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旧法租界,新乐路陕西南路口,离淮海中路一箭之遥。小时候每次外出归来,经常听母亲对三轮车夫说,“到亚尔培路亨利路”,那时没有陕西路新乐路之称。没有“淮海路”的叫法,荡马路就荡“霞飞路”。真是黄金地段。与我家相隔仅一条马路是雅致的迈尔西爱路,即茂名南路,那里有全国闻名的地标建筑:十三层楼的华懋公寓――锦江饭店,和十八层楼的格林文纳公寓,即茂名公寓。听说乡下人在楼下去数有它们有多少层,帽子要掉在地上。我家的马路对面是花木扶疏的凡尔登花园,即画家丰子恺居住的长乐村,朝北的长乐路口是红房子西餐馆;朝南走几步是时季花店与祥生饭店,马路另一边是野味香餐馆。新乐路口是怡和医院,即今天上海高教局所在,站在门口朝西眺望,可看到远处天蓝色的巍峨的圆顶高耸入云,拉都路(襄阳南路)口的东正教圣母大堂。怡和医院旁边的洋楼里,住着民盟主席兼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我和他的双胞胎孙子是幼儿园同学;再走过去一路上全是花园洋房。新乐路也是名流富人云集的地方。总之,周围地区大多是“好人家”,也就是后来“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时的“黑五类”。历史本来就像烙饼那样颠过来倒过去的,反复无常,如古人所说,“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家父只是洋行职员,虽然收入颇丰,可跟资本家没法比。所以我不像英文里所谓“嘴里衔着一把银匙出生”,充其量仅衔着一把铜匙而已。我生在旧社会,两年后即1949年,跨进新中国。
父亲很高兴得到“解放”。旧社会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好比跑马厅里逃出来的野马那样,完全失控。父亲每次领到薪水,便像拿过接力棒似的拔腿就跑,去抢购户口米和其他日用品。我家灶披间角落里有一只又高又大的木箱,我至今还记得一铅桶一铅桶煤球倒进去时的“隆隆”声及随之冒起的煤灰烟。前房间门后一布袋一布袋劣质米,一铅皮箱一铅皮箱植物油,大橱(即大衣柜)顶上成堆的“固本肥皂”与“华光火柴”。父亲恨不得变成“神行太保”戴宗,因为稍一耽搁,老母鸡变鸭,手上的钞票可能沦为如厕的草纸。难怪他喜欢引用英文谚语,Time and tide awaits no man,时机不待人。
解放前夕,金元券终于贬到一文不值的地步,简直还不及如厕的草纸,因此,铅皮箱里装满崭新挺括的钞票,是我小时候的玩物。也为此缘故,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从小就阔气,经手的尽是大钱。物价直到解放头两三年,还是三百元一只大饼。在南货店或烟纸店随便买点东西所花的钱,单从面值上看,今天可以买一辆宝马。我们可以骄傲地向全世界宣称,当时在上海之类大城市,穷人只是“百万富翁”,其他人身价起码是亿万或数亿万。我们打小就学会五六位数的算术,所有国人,从流鼻涕的小朋友到步履维艰的老太婆,个个精于心算,因为那是生存的技能之一。中国学生以数学天才享誉全球,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要归功于旧社会的通货膨胀。
难怪父亲那辈人痛恨旧社会,欢迎“解放”。1949年底一天清晨发生的一件事,让上海市民啧啧称奇:大街小巷屋檐下和衣躺着解放军战士,他们为了不惊动老百姓,漏夜悄然进城,纪律严明。上下几千年,有谁见过这样的军队?一下子征服了上海市民的心。父亲跷起大拇指说,“共产党到底与众不同,我心悦诚服!”
社会上回荡着喜庆的气氛。市民奔走相告,“阿拉解放了!天亮了!翻身了!”然而,大部分人对这新名词的确切含义有点茫然。我母亲无意中听到家中女用人阿珍和邻居女用人英妹在灶披间里一段经典对话:
“现在解放了,有了人民政府,阿拉穷人翻身了。哎,翻身到底是啥物事?”
“侬真笨。翻身,就是啥都反过来。假如侬是三轮车夫,现在翻身了,用勿着踏三轮车。侬坐到位子上,让客人来踏�!”
“嚎?有迪排里(这样)事体啊?”
“是格,否则啥叫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格么,阿拉当用人的呢?”
“戆大!用人么,当然反过来变成东家,东家变用人。阿拉乡下,地主的土地统统充公,分给农民,地主只好自己种地。”
“格么,阿拉用人呢?”
“侬肯定是当东家,曹先生、曹师母当用人�。伊拉(他们)去买小菜,烧饭�衣裳服侍侬!”
“侬瞎三话四点啥?十三点!”
两人窃窃地笑。我父母不止一次提到此事,引为笑谈。其实,“翻身”到底意味着什么,父亲也未必很清楚。但他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父亲的实际行动是爬到椅子上,把前房间墙上“蒋委员长”的秃顶像和青天白日旗撕下来,换上头戴鸭舌帽的毛泽东像,两边各放一面五星红旗。逢年过节,母亲照例大扫除。掸尘掸到墙面时,母亲总用宁波话抱怨说,“相片和国旗作素(啥)要贴在此地?有素(啥)用场?像机关会议室,素(啥)名堂!”
解放初我还小,像上海人所说的“神志糊之”,脑海里总留下许多杂乱的印象。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可在少男少女看来却是“远哉遥遥”。现在才理解,为什么当年老一辈革命家老是谈起什么长征啊、遵义会议啊这些陈年百代的事,让我们听得心烦。那是因为在他们都是眼前的事。我身边的年轻人说,经常从我口中听到全然陌生的词语。可见时代变迁之快,在他们眼里我已是个“老古董”。然而,闭上眼睛,我却看到自己还是个小孩,镇日价疯来疯去地玩耍,而马路还是那昔日的马路,周围活动的还是那批老人马。
我家面向陕西南路,下面富民寄卖商店,是二楼魏家开的,不让通行,所以进出要走后门。弄堂在新乐路口,新式里弄房子,住着木匠店罗老板家、花店彭老板家、�衣裳作(洗衣作坊)叶老板家、掮客(经纪人)朱先生家。那时叫“老板”、“老板娘”、“先生”、“师母”,一直叫到“公私合营”,以后逐步取消。“文革”期间,母亲无意间称彭老板一声“老板”,吓得对方正色阻止,四下张望唯恐被人听见。那时“老板”改称“先生”,“师母”改称“大姐”,帮佣的娘姨叫“劳动大姐”。再后来,不分性别统统改称“同志”。有的干部连夫妻之间都同志相称,好像仅仅是革命工作关系,没有人伦关系。躺在一张床上而以同志相称,不免有点滑稽。
弄堂另一边原来是汽车间,清一色住着父亲最同情的“苦人”或“穷人”:铅皮匠老朱家、擦皮鞋的邱家、在外国人家做阿妈的毕大姐家,和一个工人家庭。弄堂里一直很热闹,汽车间太小,弄堂自然演变成为众家的客堂、厨房甚至工场间。夏日里一大早,大家在弄堂里洗漱,刷马桶,“噼噼啪啪”劈柴生风炉,弄得黑烟弥漫,搬出躺椅和小矮凳,“呼噜噜”吃泡饭的、喝茶的、骂女人的、打小孩的。男女不避嫌,赤诚相见:短裤,汗马甲(背心),蓬首垢面趿着“木拖板”坦然走来走去,旁若无人,直面人生。
扬州人铅皮匠老朱,敲打修补钢精锅,他老婆矮矮胖胖,一字不识,以后里弄开展扫盲运动,她去上课,没多久就躺在门板上被人家抬回来了,原因是血压高,动脑筋就要昏倒。老朱不信,要她再去,果然又被抬了回来,居委会怕出人命,就放了她。事实证明不识字是不会死人的。每次退休工人排着队叫着口号“坚决消灭文盲”经过弄堂时,她都吓得叫一声“乖乖龙里东!”躲起来。
酷夏,树上知了叫得有气无力,时断时续。 弄堂不时传来各式吆喝声:削刀……磨剪刀!削刀……磨剪刀!牙刷修 ……牙刷?烂东西,阿有啥烂东西卖 (吗)?阿有啥坏面盆,坏的钢钟锅子(钢精锅)修 ?修洋伞,阿有啥坏阳伞坏油布伞修 ?套鞋修 ?坏棕棚修 ?藤棚修 ?阿有啥坏咯藤交椅修 ?
新乐路弄堂口有家小店卖糖山楂话梅酱芒果、洋火(自来火)肥皂、鲜酵母、白脱油等杂货。老板山东人,中年,我们尊称他“山东店老伯伯”。自小到上海,跟上海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仍然乡音未改,上海话一句不会。夏天批点棒冰雪糕卖,勉强糊口。对附近居民来说,“山东店”已是新乐路的一部分。父母每周给我一点零花钱,我经常光顾山东店,最爱的是胡桃牛轧糖。小店“公私合营”后属于烟糖公司,不知何故,盈利越来越差,夏天棒冰卖不出去,晚上融化后当赤豆汤喝。最后“山东店老伯伯”忧急交加,在马路上跌了一跤送命。
我家楼下的寄卖商店,专卖手表照相机瓷器之类高档物品,基本是外国“来路货”。魏老板住二楼,精于估价。只要朝客人上下打量一番,一目了然,马上能估出“身价”:手表是啥牌子,值几钿;衬衫裤子是啥料子;皮鞋什么价。洋装瘪三再怎么“卖相一乐”(仪表堂堂),到魏先生面前一站,原形毕露。“公私合营”后,魏老板一度分配到“淮国旧”(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文革”时专卖抄家物资)工作,店面改为槽坊,即酱油店。
“公私合营”后,叶家的洗衣店改为米店。彭家的花店、罗家的木器店关门,成为住宅。再朝南一个大花园洋房,里头花草郁郁葱葱。有一天,我看见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门口,走下来一位腰里别着手枪的军官,据说是营长,中等身材,带着两个勤务兵。他夫妇带着两个幼年的双胞胎女儿和一个儿子搬了进去,在大花园里拉绳子晾衣服,还种了玉米棒子之类的经济作物。多年后那儿子长得一表人才,经常见他跟刚出道的流行歌手沈小岑一起进进出出。
洋房贴隔壁是花店,店主一家人全长着柿子那样胖而扁的圆脸,但莳花却是行家里手,而且异常勤勉。脚踏车行旁边222弄口,早上是大饼油条摊,不分寒暑,总是排着长龙。那吊眼皮师傅擤了鼻子后,把手在围兜上一擦,继续捏面粉。弄堂里是“老虎灶”,属于今天已经消亡的“熟水业”,旁边是慈云药房,隔壁是强华剃头店,平民化,我的头就“包”在那里。再朝南是一家“罗宋店”,卖罗宋面包、白脱、粗红肠,后改为德盛福水产店,天天凌晨五点就有人排队等开门,抢购裤带样细的带鱼和杂鱼。再过去是小百货店、熟食店、野味香点心店。这就到淮海路口了。
对马路是上海市体育馆,过去叫回力球场,以后中国第一个世界乒乓球冠军容国团曾经在此进行过表演赛。一度经营溜冰场,出租四轮溜冰鞋,我在那里学会了溜冰,在广东乐曲《良宵》等的悠扬旋律中,穿行在滑行前进的人群中。
我家对马路祥生饭店朝南是一家米店,再过去是“友信糖果店”,我喜欢那里的小方糕。后来米店迁走,糖果店关门,举止儒雅的老板在店里开办英文补习班。我走过时经常听到他在大声读英文。再朝南是一家烟纸店,还有“春在照相馆”,父亲四十岁生日在那里拍阖家福。旁边一条铺着卵石路的83弄,臭名昭著,因为门口的公共厕所一年四季臭得石破天惊,足以醒酒。但这并没妨碍隔壁“合作小组”(小吃店)早上卖八宝饭粢饭大饼油条豆腐浆,中午卖锅贴生煎包,下午加卖油�子。隔壁是“芙蓉理发店”,“资产阶级小姐太太”光顾的地方。
淮海中路转弯是“远东点心店”,气概不凡,油锅盖子一开,一大片生煎包欢快地冒着烟滋着油,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不同凡响。对面“公泰水果店”,夏天加卖“堂吃西瓜”(限制顾客在堂内吃完,留下瓜子),秋冬加卖糖炒栗子。朝东是著名的六一儿童百货商店。再过去是一家点心店,其小笼包卖得很火,直到“文革”后期开来一辆警车抓走一个师傅,店铺停业为止。说出来可作三日呕,那师傅据说出于对当时社会的不满,竟然丧心病狂,每天在小笼的馅里头放置“有机肥料”:大便。再朝东,除了中百二店外,是另两家全国闻名的面包房,哈尔滨食品厂、老大昌。
俱往矣。时日推移,昔年熟悉的陕西南路淮海中路,随着老一辈人一起渐行渐远,湮没于历史长河里。然而,但凡一息尚存,我仍将一次次梦回故土,倘佯其间,留连光景。佛家云,“浮屠不三宿桑下”,就是说,连僧人在同一棵桑树下连宿三日也不免会心生留恋,何况凡夫如我食息其间凡四十春哉!
解放后第一场政治运动是“肃反”,每天报上都登出投案自首者、判刑者及枪毙者的名单。我上的是私立炳生小学,在长乐路富民路口,后更名为新成区长乐路小学,再后来改为静安区长乐路小学。校舍是老洋楼,大院子中央有一棵百年白玉兰树,开花时节满地的花瓣,芬芳浓郁。二楼向前凸出一个半圆形大阳台,仿佛朱丽叶目送罗密欧的地方。每天早晨上学途中,经常看到新乐路一幢洋楼外墙上贴着法院判决书,有的是无期徒刑,有的枪决,犯人名字用红笔圈出,触目惊心。后来,那堵墙就充作告示栏,“镇压”成为“枪毙”的代名词。我有个同学的父亲就是被“镇压”掉的。
接下来是“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偷税漏税等)运动。那时自杀的人天天有,我有个同学买了早点回家,亲眼看见他父亲从楼上跳下来。有一天,我背着书本带着石板(后来改用练习本)上学,看到校门口停着警车,篱笆墙外围着人朝里窥视。一名老师领我们进去,远远看见男厕所前地上的血迹和一只圆口黑布鞋。教算术的史老师的儿子跟我同班,据他透露内部消息,“老伯伯跳楼自杀了!”老伯伯是校工,五十来岁,戴一副洋瓶底眼镜,负责上下课打钟、清洁和绿化工作,和蔼可亲,忽然成了“反革命”。那时年幼无知,心里闪过一个可笑的问题:老伯伯少了那只布鞋怎么办?因为眼前抹不掉厕所前看到的那个景象。
老伯伯是在男厕所门前摔死的,那个角落弥漫着一股阴气。我们怕鬼,不敢走近。要小便就大家一起去,绕开原先有血迹的地方,沿墙排成一行解手,忽然有人叫“老伯伯来啦!”大家拔腿就跑。我尿撒了半泡,慌忙之中来个急刹车,跟众人一起逃回教室。剩下半泡,像章回小说的套语,只待“下回分解”了。
以前,学校到每周一,朱校长会在麦克风里作励志讲话,是道德课的一部分。朱校长是美国留学生,五十来岁,据同学说是“老处女”(当时我也不懂其含义),一副金丝边眼镜,深色衣服,不苟言笑。在我眼里,与其说她是个女士,倒更像男人。有天下午,麦克风里讲话的却是新来的女党支部书记,姓胡。她解释“三反”、“五反”的意义,最后宣布老伯伯犯了“贪污罪”,畏罪自杀。从那天起,炳生小学改为“新成区长乐路小学”,道德课变成政治教育课,朱校长不见了,校长室里坐的是胡书记。
当时我非常胆小,放学后,也觉得老伯伯是跟着我回家,晚上不敢摸黑上厕所。实在屏不住才下去,一有什么声音慌忙奔上楼,木拖鞋在楼梯上踩得山响,父亲冒火喝道,“跑点啥跑?侬后面有倨(鬼)啊?!”他这样叫喊更加剧我的恐惧,下次解手跑得更急,楼板踏得更响。在那种政治气氛中,父亲压力大,肝火也旺。他哪里知道,我这个“小八腊子”也有压力。我一次次奔跑,父亲一次次发怒、呵斥。
父亲的压力,除了政治运动也来自单位。他所在的上海密丰绒线厂,是解放初期上海仅余的两个外资厂家之一。他的老板是英国人罗宾逊。解放后成立了工会,父亲是会员。工会的任务就是跟英国老板斗争,或更准确地说,捣乱,让老板亏本,生意做不下去,自动滚蛋。那年头,一般人大概是受《平原游击队》之类电影的影响,心目中对于翻译这个身份,无论是日文还是英文翻译,都有个认知框框――汉奸,走狗,头发中间对分,奴颜婢膝。我在学校里,从不敢提父亲是做翻译工作的。我也知道,父亲毫无奴才相,虽是教会学校出身,但一直拒绝西服领带,始终一袭长衫,保持中国读书人的本色。也因此,他经常跟罗宾逊格格不入,发生龃龉。加入工会后,父亲更与罗宾逊保持距离。
罗宾逊住在霞飞路上的盖司康大楼(今淮海大楼),每天早上汽车经过我家门口停一下,接父亲一起去杨树浦上班。有一次父亲下班回来气呼呼地说,平时他跟着罗宾逊都坐汽车后座。今天开始,罗宾逊让他坐到副驾驶座上去。
“有素(啥)关系呢?”母亲不明白。
“就是讲,我跟司机是一个等级的人了,可恶!”
母亲说,人都势利,洋行更以貌取人。既然在洋行供职,你就西装革履,戴金丝眼镜,别让人看不起。
父亲大怒,“我是中国人!要穿西装,戴那个狗领圈?谈都不要谈!”
母亲说:“侬格(这)副老式眼镜,很寒酸,换摩登一点的,又勿是没铜钿!”
父亲说:“眼镜是我父亲的,就是送我一副金丝眼镜也不换。不换不换不换!”三个“不换!”我明白那副眼镜的珍贵,像我用的那根墨上写的三个字:“金不换”。
几天后父亲说,后天是圣诞夜,罗宾逊在家举行派对,邀请几个人参加。
“请你了吗?”母亲问。
“当然请了,但我不打算去。这张傲慢的布丁似的胖面孔,早就看饱了!”
母亲说:“不大好吧,毕竟是你老板。不要太顶真,不喜欢就少看几眼算了。”
“我也不想为这点事得罪他。喏,买了张圣诞卡给他,敷衍一下。”
父亲打开皮包,挑了一张,余下的给我们。我喜欢其中一张,上面画着白帽子白胡子老人驾着由鹿拉的雪橇在星空里飞行。我问父亲:“什么是圣诞节?”
父亲说:“是庆祝耶稣生日。”
我只记得学校里开展活动庆祝斯大林生日。父亲说,耶稣好比中国的菩萨。西洋小孩在圣诞夜把长袜子挂在床柱上。圣诞老人半夜里会从烟囱里出来,把礼物放进袜子里。
听起来不错。到圣诞夜,我睡前也把袜子放在床边椅子背上。早上醒来,窗玻璃结了厚厚的冰,冷得要命。我抖抖嗦嗦穿好衣服袜子,突然想起圣诞老人,赶紧把袜子脱下来,自言自语地说:“除了冻疮,什么也没有!”
父亲听了笑着说:“明年,圣诞老人可能会送你一管冻疮药膏。”
父亲解放前常在英文专家葛传�办的英文刊物和其他月刊上发表英文随笔,嗜好读书。周日晚和周末全天,除了吃饭,饭桌上始终堆满书、词典、笔记本。透过时间的尘埃,我能看到昏黄的电灯或洋油灯下父亲读书的侧影。白天的劳累和烦恼,全靠晚上与毛主席所谓“洋人死人古人”的神交得到舒缓。母亲说他读林琴南翻译的《块肉余生述》、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会赔眼泪。母亲笑他“替古人担忧”,忘了替自己担忧。
有一天,父亲脸色发青回家。“今天罗宾逊提拔了一个英国留学生,是新沙逊的翻译介绍来的,给他定秘书的职称。那个人英文搭僵(差),一封英文信也写不通顺,冠词和系词都用不好。我做了这么多年,现在帮他翻译报纸,打英文信,职称还是档案书记和簿记员,及不上这个半吊子英文小赤佬。”
新沙逊即英籍犹太人上海“房地产大王”老沙逊的孙子,锦江饭店、茂名公寓、凡尔登花园及陕西南路的里弄房子等都是他营造的。他手下的翻译,面子自然不小。
母亲把泡好的茶递给他。
“老板这样黑白不分,气煞人!”父亲说,“还好意思让我明天陪他看京戏,当他口译。把我当日本艺伎?我明天请假!”
“侬明天扣一天薪水?”母亲想到了钱。
“我不在乎。如果能给他一个教训,赔上十天的薪水也在所不惜。前几天工会主席找我谈话,同英帝国主义斗争中,他要我站稳政治立场。工会正想方设法跟罗宾逊捣蛋,逼他关门,他还莫知莫觉。他要倒霉,我一点不同情他!”
“老板被迫关门大吉,回到英国去,格侬咋弄弄(那你怎么办)?”母亲担心。
“只是个时间问题。人民政府不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企业,这是殖民主义。至于我,工会到时候会派给我新职务的。我靠知识吃饭,怕什么?”
那段时间,父亲经常带回来英国老板日子难熬的消息。罗宾逊倒真像《罗宾逊漂流记》里的英国老乡,独自被困在上海。
“今天罗宾逊向我叹苦经,说在中国办厂越来越难了。也许他想从我这里听到工会的动向。我绝对不会当工贼的。所以我笑而不答。”
厂里一直在亏损。不久,罗宾逊飞回伦敦向他的上司汇报去了。“这个厂马上就要翘辫子了。”父亲说。
终于有一天,英国人把厂子移交给中方,灰溜溜地走了。厂子更名为上海茂华毛纺厂。
父亲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战争年代,不但打败了日寇,而且把蒋匪赶到了台湾。如今和平年代,对付罗宾逊那样一个洋鬼子,用英文的说法,是‘蛋糕一块’,用上海话说,还不是‘三个指头捏一只田螺’吗!”
正如歌曲《社会主义好》里唱的那样,“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父亲被调到劳动工资科。
“你看看,”父亲对母亲说,“叫你不要担心吧。罗宾逊走了,日子照样过下去。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
他哪里知道,以后不但要吃带毛猪,弄得满嘴猪鬃,而且经常是没猪肉吃。
50年代的上海,在我记忆中,好比黑白老照片,有几分灰黯,几分陈旧。那时,马路上行人稀少,但民宅拥挤,螺蛳壳里做道场。我家是新式弄堂房子,共三层,原先前面的小花园已经被搭建成房间。我家在三楼,面朝陕西南路,新乐路的弄堂口是个骑楼,可避风雨,老裁缝一家就寄居其中,我们进出都要从裁缝摊旁挤过去。弄堂篱笆墙的另一边也是条狭弄堂,毗邻一幢西式公寓大楼的背部,下面原先是汽车间,解放后改建成民房,挤着好几份人家。后来篱笆墙拆除,两条弄堂成为一统。每年夏天连日下雨,粪管堵塞,弄堂里发大水,泛黄发臭的波浪涌入下面的汽车间,人家被困在床上叫苦连天。严重时连陕西路新乐路统统大水泛滥,公共汽车开过,波澜壮阔。说得乐观点,好比“东方威尼斯”。
我家楼下的一个汽车间里住着一家五口:邱老夫妇加三个儿子。邱老头以擦皮鞋为生,背弯得像伞柄,骨瘦如柴,不停地咳嗽;邱老太花白头发,烟不离手,瘦得像只南京板鸭。邱家的隔壁,是一家山东人,夫妇俩一个女儿。男的痨病,女的姓毕,解放前,她跟邱老太一样在外国人家里当阿妈。汽车间又小又低,门外过道更是逼仄。两家为了公用空间发生争执。那天,我跟邱老三捉蟋蟀回来,看到邱老太在弄堂里冲着毕大姐家窗口叫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的底牌别人不知道,瞒不了我!不说你,是给你留面子。好,你逼我说,我就不客气了。你女儿是哪里来的?呸,不要脸!”
邱老太瘦弱,吵起架来,咬牙切齿非常强横,灰白头发乱抖,像一只吊睛白额虎。左邻右舍都出来围观,我抬头看,弄堂上上下下窗口也是人头攒动,仿佛维也纳歌剧院的包厢。
邱老太骂得声嘶力竭,毕大姐却将窗帘拉紧,一声不吭。邱老三抬头朝上喊道:“看点啥?有啥好看的?看西洋镜啊?”有人就缩头进去。忽然一阵暴雨从天而降,围观者抱头鼠窜,邱老太鸣金收兵。
新来的户籍警李同志,三十不到,山东人。上海大部分革命干部来自北方,特别是山东。日久月深,台上作报告的人,只要说一口山东话,在上海便天然有一种权威。李同志碰到毕大姐,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每次李同志来访,毕大姐都送他出去,关系非同一般,引人注目。
不久,毕大姐当上了居委会主任,搬出了汽车间。
有一次我在上学途中,发现新乐路洋楼外墙上贴出一张新的法院判决书:邱家大儿子犯拐骗妇女罪,判处五年徒刑。大家都知道,其实是这个小青工曾带着女朋友到杭州游玩,之后就分手了,女方告到派出所,案子最后落到李同志手上。几星期后,告示栏上张贴一份新的判决书,邱家大儿子不服初判,向高院上诉,被高院驳回,认定该犯态度恶劣,加刑三年,也就是判八年徒刑。
不久,李同志和毕大姐通知邱家:作为“反革命”家属,他们照例要全家离开上海,遣送青海。我亲眼看到邱家的老二、老三扶着年迈的父母,背起破破烂烂的衣服铺盖和日用杂物,被人推上一辆满载“反革命家属”的卡车走了。
从此,本弄居民对李同志和毕大姐视如瘟神,敬而远之。
两年后的除夕,我在弄堂口放炮仗。忽然看见对马路的怡和医院墙外有两个黑瘦的小瘪三在晒太阳捉虱子,我走近去看,竟然是邱老二和邱老三。他们说是从青海逃回来的,说的时候,他们咧嘴一笑。
“侬爷娘呢?”我问。
“死脱了。”邱老三说。
“哪能死的?”
“死在半路上。你晓得的,他们是肺病,本来都是半条命,路上又冷又饿,撑不下去就死脱了。”奇怪的是邱老三脸上毫无悲伤表情。
“那你们呢?”
“我俩不想死在那里。在雪地里走了几个礼拜,后来扒上运货列车,才逃回来。”
我陪他们到居委会,毕大姐见了大吃一惊。问明情况后,她叫人去买来大饼油条。邱家兄弟狼吞虎咽,差点没噎死。毕大姐给他们两大杯水,让他们慢慢吃。又回家取来旧棉袄,让他们到淮海中路钱家塘的环龙浴室去洗澡,换身衣服。毕大姐脸上始终没露过笑容,照旧铁青,但眼神显然柔和一点。后来她安排他们到一个工场工作。至于邱老大,估计最终是死在青海,没再能重见天日。
父亲说:“还是那句话:跟政府是不能开玩笑的。”其实,当初邱老太只是传播了关于毕大姐的“绯闻”而已,用当今的词汇说,充其量不过是个“私生子门”或其他什么“门”,何至于把全家弄到地狱门呢。
那天晚上,我在温暖的被窝里听着窗外远近传来的辞岁的爆竹声,想起邱家兄弟无家可归的情景,不禁黯然。我祈求上天,永远不要让那样的厄运降临到我家。
生活单调,没有娱乐,人人唯恐天下不乱,稍闻风吹草动就引动一窝蜂的围观。诸凡神经病、白痴、救命车、接尸车、救火车、骂街、打架、车祸等等异常景象,全是值得观赏的好戏,可以围到里外三层。记得有一次,新乐路口围着一大堆人,兴致盎然。我挤进去一看,东正教圣母大堂一位年轻漂亮的俄国修女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羊癫疯发作,没人伸出援手,只等她醒后自己慢慢起来。陕西南路祥生饭店附近有个叫“大星”的低能男子,也经常引起群众轰动围观,众人以引诱他叫“阿爸”取乐。炎热的夏晚,陕西南路人行道上,或躺或坐,都是纳凉的人。忽听得南边传来一片喧哗声,只见一大群人在车行道上向北大踏步走来,几十双木拖鞋踩在地上,踢踢踏踏的,声势浩大。领头的警察揪着个人。有人说“扒手!抓到扒手了!”人越围越多,簇拥着走在马路中央,朝南京路方向挺进,连汽车也不得不让道。一路上队伍不断扩大,仿佛为了一个共同的正义事业前进。这种不分青红皂白跟着众人盲动的行为,在英文里叫herd instinct,从众心理。“文革”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个才拖了十年。
我当时年纪小,喜欢轧闹猛,要求也不高,就像我老母晚年看电视那样,只要有声音有人动就行,一直看到屏幕上出现“再见”两字为止。当时三日两头有“大游行”,我经常站在陕西南路或淮海中路上看,红旗招展,锣鼓加上“嘭嘭器”(铙钹)震耳欲聋,队伍前面往往是秧歌队,后面群众手持着粘在细竹棒上五颜六色的标语纸,高呼口号,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莫斯科-北京》之类。口号应时,如“坚决镇压反革命!”“庆祝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帝国主义从朝鲜滚回去!”“拥护公私合营!”等等,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毛主席万岁!”“斯大林万岁!”等等。看一次热闹,好比上一堂政治教育课。
我不关心政治,但周围发生的事情几乎无不反映政治形势。有一天,听到锣鼓敲进弄堂,奔下去看,原来寄卖商店、�衣裳店里的伙计双双戴上大红花,光荣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保家卫国,成为“最可爱的人”。
政府鼓励女青年嫁给“最可爱的人”。母亲的四妹和五妹,大学毕业后就是与两位从未谋面的“最可爱的人”通信,等他们复员回来,喜结良缘,一个嫁到大连,一个嫁到锦州。她们后来每次回沪探亲,都要采购牙刷牙膏香肥皂,卫生草纸电灯泡,糯米团子盐金枣,糖炒栗子地梨糕,样样都要。外公摇着头调侃道:走到天边,不及黄浦两边。上海物事样样好?格么(那么)污(粪)也带一泡去!
上海闲话“格里”者,只称男士,亲切略带轻慢的意味,如姓李的可称“李格里”,姓王就是“王格里”。有部电影《革命家庭》,主人公到上海找组织,到上海一条弄堂找一个姓王的,邻居朝楼上喊:王格里!有人寻侬!
父亲有个同事张格里。父亲对母亲说:“今朝开会动员大家捐献飞机大炮,张格里悄悄地讲,毛主席大手笔,一下子捐五万!”――为了抗美援朝,报上天天号召大家捐钱,帮政府买飞机大炮。当时人民币改革刚完成,一般工人五口之家月薪才四五十元,“五万”是个天文数字。
“瞎讲,乱话三千!”母亲不信。
“我问张格里是怎么晓得的?他一本正经说,报纸上的照片呀,毛主席的手势。上海人有这样的说法,一只手,可以讲是五根金条,五块大洋,毛主席一只手……人家是大人物呀!”
父亲看到我在听,敛容整色,“这是家里说着玩的,到外面不许乱说,要闯穷祸的!”
晚上居委会要在新乐路襄阳路口派出所弄堂里开大会,我陪母亲和隔壁邻居朱师母一起去。锣鼓喧天,红旗飘扬,但这回是评选“光荣妈妈”。人顶重要,抗美援朝打仗需要人,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人,毛主席相信“人多力量大”,政府鼓励大家多生小囡,生得越多,贡献越大。居委会主任毕大姐主持表彰大会,优胜者授予“光荣妈妈”称号,上台领奖,戴大红花。上台的人不少,一个个像多产作家那样略带厌倦的表情。其中有一个三十来岁,姓陈,广东女人。朱师母跟母亲说:“单看陈太太的样子,又瘦又黑又小,谁能相信她这么会生!”
母亲说:“素(啥)稀奇,矮脚鸡勤生蛋。看其(她)两只脚多少短啦。”
“哈,格么隔壁弄堂顾大姐脚还要短来,为啥结婚二十年蛋也没出一只?”
母亲说:“顾大姐是脚短块头大,老母鸡,面孔红通通勿生蛋――屁股里全是油。”
朱师母说:“算算陈太太三十出头,就生了十一个小囡,肚皮没有空过!”
母亲惊叫,说:“养了十一个?!活灵(魂灵)吓出!啥人杭得消(谁吃得消)?!”
“杭勿消格(吃不消的)!”朱师母知难而退。
会后,里弄干部敲锣打鼓欢送“光荣妈妈”回家。沿新乐路走到陕西南路口右转弯,经过槽坊(酱油店)、粮店、脚踏车店、222弄、老酒店、强华剃头店、慈云药房、德盛福水产店,最后来到一家小百货店前停住,陈太太就住在二楼。在锣鼓声中,有人问她“侬还生不生了?”她像大明星那样低调地微笑摇手,大有从此退出“演艺圈”之势,转身走进一条狭窄的细弄堂里不见了。
有一天早上去了学校,感到气氛凝重,学校领导胡书记在麦克风里广播说:“同学们!今天我心情格外沉重!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悲痛的消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人民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去世了……”
一两个女同学哭起来,跟着,又有几个女孩哭起来。
胡书记说:“明天上午十一点钟,全国人民要默哀三分钟,悼念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到时候,我们会听到全市拉警报,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不管当时在做什么,一律要停下来,车辆行人统统要停下来……
我旁边的小胖低着头偷偷说:“正巧在小便呢?是要把尿憋住?要是正下公共汽车?也要停下来,一只脚在上,一只脚在下?”
我听了“噗”地笑出声来。少先队辅导员小赵老师干咳一声。
胡书记讲完话,带红领巾、扎小辫的小赵老师说:“刚才班上有同学做了件非常非常错误的事情。在那样严肃悲伤的时刻,他怎么笑得出来?全世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非但没哭,还有心情笑?”
结果,我加入少先队的申请没有批准,我有一种灾难感。为了改正错误,早日戴上红领巾,我和几个同学放学后主动留下来大扫除,做各种好人好事。那时,学校除了带大家到延安中路儿童艺术剧场去看《白雪公主》和《马兰花》那样唯美的儿童剧外,还结合形势,组织大家看《董存瑞》等革命电影。直到有一天,小赵老师在班上问大家:“同学们!愿意像英勇的志愿军战士那样为革命献身的,请举手!”有几只手举起来。我迟疑了一下,也怯生生地举手。小赵老师点头表示赞许,数了一下共七个男生举手。由于我这种进步的表现,才终于戴上了红领巾。
黄梅时节家家雨,很有诗意,只是屋里衣物容易泛潮。雨后初霁,父亲便要晒书。床底下的“百宝箱”里也都是陈年旧书。我跟着父亲爬出窗子,站在二楼人家的屋顶上,帮母亲把书递给他。在这个位置,我能看见隔壁唐家的房间内部,父亲不许我张望,这不礼貌。唐家大女儿唐韵正练钢琴――十来年后,唐韵获得国际小提琴演奏家梅纽因赏识,名噪一时。
书放在摊开的报纸上晒,中英文都有,《英汉四用词典》竟有四本,父亲说是为我们姐弟准备的。
“有这么多书,就叫书香人家么?”我说。
母亲摇头说:“书香?垃圾啦,素(啥)人要?!”
父亲说:“都是你祖父留下的传家宝。你的姑妈出嫁时,男方问有啥嫁妆,你的祖母说,只有一肚子的嫁妆。”
我以后知道,姑妈解放前在教会学校读书,跟林语堂的女儿同学,后来担任英国领事馆翻译。
晒书时难得父亲兴致好,拿出一册照相本,让我们看到父母的结婚照。
父亲和母亲,小时候住在虹口唐山路元吉里。外公在沙逊洋行做事,家里很有钱。我父亲经常躲在门背后,偷看我母亲穿着溜冰鞋在弄堂里滑来滑去,但他们见面并不招呼。
后来“一・二八”事变,日本人轰炸闸北,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上扔了六个五百磅重的炸弹,地动山摇。虹口居民纷纷逃难,父亲一家逃到法租界钱家塘13号三楼。这房子不大吉利,二楼亭子间住着我家远亲,一个刚到上海的广东女人,晚上经常听到她尖叫。我祖母懂几句广东话,就去问她,广东女人说,她半夜经常被吓醒,看到一个血淋淋的男人站在床头。祖母就去问房东,这个亭子间里原来是啥人住的,房东无奈地说,住过一个男人,听说是个汉奸,被“锄奸团”在这房间里开枪暗杀了。祖母因此决定搬家,幸好广东女人一句上海话也听不懂,跟周围人也没来往,不知道那汉奸的事。她只说看到血人,听到晚上有人穿皮鞋上楼梯的脚步声,因此,过了不久,全家搬到环龙路(南昌路)福寿坊2号。
父亲很想念母亲,冒险回虹口去看过一次,母亲家都搬空了,他们就此失去联系。抗战胜利后,父亲去吃朋友的喜酒,碰到一个虹口的老邻居,才打听到妈妈的地址。她家逃难出来一直住在泗泾路广东路的办公楼里。我外公当时在高尔夫球场当账房,就这样,我的祖母就央人去说媒。
这是我听父亲讲的回忆,父亲说如果他不吃那天的喜酒,就碰不到那个老邻居,现在就没我什么事了。好险啊!
父亲把书放在报纸上晒,把照相本郑重地收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