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与公正
《大吉岭的盛名：印度公平贸易茶种植园的劳作与公正》（The Daljeeling Distinetion：Labor and Justice on Fair-Trade Tea Plaations in India）在我的“阅读计划”里“沉睡”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几年前查找资料时发现这本人类学者撰写的印度茶产区的民族志就产生了阅读兴趣，由于此次即将去印度，并有机会探访大吉岭的茶庄，终于促使我在行前阅读了此书。
《大吉岭的盛名》是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饮食与文化”（California Studies in Food and Culture）系列丛书之一，该书荣获了二0一四年的“经济人类学学会图书奖”。作者萨拉·贝斯基（Sarah Besky）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类学系，其研究兴趣集中于环境、资本与劳工等方面。作者注意到，大吉岭的茶叶是世界上最贵的茶叶之一，但大吉岭茶工们的工资即便在印度国内都堪称最低。因此，作者从“区隔”的角度拷问了在印度所谓的“公平贸易”（fair trade）、茶庄园中的“公正”（justice）问题。在本书中，作者探讨了殖民主义的遗产是如何与当代市场改革相互交织，并重新构造出劳动力、地方与茶叶本身的价值的。此外，这部关于道德与地方特色的贸易民族志亦将“政治”纳入观察角度，即针对大吉岭山区的“廓尔喀兰邦”（Gorkhaland）独立运动：作者认为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岁月中，大吉岭茶产区的主要劳动力廓尔喀人（Gorkha）已经在当地独特的地理与历史脉络中发展出有别于西孟加拉邦其他地方的身份认同、关于社会公正的观点以及对大吉岭的特殊情感——大吉岭既是一种产品，同时也是家园。
在饮用红茶为主的西方世界，大吉岭一直被称为茶中香槟。印度最重要的两大茶产区——大吉岭和阿萨姆在“风土”（terroir）上存在着基本“区隔”——大吉岭茶以质取胜，量少（据说只占印度茶产量的1%），售价较高，多为英国一线品牌提供原料，英国高档酒店提供的下午茶一定会有“大吉岭”。并且大吉岭茶叶售价的高低与季节性高度关联——“flush”之于大吉岭就像“山头”之于中国茶叶价格的意义。大吉岭的茶叶一年采摘十个月，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采摘的“头春茶”（first flush）作为一种奢侈饮品基本都是清饮而不会加奶加糖;相反，阿萨姆茶则以量取胜，产量占到了印度产茶总量的80%以上，售价较低，基本都是加了奶和糖一起饮用。这点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也很好理解，比如超市里售卖的廉价奶茶是“统一阿萨姆”而非“统一大吉岭”。
在印度之外的国家，大吉岭以茶叶而闻名，但在印度国内，“大吉岭”这个名字是与印度尼泊尔人（Indian Nepalis），即廓尔喀人，联系在一起的。大吉岭位于印度东北部与尼泊尔接壤的地区，虽然被印政府划入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但当地分离势力——“廓尔喀人民族独立运动组织”（Gorkha Janmukti Morcha，GJM）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使该山区成为印度境内分离的“廓尔喀兰邦”。其实当地这种政治上要求独立的诉求由来已久，大吉岭复杂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统治的时代。尼泊尔、锡金、孟加拉和英国殖民者的势力在大吉岭长期纠缠不清，轮番登台。一七六五年，当地原住民雷布查人（Lepchas）以锡金国王的名义修建了名为“大吉岭”（Dorje Ling）的寺庙。这个源自藏文的名字意为“闪电之地”或“金刚之洲”，后来这块山间高地也以此为名（英译名后拼写为Darjeeling）。十八世纪末，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人逐步将其纳入尼泊尔版图，但很快在一八一四年与英国殖民者的战争中落败。随后，这片土地被英国人扶植复国的锡金国收回。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英国人开始逐步开发大吉岭，建设疗养院、茶园等，使之逐渐成为殖民者以及印度王公贵族的避暑胜地。一九七五年，锡金成为印度的第二十二个邦。印度政府随后将大吉岭划入西孟加拉邦，使用尼泊尔语的廓尔喀人和使用孟加拉语的印度本国移民分别占据了山区和平原。山区茶庄的劳工基本都是廓尔喀人。
“茶庄园”（tea plantation）作为印度茶业的生产组织单位，绝不类同于中国的茶园或茶厂。有意思的是，在当代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及其前殖民地国家的大众媒体及企业介绍中，“tea estate”（茶庄）这一中性的并不带任何政治意向的表述已经成为现代茶产业中普遍使用的名称而非令人不愉快的“plantation”（种植园），因为“种植园”会让人联想到那一段并不光彩的与殖民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作者在本书中特意对“plantation”一词做了历史性回顾并对大吉岭的“种植园”特色进行了归纳概括。“种植园”是一个历史性名词，它特指在近代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向亚非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依靠从非洲贩卖黑奴或是奴役当地原住民而建立起来的农产品（更多的是经济作物）种植加工园。比如，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 Mintz）曾在《甜蜜与权力》（Sweetness and Power）一书中对英属加勒比海岸的甘蔗种植园进行过相当深刻的刻画和评判。因此，种植园是与殖民压榨交织在一起的。印度的种植园即为英帝国殖民印度时期留下的特殊“遗产”。然而直至今日，虽然帝国主义体系早已土崩瓦解，但种植园经济却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深深植根于印度的茶产业中，只不过在二十一世纪是以一种表面更为温和的“后殖民”的形式——比如“公平贸易”——继续存在于印度当代的经济体系中。在本书的前言中，作者特别对“种植园”与其他的大型农场系统进行了比较，以凸显出印度大吉岭的茶庄园的独特性。简而言之，“种植园”可谓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与农民经济的混合体：前者以单一化的大规模种植为特色，后者则是许多小家庭在“大地主”所有的土地上劳作，且以农业生产为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种植园”经济特色又与二者都有显著差异：茶工通常并不是通过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上雇用来的，而是通過当地的人情和亲属血缘纽带而继承维系的，很多茶工甚至在一个种植园劳作了一辈子，他们不是为种植园工作，而是完全依赖种植园而生活。大吉岭茶工与其他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最大的不同点，或许就在于他们领取“报酬”的方式。茶工们的工资，即便是在人均工资偏低的印度也属于极低的。这些工资根本不足以维持单独的小家庭的日常生计。因此，种植园以另一些“非货币”的福利形式支撑茶工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提供住房、食物配给和基本医疗设施等。当代大吉岭的茶工虽然和殖民地时期种植园的“苦力”（coolies）不一样，但依然受制于欠债、互惠、社会再生产的体系，这使得他们被牢牢捆绑在这片土地上，终生不得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