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仁顺一篇名为《高丽与我》的随笔中，她这样写道： “高丽。少年时代，我痛恨这两个字，谁敢把这两个字当着我的面说出来，无疑于在我的身前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那是我绝对不会容忍的。” “在那个年纪时我才懒得理会‘高丽’这两个字的具体含义，我只知道由于这两个字，使我与周围的孩子有了分别……他们用异样的眼神打量我，仿佛我身上藏着什么神奇或者秘密的东西，而他们的目光可以比手还随便地撩开我身上的衣角。”
我在这里引用这些文字，并不是要对金仁顺的民族身份有任何强调或者回避的意味（此话以后再提），我只是希望由此言说他物。因为我在这些语言的细枝末节中读出了一些东西，那是作为一个朋友、一个写作小说、阅读小说的同行所感觉到的――
我一直认为金仁顺身上有一种极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她骨子里是个极其自制的人。当然这里的自制有很多同义词，比如说冷静、理智、公平、正常，等等。不像有些（或者说是大多数）写作者，他们往往以与众不同为荣，以惊世骇俗为荣，金仁顺不是。我认为她骨子里有一种认同感、融合感，也就是说，她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与生活的关系是正常的，有规律可循的。如果说作家在神的手上，也在魔鬼的手上，作家天生是孤独的疯子，那么我相信金仁顺对于生活有着稳定的看法和把握。她不失控。至少是极少失控。金仁顺一直在金仁顺自己手上。
这当然会影响到她的作品。
前几年，我和一个朋友做对话时讲到一件事情。评论家林舟打过一个比方，他说有些人的小说就像你不小心轻轻碰了他一下，他突然大叫起来：你怎么杀了我一刀？还有些人的小说，你杀了他一刀，他就说你杀了他一刀。当时林舟说我的小说是这样的：“有人真的杀了你一刀，血都从伤口里流出来了，你却转身把血擦干净，问道：你杀了我一刀吗？”
暂且不说我是不是个自欺欺人的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你杀了他一刀，他就说你杀了他一刀”的人，指的就是金仁顺。这就对了，她不矫饰，也不夸张，你对她滴水之恩，她绝对铭记在心，但不要指望她涌泉相报。她是一棵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自然然长出来的树，不是江南的盆景，也不是华丽虚幻的海上繁花。
金仁顺是朝鲜族人。这个信息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同样在她那篇《高丽与我》的随笔中，还有这样的文字：
“朝鲜族女人不喜欢男人出入厨房这种有油烟气的地方，也不喜欢男人手里攥着抹布笤帚之类的东西，她们认为男人生来就是伟大，如果让他们染指日常琐事、庸俗的事情就会像磨石一样，打磨掉他们身上固有的一些优秀品质。”
在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中，在已经被妖魔化的人生背景中，有谁看到过这种品质的可能性？由此而来，金仁顺是特别的，她的背景很纯粹，很特别（相对于她作家的身份，更相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她的身后有一个我们都不具备的巨大景致，一个民族铺天盖地的苦难与沧桑。
我是一个相信生存密码的人，我相信它的神奇与其中必然的秘密。因为我深深了解江南的潮湿、上海的迷离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所以我也有理由相信，金仁顺的性格里即便不忍辱负重，一定也有宽广厚实的一面。她是扎实而诚恳的。人心可以骗人心，人心却是骗不了自己的。它就在那里，千万年了，逃都逃不掉的。
在金仁顺诸多的小说里，我偏爱她古典题材的那些。在那个领域里，除了她一贯的理性、硬朗和自制，她还有着冷峻的飞翔与难得的舒展，空气里纷飞着冷雪，冷虽冷，但不干燥，甚至还飘着幽幽的香气。
我也有过古典题材的写作，所以我和她探讨过这个问题。
有些观点我们是一致的――那是一种类似于梦境的小说。如同一切梦中人那样，在梦境中，写作者获得了一种奇异的能力，打破时空的界限，打破人心的界限。那是一些遥远的时代，那里繁花似锦，连鸟雀都会歌唱。它们充分见证了我们在现实处境中无法获得的丰富和自由。
但我总觉得，有一些在现实题材的小说里，被金仁顺刻意隐去的东西、藏起来的东西、回避了的东西以及控制了的东西，在这里，由于改头换面，它们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这情形有点像酒后微醺，也有点像酒后失控。虽然金仁顺很少喝酒，自然也就更少失控。
要谈谈金仁顺的控制。
或许因为不加控制、不会控制或者不愿意控制的女作家太多了，所以我对于金仁顺的控制是非常赞赏的。女性写作大多以直觉开场，但写久了，会发现直觉肯定是不够的。虽然在某个阶段它可能闪耀出极为强烈的光，但依赖直觉的写作一定是短暂的。在这一点上，金仁顺拥有只多不少的理性。她是一个成熟的作家，知道一个成熟的作家需要对世界提出独特的看法，他要从现实世界里提炼东西，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怎么产生的。”“它与世界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
你和金仁顺谈小说，她一定会特别强调这些问题。如果小说构架出的是一个真实而又虚幻的世界。就像一幢房子，直觉是建筑材料中的水泥，我们还需要其他的。比如说，钢质构架，脚手架和铝合金。你和金仁顺谈小说时，她一定会毫不留情地不断提醒你：
“你的钢筋呢？脚手呢？你的铝合金呢?”
她绝不心慈手软。非得让这个建筑结结实实、毫无质量隐患地出现在这个并不稳定的世界上，才会善罢干休。但要知道这世上好多事情其实都是双刃剑，所以说，有时候我倒是愿意和金仁顺多谈谈水泥。
我和金仁顺其实只见过一面，在上海，一个初冬的季节。因为常在长途电话里聊天，见面反倒有些陌生。于是回家后继续聊，毫不厌倦地聊。
我们都是所谓的女作家，因此也有些共同或者类似的欢乐与烦恼。有一个话题是多多少少贯穿于我们的谈话的――一个女作家应该怎样生活？
出乎我的意料，很少失控的金仁顺对于常常失控的杜拉斯极为欣赏，欣赏她的生命力，欣赏她的酗酒，欣赏她晚年的年轻情人，欣赏她整个无从把握的人生轨迹……
我们感慨过杜拉斯。或许因为明白，此种生活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终其一生，可能（几乎是一定）难以企及。伟大的杜拉斯，把生命的悲剧与狂欢推向了极致，一天豪饮五千ＣＣ的烈酒，严重的脑血栓，肝脏几乎完全丧失功能，精神的高强度癫狂，最终因为酒精中毒导致长达五个月的昏迷，并且换来了声带切开之后颈部的一道伤口……我们在电话里唏嘘不已，这个“濒临灭绝的稀有女性家族中的王”，因为极致，因为对这种极致的顽强坚持，因为对极致以外事物的绝对冷漠与藐视，杜拉斯获得了她无可替代的意义。赞赏之余，我们心里明白，杜拉斯只是杜拉斯，她是稀有的，不可能多。而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而已。真正的生存意义上的自由，难免不是空中楼阁，金仁顺是这样，至于我，也难免如此。
这就像我不知从哪里看来的一段话，说的人忘了，话却是真知灼见：
他身上有种冲动，想同时成为圣者和放荡者，但因为怯懦与怠惰，无法跃入自由、无垠的世界，而永远被拘限于大地上，过着一般市民的生活。这是他在地上的状态，也是命运。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是属于此类型。
好了，我是多么热爱金仁顺的《盘瑟俚》呵。
“我只想演唱一曲盘瑟俚。”玉花说。
“那好吧。”府使大人说。“姑且听听。”
于是，玉花演唱了一曲盘瑟俚。我不知道她说唱的是谁的故事，我只知道我的眼泪像春天的雨，下起来就没个完。不光是我，全谷场的人都被玉花说哭了，连冷冰冰的府使大人也用袖子遮住了脸孔……”
是的，即便我们可能的生活、可能的自由或许是有形的，但至少，我们有着诉说的完全的自由。这或许就是创作的真正境界――与笔下的文字共同去经历另外一种人生。用一首我同样热爱的谷川俊太郎的诗歌片断作为结尾，我想，金仁顺会明白的。明白诗歌的意思，以及明白我的意思。
……
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
那就是超短裙
是天文馆
是约翰施特劳斯
是毕加索
是阿尔卑斯山
是遇到一切美妙的事物
而且，还要
小心翼翼地提防潜藏的恶
……
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
是鸟儿展翅
是海涛汹涌
是蜗牛爬行
是人在相爱
是你的手温
是生命
2004年11月28日 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