窑却被毁了。因为,古窑的身上被打上了圆圆的拆字。”作者一吐心中块垒,读者读来热泪盈框。
技巧和语言,都是为情感、为思想服务的。《风干的文化》中,娴熟沉稳、不拘章法、臻于化境的写作技巧,劲健优美、平实可亲的语言风格,都只是赵立春以心写心的工具。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一个当代知识分子,那种执著、痴迷、担当、全身心的爱,才是这本书的情感内核和审美内核。
这种不搀假、不拔高、不掩饰、不虚幻的情感表达,是散文写作中非常可贵的精神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永远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家很近,她就盛在我们的心里;家又很远,所以我们又常常怀着无尽的乡愁,就像范仲淹词里所写,“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这也就是我书评标题的来处――文心却向斜阳。(责编:孙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