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中学读书时就记住了季羡林先生的名字。那时，我偶然读到一篇散文，题目叫《马缨花》，作者就是季羡林。说他有一个时期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傍晚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还说往往在半夜里，突然听到推门的声音，声音很大，很强烈，不得不起来看一看。我就觉得有股《聊斋》里那些空旷老宅鬼狐之气。再往后读，季先生写道：“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了。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一团团的红雾。”我眼前一亮，仿佛也看到了细碎叶子上红雾似的花。可能是我先就有“聊斋”之想，见到季先生说院子里的马缨花，我就想到《聊斋》三汇本中有一篇注释里引了两句诗，诗说：泥土作墙茅作屋，门前一树马缨花。我觉得实在太美了，便移情于此。我那时是个中学生，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道季羡林是谁，只是因为文章写得像《聊斋》，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后来，我有幸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先知道写过《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翻译过《第四十一》的曹靖华，是北大俄语系教授。不久，又知道了写《马缨花》的季羡林是北大东语系教授。后来，又知道北大知名教授之多数不胜数，我好激动啊，一下子感到自己做一个北大学生真是太幸运了，不自觉地就有了一种自豪感。但那时我从来没想过当面去向他们请教，认为距离太大，没有资格。
二
今天，季先生去世一周年了。我内心里升腾起对季先生的无限感念。在我从北大毕业参加工作后，我所做的两件大事都有季先生的支撑。
第一件事情是我在中华书局办《文史知识》。我们从1981年起办起了《文史知识》。因为办刊逢时，又得到师友支持，再加上我们办刊的几个人卖力，真办得如火如荼。
1986年，我们看到杭州灵隐寺烧香求佛的人十分多，不但有老者，还有青年学生，甚至国家干部；看到普陀寺道场整日香烟缭绕；看到大学里选修宗教课的人越来越多，便决心编一期“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为此，我们请季先生写一篇他研究佛教的心得。他慨然应允。不久就送来了《我和佛教研究》的专文。这篇文章真让我震惊，季先生写道：
我们过去对佛教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多少有点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个别著名的史学家几乎是用谩骂的口吻来谈论佛教。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平心而论，佛教既然是一个宗教，宗教的消极方面必然会有。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但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的影响吗？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
季先生写道：
宗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呢？会的，但并非决定性的……在日本，佛教不可谓不流行，但是生产力也不可谓不发达，其间的矛盾并不太突出。我刚从日本回来，佛教寺院和所谓神社，到处可见，只在京都就有一千七百多所。我所参观的几所寺庙占地都非常大。日本人口众多，土地面积狭小，竟然留出这样多的土地供寺庙使用，其中必有缘故吧。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日本，不管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仍然保持活力呢！
我占这么大的篇幅抄录季先生的文章，实在是因为这些观点让我很钦佩。这篇文章写于25年前。那时作者就能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很不容易。这种突破传统、科学分析，敢于逆潮流而上的大无畏精神，是一个伟大学者的风范。我想，也只有这样才能探寻出真理吧！
从此，我对季先生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季先生也对我们夸奖有加。他说：“现在《文史知识》――一个非常优秀的刊物――筹组了这样一期类似专号的文章，我认为非常有意义，非常有见地。”
他还说：《文史知识》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不但对一般水平的广大读者有影响，而且对一些专家也起作用。通过阅读本期的文章，一方面可以获得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还可以获得灵感，获得启发，使我们在研究佛教的道路上前进一步，以此为契机，中国的佛教研究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越走越深入，佛教研究的万紫千红的时期指日可待了。
我心中暗想，季先生真是我们的知音啊！从此，我们有了重要的题目，就去请季先生写，季先生也是有求必应。据统计，从1986年发表在“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这篇文章之后，到2001年，15年间季先生在《文史知识》上发表的文章有十四五篇之多。据季先生的学生王邦维说：“季先生一生虽然发表文章无数，但似乎从来没有在同一刊物上发表超过这个数量的文章的。这说明季先生十分地厚爱《文史知识》。”
王邦维的话是有道理的。季先生的老朋友，大诗人臧克家先生曾说自己是《文史知识》的“第一号朋友”。季先生说：“那我就是《文史知识》的第一号读者。因为几乎每一期的文章我都是从头读到尾的。”
1989年10月，《文史知识》出刊100期，季先生特地撰写了《百期祝词》。文章中说：“我对《文史知识》有所偏爱。但是我的偏爱不是没有根据的。”又说：“我对《文史知识》的印象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严肃、庄重、典雅、生动。”
9年之后，1998年1月《文史知识》出刊200期时，季先生又特别写文章祝贺。他说：“《文史知识》是我最爱读的学术刊物之一。它已经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这种风格我想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严谨而又清新活泼，学术性强而又具有令人爱不释手的可读性。”
今天，当我再一次温习季先生的文章，温习季先生的鼓励的话时，我想，我们确实是在努力经营我们的刊物，把它当作实现我们的“梦想”和“兴趣”去追求。但季先生的鼓励，重点在指出《文史知识》是“学术刊物”，《文史知识》严谨、清新、活泼、具有可读性。这就体现了一位大学者对如何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什么叫学术的一个态度，一个标准。他的标准就是，是否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是否实事求是地谈问题，是否能用通俗、生动的笔法，写出严谨、有学术价值、有新的突破的清新的文章。他的标准，就是要像《文史知识》上那些“大专家”写的“小文章”，同样有学术价值。这是一位伟大学者，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和希望吧。季先生曾经说，他自己最为敬仰的四位前辈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和马寅初。他说，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令他十分赞佩。综观季先生对这四位大师的礼赞，我们也可以印证季先生做人的准则和对后辈的期望。
第二件事是有关“大中华文库”的编纂工作。季先生，还有任继愈先生、袁行霈先生，以及杨宪益、沙博理诸位先生，可以说是这件大工程的精神支柱。他们除了到处介绍夸奖这项工程，还不断地给我们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萌生编辑《大中华文库》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我在中华书局做编辑的时候。我那时想，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但国际上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研究不够，评价不充分。甚至连大哲学家黑格尔都认为，中国虽然有完备的国史，但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还处在哲学史前状态。真是不幸。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车载斗量、灿烂辉煌的古代文献没有全面系统准确地介绍到西方去。
我是学中国古文献的，又长期在中华书局做编辑，我觉得，把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介绍到全世界去，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但那时，中华书局没有条件。我和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编辑李侃同志谈我的建议，他表示无奈，说：“中华书局没有那么多资金，也没有外语力量。”事实也确是如此。正如任继愈先生说：“为什么今天能够出这么一套《大中华文库》，过去不行，20年前行不行啊？我看也不够这个条件。现在我们‘沾光’在哪里？我们国家经济力量上去了，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上去了，文化也就跟着上去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及时，很得力，也做得很合适。再晚，就耽误了；再早，也不可能。我感觉，国力的昌盛，是我们有力的支持、支柱，让我们今天能够出这么一套好书。”
有了经济实力，还得有人的精神、人的信念。这项工程难度太大了。一是外语人才；二是古文献人才；三是出版资金；四是编辑、印制、装帧水平。当时正在策划筹办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我得以见到我久已景仰的季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当面向季先生请教。他是一位瘦瘦的老者，脑门有很深的皱纹，眼睛十分和善，再加上白白长长的眉毛，和邻居家的老爷爷毫无区别。他穿着一身蓝色中山装，洗得已经有些发白，一说话，语音缓缓的，很和蔼，顿时让我去了紧张。
我说了想法，我说请季老给我们出主意。我还说，季老您学贯中西，给我们当顾问吧。我怕季先生拒绝我们，便不停顿地一口气把话说完。季先生没有打断我，听我说。事后，我很后悔，怎么没想起和先生谈谈“马缨花”啊！
季老十分和蔼、又十分坚决地说：“出版这样一套书太必要了。它的意义估计再高也不过分。”
“我们这一辈人，都希望做这项工作，但那时没有条件。鲁迅讲‘拿来主义’，‘五四’以后我们拿来的不少，送出去的不多，而且有些工作还是外国人做的。今天你们要做，我举双手赞成。”
“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当然是好事，但介绍的效果怎么样，准确性如何，我看都没把握。还得我们自己做。”
“我只盼你们尽快开始做。”
谈话是在香山饭店。在饭店大堂后面的花园里。池水、绿柳、白墙、黑瓦，季老坐在池边的太湖石上，娓娓而谈。那情景像一幅画，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当时我还想，这位老者，头也不很大，和邻家老爷爷没有多大区别，他脑中怎么装了那么多东西，会有那么大的学问？他穿着朴素得早已落伍的蓝布中山装，怎么会有那么深厚、无边的情感，写出那么含蓄、多情的散文呢？他文中弥漫着的那份深情，永不褪色，什么时候读了，都会让你感到充满人情味，让你深深地感动。我站在季先生后面，我感到季先生就是一座大山。我得到这样一位伟大学者的支持，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让我好生荣幸。
季先生成了《大中华文库》的学术顾问，有问必答。什么时候请他来开会，他总是提前到达。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丝毫特殊。
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任继愈先生讲的有关季先生的一个故事。任先生说：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有一个规定，那就是必须是有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格才能入室查阅。季先生带的一个研究生要去查阅但没有资格。季先生就亲自带着研究生去善本室，他借出书，让学生看，自己端坐在一旁等着。
每想到这里，我的眼睛都会湿润，我的内心都会深深震撼。老师岂止“传道、授业、解惑”，他们心里装着未来，他们支撑着每项为了未来的事业。他们是伟大的学者，他们又是关怀、扶持、期望着“家业”兴旺的父兄。
《大中华文库》出版接近尾声时，我们在大会堂开会，听取各位专家的意见，以便善始善终地搞好。季先生率先发言，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问题是弘扬的范围是什么？弘扬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是为了我们中国自己的利益，为了我们的后代；更重要的是对全世界。《大中华文库》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前进，整个人类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听了季先生的发言，我很震惊，也很不安，是不是估计太高了？散会后，我去问季先生，季先生一边笑着，一边说，《大中华文库》是什么？是中华民族文化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啊！我估计过高吗？你们做了了不起的事，要继续做好，保证质量。
我心里一下子有了底。我们不能辜负我们心中景仰的大师的期待，我们不能辜负他陪我们后生读书的那份拳拳之心，我们不能辜负他“召之即来”，无话不说的深情。我们得记着他们的期望，擎着他们的大旗奋力前进。
三
绵绵回忆，季先生对我、对我们的支持真是难以尽说。在我不得不停笔的时候，季先生的三篇文章还不能不说一说，因为它们给我的印象太深，震动太大，警醒太强。一篇（姑且也叫一篇吧）叫《牛棚杂忆》。书的序言说：
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我心里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他尖锐地评价了“文化大革命”，他坦率地讲出了他的忧虑。
在一篇叫《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文章中，他写道：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眼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挚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志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
第一，季先生敢于拜谒胡适的墓，还在胡适名号后面加上了“先生”二字（这是他过去没能做的）；第二，他想像挚友那样将自己的《文集》，在“适之先生墓前焚掉”，以作为“汇报”；第三，但终于没有那样做。他说，他“神志还是清楚的”。
第三篇就是《留德十年・重返哥廷根》：
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经过35年的漫长岁月，我又回到这个离祖国几万里的小城里来了……首先我要去看一看我住过整整几十年的房子。我知道，我那母亲般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早已离开了人世。但是房子却还在。我走到我住过的房子外面，抬头向上看，看到三楼我那一间房子的窗户，仍然同以前一样，摆满了红红绿绿的花草，当然不是出自欧朴尔太太之手。我蓦地一阵恍惚，仿佛我昨晚才离开，今天又回家来了。我推开大门，大步流星地跑上三楼。我没有用钥匙去开门，因为我意识到，现在里面住的是另一家人了。我经常梦见这所房子，梦见房子的女主人，如今却是人去楼空了。
……我忽然回忆起当年的冬天，日暮天阴，雪光照眼，我扶着我的吐火罗文和吠陀语老师西克教授，慢慢走过十里长街。
……几十年来我昼思夜想最希望还能见到的人，最希望他们还能活着的人，我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居然还都健在。一别35年，今天重又见面，真有相见还疑梦之感。老教授夫妇显然非常激动，我心里也如波涛翻滚，一时说不出话来。
噢！我抄了这么几大段文字，这算什么文章呢？我知道这不大符合做文章的起承转合，但非如此不能说出我对季先生的敬仰和钦佩，不足以说明白我对季先生又伟大，又普通，有高人的志向，又有常人的悲欢离合的一种亲近之感。谁没有七情六欲，谁没有这个那个想法？如果都没有，那这人无论多么伟大、多么崇高，也不会让人感到亲切。
季先生去世一年了，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了，也不用再在门上贴上“请勿打忧”的纸条了，没有人再去那里打扰了吧？
季先生字希逋，有人说这是他仰慕南宋的大隐士林逋。林逋，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终身不仕，隐逸山林。季先生想这样吗？季先生笔名齐奘。奘，玄奘，俗称唐僧是也。齐，齐鲁大地。有人说季先生要向玄奘看齐，做齐鲁大地之唐玄奘，是吗？
季先生在我心里，既是伟大、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个有爱、有恨的普通人。他也慕苏东坡之游，想像苏东坡一样，“在月明之际，亲乘一叶扁舟，到万丈绝壁下”，体会《石钟山记》的境界。他也曾看到头顶上有萤火虫飞，而想伸手抓到一只。他也为拨开草叶，发现一颗颗红红的草莓，感到无比快乐。他也会为给自己花钱而算计。他从医院回到家里，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他的白猫扑到身上，他的眼泪就“扑嗒扑嗒”往下掉。他也会与儿子闹矛盾，甚至赌气不理人。他也曾想过自杀，但暴徒十分激烈的敲门声，让他猛醒，对暴徒不可软弱。这些不都是一个平常人的平平常常的喜怒哀乐吗？也正为此，我更加崇敬他。
夏天到了，绿树如阴。找个时间我要去季先生当年住过的院子看看马缨花，看看是不是又开得像是绿云层上的一团团红雾。
责任编辑 师力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