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大约总会在马路边听人唱过故事。这些故事大都在日常里听人说过。但说得确实不如唱得好听。唱的人经常是风尘仆仆的，一副流浪汉的沧桑样子，他们随便靠在街道的某个角落，拉着一种四根弦的胡琴，边拉边唱，调子大致都差不多，故事的内容却不大一样，增删因人而异。据说，《格萨尔王传》这都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就是靠这样的艺人传唱下来的，而且至今仍然没法确定它的长度，因为，研究者还在不断地发现传唱的“新情节”。唱的人，任凭驻足听的或者路过的人施舍点零钱，从不计较。施舍的人在为自己付出的同情而获得慰藉时，不会想到那些说唱者给予我们的文化施舍，更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受惠者该怎么回报。
作家红柯应当是一个接受了“传说”者施舍的人，他的回报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有了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一段迷人的历史风情。
据传说，尕司令马仲英17岁起义带兵打仗，在此后的五六年里，他几乎风靡了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他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广泛而纷纭复杂。马步芳、马鸿逵、吉鸿昌，当然还有一个在小说中几乎与马仲英并举的人物盛世才，还有苏联的布琼尼骑兵师、坦克师。蒋介石、斯大林构成的政治背景，映衬着这一段西北的历史。
上个世纪的初叶，交织在西北地区的这些人物和事件该怎样界定呢。军阀割据?军阀混战?这是历史的记载。文学的讲述必须是别样的。作家史铁生说：“历史难免是一部御制的经典，文学要弥补它，所以去看重的是那些沉默的心灵。历史总以时间为序，沟通空间的真实，艺术不满足这样的简化，所以看这人间戏剧深处的复杂，在被普遍所遗漏的地方，去询问独具的心流。”
红柯在西北的这段历史和传说中，询问到了“独具的心流”：给生命找到辽阔而自由的空间。小说中飚彪炳着青春生命的力量和激情，张扬着西部地域的人文情怀。青春、才俊、雄心、血性、智慧、勇敢、隐忍、狡诈、坚毅、牺牲、狂放、柔情，红柯在西北的阔野上宣泄着对人类这些基本品质的赞赏。战争的性质变得淡远了，而人的血性活动却浮雕起来。可以联想到《伊利亚特》，历史学家的侵略战争论在史诗所宣扬的人类基本品质的神话表现中变得极其苍白。或者因此，我们才可以忘却遥远的战争风云而不倦地咏叹阿客流斯、赫克托尔、俄底修斯。人的品质和人的历史命运，交织出史诗。而在《西去的骑手》中，引起我们关注的也已经不仅仅是历史，而是马仲英、盛世才这样的生命形式。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描写：神马谷上空的雾气消失了，阳光照着谷底死去的马匹，它们都用一种奔驰的姿态与死神僵持着。这一生命意志，在小说中反复出现：青海湖的海水忽然退开，海底那些马的枯骨也都保持着一种奔驰的态势。逝者如斯，生者对生命意志的演绎只能更波澜壮阔了。我们在作者提供的历史空间里，感受到的是一种西北地区的独特的生命形式。
小说中还较多地引用了西北歌谣“花儿”，那是一些充满性爱的歌谣。彪悍的历史血性浸着“花儿”，可以由此联想到铸剑者把锻造着的灰红的剑猝然浸入水中的瞬间情景。彪焊的血性骑手因此而每每像淬火的刀剑一样，由于骤然的冷却而闪烁着冷竣而犀利的寒光。红柯在多方面地追求生命的激情。
自古西北多战争。西北应当有史诗产生，历史却已经错过了机会。
西汉成就了最具有史诗气魄的文学形式――汉赋，可惜却种满了浮靡的花草。司马相如、杨雄挥霍尽了他们的才华，徒留满纸辞藻。他们已经具有了恢宏的诗的语言，却缺少历史的魂魄。也许这样的第一个伟大的诗人本该是司马迁，鲁迅赞叹《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但司马迁世袭的史吏职业和不幸的个人遭际羁绊了他的洋溢诗情，他更痴迷于人物的传记，更得意于“太师公曰”的历史评判，而没有诗情、诗语。这一文学空白，到唐代愈加苍茫。这个时代的即使最优秀的诗人也已经被诗歌本身所迷恋。我们可以读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美轮美奂的诗歌境界，可以感受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征尘人未还”的豪情，但它们都被镶嵌在格律的框架里了。诗歌的形式制约了内容。固然有人评价杜甫的创作为“诗史”，也只是肯定了诗人对社稷民生的关注。诗歌和历史注定不会同流。
但这一份愿望留给了小说。史诗，已经成了评价小说的常见的概念。
这个概念用到《西去的骑手》上或许是妥贴的。作家叶广芩曾经称红柯的小说为“西部地域历史风情小说”。红柯在历史风情里追求史诗的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