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知义，狗命挨踢。 ――乡谚 狗的屁股揩不得，一揩，它就叫，还咬人。不过那时我太喜欢它了，一点都不计较它。我和二姐是清早到余家塘一户养狗娘的人家把它买来的。那狗娘下了一窝狗崽，人都说种好，劝我父亲去捉一只。父亲打铁不得空，就派二姐和我去。我们一进狗老板家，就见一条狗娘张开四腿站在堂屋当中，肚皮上的奶子长长地吊着，就像城里肉食店挂的两排诱人的红香肠，一群狗崽你争我夺地伸嘴吊奶子，争得唧唧唔唔，时不时地掉下一只来，毛茸茸地在地上打一滚，再爬起来往上咬吊。旁边，蹲着几个人，把头探到狗妈妈的肚子边，那样子也好像想争着吸一口狗奶。原来是几个先到的捉狗崽的人在看狗牙。二姐和我急了，把扁篓一放来不及进行太多的选择，就捉了一条腿最粗的家伙。当我的手抓住它的后颈皮，提起来，迫使它松开了妈妈的奶子时，它在空中蹬腿挣扎，嗷嗷叫。狗妈妈喉咙里也发出“哼――”的生气的声音。我们慌忙把它往篓里一放，盖上杉木皮，绑好，付了钱，匆匆就走。一颗心高兴得快要蹦出喉咙来。
快到家的时候，我们遵照父亲的吩咐，把它提出来揩屁股。父亲说（大家也都这么说），这样它今后才不会把狗屎屙在家里。我把它提出来，捧着，二姐则用早已准备好的竹篾片刮它那个小小的肛门。想必是刮痛了吧，它大叫起来，咬了我一口，有些痛。我想打它，愤愤地扬起手，又忍了。我知道它想妈妈了，就像我离家做客时想妈妈那样。“喂，小黑狗，黑狗崽子，你莫想妈妈了，今后前边那个铁匠铺就是你的家了，你快认认屋后边的山，屋前边的禾场和路，屋边上的梨子树，今后可不要搞错哦！”
到家了，父亲停住锤子。“什么样的狗？”“一条黑狗，脚粗哩。”父亲要我们打开看。“好多钱？”“三块半。”“你们捉时还有好多吗？”“还有好多，我们照您的话选脚最粗、最逗人爱的。”可是父亲说：“去退掉，换一只来。”“为什么？”“它头上这块白斑――”
这我知道，它头顶上有一丛方形的白毛，就是我爹说的白斑。它全身毛是黑的，头顶白出这么一块，就像一个头顶白帕子的乖媳妇（它可不是女的）。我喜欢我的狗儿有这么个好认的标记，已和二姐商量给它取名“白斑阿黑”哩。“长白斑不好？”“嗯，只要不是黑狗，不是长在狗脑壳上，没事。”“黑狗脑壳上为什么长不得？”“……”爹不肯说的样子，只要我和二姐去退换。不久我们只得又去了。“换了？”“没有，那些被人捉光了，老板不肯退。”于是只得养起来。
“我家有只大黑狗哎，骑起狗来当马走……”我也可以骄傲地这么唱了。那年我四岁。
然而还并不能当马骑，它还小，我们的白斑阿黑还很小哩。最多把它夹在两腿中间，用手捧住它脖子，弯着腿同它一块走路，算是骑马马了。然而这样玩久了腿会累，需要变出法子玩。
我家门前的禾场很宽，上边有一层浅浅的草，绿得很，干净得很，在上边追逐、打滚是件开心事。我弓起身子，两手着地，模仿四腿狗的样子又蹦又跳，逗得阿黑高兴，让它以为它有了个狗伴。它把那对黑黑的眼睛盯住我，然后把头那么一撇，撒腿就跑，那是想逗引我去追它。可是我到底不是狗，四肢着地走不快，追不上它。它没办法，只好主动来进攻我了，一口咬住我胸前吊着的衣襟，像吊它那狗妈妈的奶子一样，不松，小狗头还往两边一甩一甩。我怕妈妈骂我撕烂了衣服，急了，“嗥――”，喉咙里模仿一声虎吼。黑狗一惊，松了。
黑狗还喜欢听白话。我和它玩累了后，就面对面坐在草坪上歇息。对面山上呢，这时候就有一长条白云，卧在半山腰不动，也在懒洋洋歇息。我问：“你爱听白话吗？”它竖起两只小耳朵望向我，屁股着地，两只前腿笔直地撑着，那认真的样子好像是说：“爱听！”于是我就把祖母讲给我的一个白话故事讲给它听：“好久好久以前，桃源洞里有那样两兄弟……”它静静地听着，好像我和它也成了两兄弟。但不等说完，它就耐不住性子了，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对面山上。这时对面山上往往有人在砍柴唱歌，咔咔的砍柴声伴着歌声：“太阳出山哟四山明，唱支山歌�把姐听。不唱那个山歌咧冷清清，唱得那个山歌来姐骂人……”它两耳尖尖地听着，眼睛专注地望向对面山，并尖着嗓子生气地叫几声，好像它真是头蒙帕子喜欢骂人的“姐”一样。正在打铁的父亲和徒弟甫田哥见我同狗在扯白话，就笑。其实那时的我除了它还有谁听我扯白话呢？三个姐姐都比我大，且有她们自己的兴趣，比我小六岁的弟弟那时又还没出世。别人家的孩子也隔得远，不常来。阿黑填补了一个山里孩子的寂寞。
近年关了，家里要杀过年猪，请来了毛屠户。毛屠户本不姓毛，只因为杀起猪来毛手毛脚，猪肠子都翻不干净，就被人叫做“毛屠户”了。尽管我小小年纪，也听人说起过毛屠户还有个特点：爱打狗，吃狗肉，一餐能吃掉一条大狗，所以也有叫他“狗屠户”的。毛屠户提着杀猪刀、挺着胖肚子进了我家，我小小的心子吓得怦怦跳，慌忙暗唤来黑狗，一把抱起进了里房，关上门，藏它在一个箩筐里，盖上盖，以为妥了，想不到它自己不争气，急得在里边乱叫，以为是我要害它。这时外边正好传来猪被杀的哀嚎了。我一急，又一把将它掏出来，抱到妈妈的床上，用被子罩住不准它出声。想不到它在里边挣扎叫唤得更凶。它的叫声引来了妈妈的敲门声，“能儿！能儿！”我以为是要来杀我的狗了，护住被子大喊：“不准杀我的狗啊，不准杀我的狗啊！”我哭了。
一年多后，阿黑长大了。它是那么黑，黑油油的，就像每一根毛尖都渗出黑而亮的油星；它头顶上的那块白斑呢，更白了，像一层雪；骨架结结实实的，像牛崽。我的白斑阿黑啊真漂亮！
冬天的夜晚，一家人围在火炕边烤火，听上边屋来的白天师扯白话。白天师被划的阶级是地主――那时候“地主”是倒霉的，在生产队被管制劳动时老挨干部的训，一声“你这个地主分子还想翻天哪！”他就头低到了胯裆里。但他一到我家火坑边就恢复成了天师，白着两眼大讲山海经。这时候，木柴火冒出一丝丝青烟，柴缝里时不时炸出一个小火星，火苗苗像好多条狗的红舌头，在顺着铁炉罐的底部往上舔。窗纸在老北风里呜呜地叫。阿黑这时不知是受不住寒冷呢还是耐不了寂寞，也从门外挤进来，火炕边蹲下，装着听白话的样子凑热闹，两只亮晶晶的狗眼讨好地看看这人，又看看那人，里边燃着两堆小火。但突然，也许是外边有动静，它耳朵转一个弯，向外一张，喉咙里随即鼓出一声“护”的音来，身子腾一下就射到门外去了，在阶沿上站得像个炮架，把“汪汪”声放炮般地推送到那边的山湾去。这之后它就不再进来烤火了，好像自己失过职一般，一动不动地躺在那一无遮拦的冰冷的阶沿上。
“唉，是条好狗啊，只可惜这头上的白斑――”白天师说。
我不服。我找来一个最大的箩筐，在里边垫上稻草，给它做成一个暖窝。“有白斑又如何的？您老的顶上不也是白的吗？”我冲着天师那一头白发问。
“你这家伙，没大没小的！”爹出来教训我，“人的头是老白的，你敢扯到狗脑壳上去！――你没见邻家老了人孝子头戴白孝布？要是大年初一问这些，看我不敲你一‘丁公’！”父亲屈起手指，凸出指节骨来威吓我。
我把狗窝放到门外，让它睡到里面。我想不清它头上的白毛和孝子戴孝有什么关系，我只想到它冷。它摇摇尾巴，舔舔我的手，躺进去了。夜很静。
我上学了。
学校在芦家坊，离我家有四五里。上学的第一天我就险些遭了殃。那是个大村子，百多户人家，人多，狗也多。我提着一碗饭（当中饭的）随一个叫文举的同学一块走，还没进村，许多狗就朝我们叫起来。我正慌，想绕路，不想一条大黄狗呲着牙不声不响地窜上来了。我撒腿就跑，不出两步，裤脚就被“呼”地一下咬住，一挣，裤脚“嚓”地撕破了，手下提的饭碗“当”一声跌在地上。大黄狗得了实惠，低下头美餐一顿去了。我虽然免了一咬，却饿了半天肚子，回家后对父亲哭诉，要大人送才敢上学。“要大人送？都不得空啊！这样吧，明天让黑狗送你，它胆大身大，保得了你的驾。”我却替阿黑担心……
第二天，我唤白斑阿黑出门。平时它是很少出门的，因为爹规定只让它看家。看到正在炉旁打铁的那个最大的主人同意它出门，阿黑就兴高采烈上了路。它一会子窜在我前面，一会子又落在我后面，不停地用鼻子嗅地上的新鲜气息，遇到电杆之类好记的标志物就撒几滴狗尿――据说狗行千里而能自己回家，就靠一路闻它自己留下的尿骚味儿。就这样，它轻轻松松、我忧心忡忡地到了芦家坊。
“汪汪汪……”潮水一般，白的，黑的，黄的，花的，数不清有好多条，全像听到了警报，聚拢来了！
它们要把它们的猎物围在中间。
那些恶狗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放过了我。我偏在一边，替阿黑捏一把汗。我听说过，这些恶家伙不光咬伤人，还咬死过不少过路狗！
阿黑从容地稍退几步，退到一堵断墙边，确保了背后无敌以后，就镇静地等待它们。它四条结实的腿站得笔直，像四根房柱；粗壮的尾巴也竖得笔直，尖梢还稍微向前卷曲，像一把朝天举着的钢刷子。它把它那有白斑的头昂得高高的，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气势汹汹想逼过来的狗群，像一个戴白盔的将军在巡视他的士兵。那些恶狗都埋着头，列成阵，眼里露出绿荧荧的光，一齐发出低低的“哼――”声，像是商议着欲扑过来。然而过了很久，它们还没有扑过来。
僵持着。我不知道会僵持到什么时候。
忽然阿黑动了，一步步走上前去，逼近恶狗去；我一惊，只见它昂首阔步，背脊上的毛也竖起来，微微发怒的样子，向最高大的一只（就是昨天追咬我的那只）逼近，把阔大的嘴顶过去，像是嗅对方的气味，又像是要开口咬了。我想，这一下会咬起来了，咬起来了！但――那坏狗这时竟然后退一步，竖起的尾巴像风中的毛竹一样弯下去、倒下去了，最后紧紧包了屁股。其他狗见状，也纷纷后撤。真奇怪。
这之后，阿黑天天送我上学。那些恶狗知道了我是阿黑的主人，一望见就像折断了喉咙似的停止吠叫，对文举也不敢逞凶了。路上若有高年级学生想欺负我们时，阿黑就会扑上前，露出一副凶相，吓得人家喊爹叫娘。一帮小伙伴羡慕我有这么只狗，跟着唤它“白斑阿黑”，还敬称它是“白盔将军”，恨不能让他们的狗也头长白毛哩。
“白盔将军警卫员哎，伴我打仗上前线，上前线……”我放学路上这么得意地乱唱时，文举却悄声告诉我：“你明天不要带白斑阿黑来了！”“为什么？”“听说芦家坊有几个大人打了商量，说你这狗是条戴孝狗，不吉利，进他们村会给他们带来霉气，他们要……”“他敢打！”“要提防啊。”于是我无言了，我只得从书包里拿出一瓶刚买的墨汁，泼在阿黑的头顶上……
然而这不是长久办法，隔几天那块毛又变白了，它毛里有油，不听染。于是我只好向妈妈求助。“哎，这狗是好狗，只是这一块白斑……”妈也这样说。
第二年，我得了一场急性黄疸肝炎。病来源于和我同桌的阿吉。开始是我发现他眼变黄，一上课就垂下脑壳睡大觉。接着我也一身软起来，一丝力气也没有。据同学说，我也成“黄眼狗”了。家里人急了，叫我休了学，用副竹轿子抬着我往区医院送。从家到区医院有二十多里，走完二十里路后，就搭船过资江，再走五里才到区医院。父亲和甫田哥抬着我，出家门时，阿黑要跟我走。“回屋里去，”父亲对它发令，“在家看屋，这回不要你送！”它于是退到门口，从门槛上伸出头默默望我，直到我们转过了山坳。
轿子在慢慢移动，那个铁匠铺家屋在离我渐渐远去。三里，五里，七里……我忽然变得伤感起来，觉得这一回离开后，好像难得再回来，或回来难得再见到家中的谁了。我擦了一下眼角，仍向后望。后来，视野里出现了一点模模糊糊的黑影。那黑影远远地落在我们后面，慢慢地向前移动，我们停下它也停下，我们开步它也开步。我一惊，再揉揉眼，仔细望去，我望见那熟悉的身影了，我还模糊地看见了那头上的一点白。我知道是谁跟来了，心里热起来。
它走得很慢，很慢，畏畏缩缩、躲躲闪闪的，惟恐被我父亲发觉。山路弯弯，路两边是高大的山峰，山峰上是郁郁苍苍的树木。它在两山夹峙的山路上显得那样小，那样淡，有时完全被淹没了，好久好久没有跟上来。这时我就想，它回去了，这次它真的不再来了。
到了资江边，搭船了。我请求父亲慢一点上船，父亲不同意，只得上了船。开船了，它没有来；船到河心了，还不见它出现；快靠岸了，还望不到它的影子。一直到我们离了船，上了岸，我才望见家乡那边的河岸上，慢慢出现了一个黑影，怅然地抬起一个带白点的头，痴痴地向这边凝望。然而立即模糊了，是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你哭什么？”父亲问。我用手一指河对岸。随即，我父亲的眼里也泛出泪花。
一个月后，我病愈出院回家。当我呼唤我的阿黑时，却不见。
我连忙问妈妈。妈妈告诉我，我住院后，奶奶也忽然病了好几天，父亲也头痛得像挨铁锤砸，家里的鸡瘟了一半，大姐踩缝纫机时被机针扎了手……几件事一齐来，上边屋的白天师就说这和黑狗头顶的“戴孝”有关――“戴孝”就是“戴灾”“戴凶”呵，过路人也这么议论。我家本不信这一套的，我奶奶信基督，不准后人信这一套的，但不知为何，家里还是把狗卖给毛屠户了。
阿黑！白斑阿黑！……
天暗下来。对面山上黑黢黢的。我呼喊着，声音撞着对面山，像找不着路折转来的游魂，跌回那空了的狗窝里。
一夜中我几睡几醒，似在忽明忽暗的路上走，找它。后来全亮了，原来阿黑就在家门前的禾场上，还是刚进家时那么小，仍然竖着两只小耳朵要与我讲白话。但这一回是它讲，我听，我学它的样子坐着听，看它的嘴一开一合：“好多好多年以前，有一对狗兄弟，两个的毛都是金颜色的，被人当作金狗宠养着……”我耐不住性子了，问它：
“你既然晓得，那为什么不长金毛呢？”
它两眼黑黑的发痴了。
“你为什么不长成人，能安然活着的人呢？”
它发了一回痴，忽然“呜――嗷”地哭了，那意思是这事由不得它自己。忽然一只大肚子罩过来，它不见了。“呵，我要拿把刀来剖开这个大肚子！”――我一举手，醒了……
是的，我直想把它救出来，还要为它辩个清白。它一定是蒙了大冤。我体会过被冤是什么滋味。记得我刚上小学那学期的一个下午，家里有五元钱不见了，妈妈怀疑是我偷去买糖吃了，骂我是一贯的“馋舌头精”。那一次我分明没偷，就分辩，但越辩越辩不清。我又悲伤又气愤，一口气逃到对面山上，躲在树林里不肯出来。天黑了，山里黑森森的，风吹着树林叶子，沙沙啦啦响，像鬼拍手。这时爹妈在到处找、喊，我却不答应，只是嘤嘤地哭，脸上、衣襟上、手上都是泪。这时我忽然感到有一个热热的舌头在舔我的手，一个熟悉的身子在拱我的腿。我知道这是谁找我来了，孤寂和恐惧的感觉立刻消失。我捧起它的脖子，感到它送过来一股暖烘烘的气息，我就情不自禁地把带泪的脸贴过去，让嘴吻在它的鼻尖上了。我随后跟它回了家。后来，阿黑用爪子狠命地掏仓房下的一个老鼠洞，竟然掏出了一张被咬缺了边的五元币……
然而现在的它在哪里呢？也在对面的山上哭泣么？如果我能找到它，救出它，帮它洗清冤屈，像它找我帮我一样的，那该多么好呵！
白斑阿黑！白斑阿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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