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故乡为母亲扫墓的时候,他邂逅了旧时恋人董守明的妹妹董守芳。当年董守明送他一双精心制作的布鞋,他后来退亲的时候将布鞋退还了她。董守明出嫁时却把那双布鞋带着,压在箱子里一直保存了三十多年。获知此事,他心一沉,心像被人用鞋底抽了一下……
母亲活着时,他常常梦见母亲死了,以致痛哭失声,把自己哭醒。母亲死了,他却老是梦见母亲还活着,母亲头顶一块黑毛巾,还是忙里忙外的样子。梦见母亲活着时,他没有惊喜,好像一切都很平常。只是醒来后,意识到母亲已经远去,他的眼角在黑暗中湿了一阵,再也不能入睡。
现在他能做的,就是春秋两季回到老家给母亲烧纸。春季一次,是清明节之前;秋季一次,是农历十月初一之后。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早清明晚十月一。烧纸起什么作用呢?他到母亲坟前烧纸,是给母亲送钱。据说纸在阳间是纸,一经点燃,就算送到了阴间,就变成了可以买东西的钱。母亲在世时,逢年过节,他都要通过邮局给母亲寄些钱。母亲下世了,他只能通过这种传统的办法给母亲送钱。无论如何,他不能让母亲缺钱花。其实在母亲生前,他给母亲寄的钱,母亲并不舍得花。大部分钱,母亲托人存进储蓄所,只把一小部分钱卷成一卷儿,塞进一只袜筒子里,放在身边。母亲弥留之际对他说过一句话,让他一想起来就痛心不已,至死都不会忘记。母亲说:你别把钱都拿走,给我留一点儿。一个大活人,手里没有一点儿钱哪行呢!他理解,母亲这样说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表明母亲不知自己死之将至,还要一如既往地活下去;二是表明母亲对生的留恋;三是母亲认为,钱是很重要的,人离开钱是不行的。母亲这话是在昏迷状态下说的,却说得异常清晰。母亲大概以为他像往年一样回家探亲,回来还会走,走了还要回。而不论他什么时候回家,母亲都会在家里等他。他立即含着眼泪答应母亲:好,好,我都记住了,您放心吧!
他不是一个信神信鬼的人。他心里明白,他给母亲送钱是假的,是一种虚构的行为。把用麦草做成的绵纸烧得再多,也不会变成钱。长眠地下的母亲,再也花不着钱了。但他不是欺骗母亲,主要是欺骗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欺骗一下自己是必要的。不欺骗自己心里不好受,欺骗一下自己才好受些。他也很清楚,死人是相对活人而言的,死人是为活人而死,没有活人,哪里有什么死人呢!所以,活着的人活着本身,就为死人的存在担着一份证明的责任。
老家是和母亲连在一起的,母亲去世后,不仅老家的房子空下来了,好像连老家也没有了。这年秋天,他回去到坟地里为母亲烧完纸后,在大姐的邀请下,随大姐到外村的大姐家去了。大姐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大姐夫还不到六十岁就生病死了。大姐夫新死不久,大姐还陷在悲痛中没能出来。大姐跪在母亲坟前的地上向母亲哭诉:娘啊,你咋不管管我们家的闲事啊!这漫漫长夜,我啥时候才能熬到尽头啊!大姐哭得哀怨欲绝,痛彻心肺。他没有劝大姐别哭,大姐压抑的痛苦需要释放一下。一个出嫁的闺女,不到母亲的坟前去哭,她能到哪里哭呢!
大姐的女儿出嫁了,大姐的儿子在外地求学,一个四合院里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里守着。大姐自己不喝酒,中午吃饭时,大姐却给他倒了酒。他这人是有毛病的,他的毛病是泪水子多,泪窝子浅。不喝酒还好些,一喝酒毛病就犯了,酒到高处,情到深处,泪到浅处。几盅酒喝下去,他对大姐说:娘不在了,还有大姐呢!话一出口,他就哽咽得不成样子,眼泪也流了下来。他痛恨自己泪窝子太浅,盛不住眼泪,但到时候就是管不住自己。眼泪受情感支配,不受意志支配。他的意志再坚强,他的眼泪也不会随着他的意志而转移。
下午,他跟大姐说到地里走走。地里的秋庄稼几乎收完了,普遍种上了冬小麦。小麦刚刚冒芽儿,一根根细得像绣花针一样。“绣花针”牵引的丝线一定是嫩绿的,不然的话,田野里怎么到处都是嫩绿一片呢!田间土路两侧栽有一些高高的杨树,杨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叶子是明黄色,跟夏季里的丝瓜花的颜色差不多。一阵风吹来,叶子又落下好几片。下落的叶子随风飘摇,最后落到麦子地里去了。由绿丝毯一样的麦地托底,杨树叶子光彩烁烁,格外显眼,真像盛开的花朵一样呢!麦地北边的尽头,是一道高高拱起的河堤。河堤下面有一个静静的水塘,水塘周围的水边生有不少芦苇。芦穗还没有完全成熟,被风梳理得向一侧流垂着。芦穗是麻灰色,像斑鸠的翅膀。现在的样子像单翅,一旦芦穗成熟,就如同变成了双翅,就会乘风而去。
一个老头,在麦地一角布网,准备捉斑鸠。耩麦时会撒落一些麦粒,那些麦粒没有埋进土里,没有发芽儿。成群的斑鸠到地里捡麦粒吃,正是捕捉斑鸠的好时机。老头布置好罗网,就弯腰爬上河堤,俯身在河堤内侧隐蔽起来。他也攀上河堤,走近老头,给老头递了一棵烟。老头点上烟,示意他也隐蔽起来。他看见老头的眼睛很亮,亮得像孩子的眼睛一样。他问老头:能捉到老斑鸠吗?老头的眼睛往布网的方向看着,说能捉到。他说:老斑鸠的叫声挺好听的。言外之意,他并不赞成老头捉斑鸠。老头说:不好听,老斑鸠的叫声发闷,嗓子放不开。要说好听,鹌鹑的叫声比老斑鸠强多了。老头跟他说话时,眼睛并不看他,一直朝麦地里望着。老头专注的神情也像是一个孩子。老头又说:老斑鸠繁得太多了,光糟蹋粮食。二人正说着话,几只斑鸠不知从什么地方飞了过来,翩然落在麦地里。老头兴奋得眼睛放光,说来啦来啦。又等了一会儿,重新起飞的斑鸠果然有两只投进网里去了,它们一投进网里,翅膀就被网住了,再挣扎也无济于事。
从地里回来,他看见一个年轻妇女在打一个男孩子。妇女一手抓着男孩子的胳膊,一手用玉米秆子抽男孩子的屁股,一边抽,一边教训道:我叫你逃学,我叫你不争气,我打死你,打死你!男孩子哭着辩解,说他没有逃学,是老师不让他进教室。妇女说:他不让你进教室,你就不进了,教室是国家的,又不是他自家的,他凭啥不让你进!我看还是你自己不爱学习。说着又抽了男孩子好几下。他放慢脚步听了听,没听明白老师为何不让男孩子进教室,也没听明白这个妇女为什么打孩子。他自己不打孩子,也不愿看见别人打孩子。他有心上前,劝妇女别打孩子了,怕妇女嫌他多管闲事,还是走开了。
回到大姐家,他把看到一个妇女打孩子的事对大姐讲了,妇女家住得离大姐家不远,对于那个妇女家的情况,大姐是知道的。大姐说,学校让男孩子交三十九块钱的订报费,男孩子的娘嫌多,拖着不给男孩子钱。班里别的同学都交了,男孩子不交,班主任就让男孩子回家取钱,取不到钱就别回教室听课。男孩子知道跟娘要钱要不到,又不敢进教室面对老师,只好在学校外面瞎转悠。他娘知道了,就打孩子,说孩子逃学。弄清原委后,他说这样不好,男孩子两头为难,会对男孩子的心理造成伤害。他问:现在全国的中小学学费不是都免了吗,学校怎么还向小学生收钱?大姐说:你不知道,现在学费是不收了,别的费还不少。除了订报费,还有打防疫针费、绿化费、复习资料费、考试卷子费,这费那费,哪一样费用都得几十块钱,一个学期没有几百块钱下不来。学校要搞创收,创收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得分到学生头上去!大姐问他:你知道那个年轻妇女是谁吗?他摇头,说不知道。大姐说: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她娘家是小董庄的,大名叫董守芳。他像是想了一下,说:董守芳,是董守明的妹妹吧?大姐说:哎,一点儿也不错,董守芳就是董守明的妹妹,董守芳嫁到这村儿来了。他说:我没看出来,董守芳长得跟她姐好像一点儿都不像。大姐说:是的,董守芳没有她姐董守明长得好看,个头儿也没有她姐高。他问董守芳家的日子过得怎样。大姐说:董守芳很会过,一双袜子能穿好几年。董守芳家里不一定没有钱,只是她舍不得花,攒下来留着将来给她儿子盖房子呢!他认为董守芳没分清哪头轻哪头重,把事情弄颠倒了,盖房子有什么要紧,集中力量供孩子上学才是最重要的。
他不会忘记董守明。在老家当农民时,那年他十九岁,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就是董守明。他和董守明见了面,说了话,双方都没什么意见,亲事就算定了下来。按照他们这里的规矩,亲事确定之后,男方要给女方送一些彩礼,而女方要给男方做一双鞋。空口无凭,通过互换礼品,仿佛交换了信物,二人各执信物为凭,这桩亲事才算真正确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城里工作去了,成了吃商品粮的工人。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起了变化,思想也随之起了变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变了心。他觉得董守明识字太少,与他形不成交流,不是他理想中的妻子。一年之后,第一次回家探亲,他就向董守明退了亲。他采用的退亲方式,是把董守明精心制作的那双布鞋还给了董守明。那双鞋他试过,却没有正式穿过。他把鞋带到了城里,又从城里带了回去。以退鞋的方式退亲,他曾自以为得计。他把鞋退给董守明,不必多说什么,董守明就会明白他的意思。果然,他把那双没有沾土的鞋退给董守明时,董守明接过鞋,只低了一会儿头,什么话都没说,便转身走了。他向董守明表示感谢,董守明都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回头。后来想想,他所构思的退亲方式也有不合适的地方。那双鞋是董守明根据他的鞋样子做的,只有他才能穿,董守明把鞋拿回去还有什么用呢?对鞋应该作怎样的处理呢?是扔还是存呢?不管是扔还是存,对董守明来说恐怕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他设想了一下,如果当初他和董守明结了婚,他就是董守芳的姐夫,董守芳就理所当然的成了他的小姨子。那样的话,他和董守芳的关系就是一种亲戚关系,也是责任关系。有了责任关系,他到大姐家走亲戚时,就得顺便到董守芳家看看。看到董守芳为交订报费的事打孩子,他就不能不管。他记得清清楚楚,临到城里参加工作的前夕,他和董守明在桥头有过一次约会。那是一个夏夜,天很黑,庄稼很深,遍地都是虫鸣。就是那次见面,董守明把那双鞋亲手交给了他。也是在那次交谈中,董守明对他说:以后我们家的人就指望你了。董守明说的“我们家的人”当然也包括董守明的弟弟和妹妹。结果,他辜负了董守明对他的指望。三十多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见过董守明,更谈不上帮董守明什么忙。
他拿出钱夹子,从里面抽出二百块钱,递给大姐说:您把这二百块钱给董守芳吧,让他赶快为儿子把订报费交上,别为那点钱耽误孩子上学。大姐能够理解他的心情,知道他对董守明心怀一份愧疚,通过帮董守明的妹妹一点忙,想把自己愧疚的心情稍稍缓解一下。但大姐说:二百块钱太多了,给她五十块钱就够了。他说:还是给她二百吧,五十块钱太少,我拿不出手。这次交订报费用不完,让她把钱留着,孩子还需要交什么费的时候,就用剩下的钱交。大姐这才把钱接过,给董守芳送去了。
不一会儿,大姐回来了。大姐对他说:一开始,董守芳不好意思接受,说花你的钱,她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对她说,这不是为她,是为了她的儿子好好上学,她才把钱收下了。他说大姐说得很对。
天快黑的时候,董守芳到大姐家来了。董守芳喊他大姐喊嫂子,董守芳站在院子门口喊:嫂子,嫂子!大姐答应着,从堂屋里出来打招呼:董守芳来啦!董守芳说:我也没啥可拿的,今年种了一小片儿红薯,我刚才下地刨了几个,给那个哥送来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个哥喜欢吃不喜欢吃。大姐替他回答:喜欢吃,现在红薯可是稀罕东西。你看你,来就来了,还带东西干什么!大姐冲堂屋向他知会:董守芳看你来了,给你拿的红薯。说着把董守芳引导到堂屋里去。他从椅子上起身站起,说哦,董守芳。董守芳问大姐,:这就是那个哥吧?大姐说是的。他指着一张椅子让董守芳坐。董守芳没有坐椅子,在一条矮脚板凳上坐下了。董守芳是用一只竹篮子提来的红薯,红薯盛了多半篮子。那些红薯有大有小,都鲜红鲜红。有的拖着须子,有的沾着湿土,还有的与秧根的摘开处冒着一珠乳白色的汁液。董守芳的样子有些拘谨,双脚落到了地上,双眼像是找不到适当的落脚处,把“没有什么可拿”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他说:谢谢你,红薯挺好吃的,我在城里也经常买红薯吃。董守芳的到来,让他稍稍感到有一点意外,一时间,他多多少少也有些不自然。董守芳毕竟是董守明的妹妹,虽说姐妹俩长得不是很像,但眉眼处还是有一些相像的地方,他看见董守芳,难免把董守芳和董守明联系起来。董守明毕竟差一点就成了他的妻子,他和董守明毕竟有过那么一段情缘。而情,是不会陈旧的。衣服会旧,银子会旧,金子也会旧,但情不会旧。也许相反,经历的时间越长,情越是深厚绵长,越能散发出绚丽的光芒。正是情感的波澜所及,看到董守芳,听到董守芳喊他哥,他的心情便不知不觉有些微妙,仿佛有一种亲情维系,他几乎把董守芳看成是一个妹妹。
董守芳提到给她的二百元钱,说:哥给的钱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说:不多,不值得一说,你啥都不要说了。你儿子学习怎么样,成绩还可以吧?董守芳说:学习不行,那孩子脑子笨。大姐插话说:你可别说你儿子脑子笨,我听说你儿子学习好着呢!他说:别管你儿子学习怎样,你们都要好好供他上学。现在这个社会,没文化没知识可不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穷什么不能穷教育。这句话我是赞成的。董守芳说:好,好,哥的话我都记住了。又聊了几句,他知道董守芳的丈夫到外地打工去了,只有董守芳一个人在家里种地,带孩子。董守芳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想问问董守明的情况,犹豫了一下,没有问出口。董守芳也没有主动说起她姐姐。
这时,别人家的一只羊跑到大姐家院子里来了。大姐站起来赶羊,董守芳也站了起来。董守芳对大姐说:明天上午,我想请这个哥到我们家吃顿饭。大姐说:不用了,你一说,意思到了就行了。董守芳说:我也不会做啥菜,就请这个哥到我们家吃顿便饭吧。他推辞说:不去了,你的心意我领了。守芳你太客气了!今后你遇到什么困难,只管跟我大姐说,我大姐会转告我的。能帮助你的,我一定帮助你。董守芳说:家里没啥困难,还能过得去。大姐从灶屋拿过一只空篮子,董守芳把红薯尽数倒进空篮子里,才提着自己的空篮子走了。
第二天镇上逢集,大姐到镇上赶集去了。他没有随大姐去赶集,留在大姐家看一本自己带回的书。前些年回老家,他还愿意去赶赶集,到镇上走一走,看一看。有镇政府的干部拉他去喝酒,他一般也不拒绝。他在省文化厅的人事处当处长,镇政府的干部认为他是省政府的干部,对他回老家还是很欢迎的。受到家乡干部的欢迎和热情接待,他心里也很受用。这些年他腿脚懒了,对好多事情都没有了兴趣,也不愿意再和镇里的干部一块儿喝酒。他不知道自己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呢?还是自己老了呢?按说他才五十出头,还不能算老吧!他看书是坐在院子里的小椅子上,看一会儿就愣愣神。阳光照进院子里,也照在他身上,他好久没有这样晒太阳了。隔墙的邻居家有一只母鸡在咯咯地叫,母鸡叫得有些悠长,不像是在寻找下蛋的地方,像是在独自练习歌唱。母鸡的“歌唱”不仅没有打破村子的宁静,反而提高了宁静的质量,使宁静变得旷古而幽远。
大姐赶集还没有回来,董守芳提着一条鲤鱼进院子里来了。鲤鱼个头不小,看样子有五六斤重,一二尺长。董守芳提溜着拴鱼头的绳子,鱼尾几乎拖在地上。董守芳进院时还是先叫嫂子。他站起来说:我大姐赶集去了,还没回来。董守芳说:我也刚从集上回来,怎么没碰见嫂子呢!他问:守芳,你这是干什么?董守芳说:我请哥去我们家吃饭,哥不去,我就给哥买了一条鱼。他几乎拿出了当哥的样子,说:守芳,不是我说你,你跟我太见外了。你快把鱼拿回去,做给孩子吃。董守芳说:哥要是不把鱼收下,我就把哥给我的钱给哥送回来。他说:嗨,你这个妹妹呀,叫我怎么说你才好呢!好好,这条鱼我收下。他伸手接鱼,董守芳却不把鱼交给他,说:你不用沾手了,别沾一手腥。灶屋的墙上有一根挂晒辣椒的木橛,董守芳把大鱼挂在木橛上了。他估计了一下,买这条大鱼恐怕要花二三十块钱。董守芳真是一个实在人。
他没请董守芳到堂屋里去,说:在院子里坐一会儿吧,院子里暖和。他从堂屋里又拿出一把小椅子来。董守芳说:不坐了吧,我该回去了。他挽留说:坐一会儿吧,我还想问问你姐姐的情况呢!一切都是因董守芳的姐姐所起,躲避着躲避着,到底还是没躲开董守芳的姐姐。董守芳听他说要问姐姐的情况,就在小椅子上坐下了。董守芳今天穿了一件花方格的新衣服,新衣服的折痕处还没有完全撑开。董守芳像是新洗了头,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董守芳的神情还是不太自然,眼睛看看院子里的柿树,又看看天,两只手也像是没地方放。他还没开始问,董守芳就主动说起来了。她说:我姐过得挺好的。我姐两个儿子,一个闺女。我姐的两个儿子都结了婚,闺女也出门子了。我姐连孙子都有了。她的两个儿子儿媳都外出打工,两个孙子都在家里跟着我姐。他说:你姐真够能干的,把自己的儿子带大了,又帮儿子带儿子的儿子。等儿子的儿子再有了儿子,不知是不是还是你姐帮着带呢。说着笑了一下。他故意绕口令似的说了一大串儿,是想给谈话的内容添一点儿笑意,使他和董守芳的交谈变得轻松些。听他这样说话,董守芳果然笑了。董守芳的笑,让他想起董守明的笑,姐妹俩的笑法一模一样。
他说:你姐还给我做过一双鞋呢,不知你有没有印象?董守芳说:咋没有印象呢,有印象。我姐做那双鞋精心得很,一针一线都是先从心里过,再从手上过。我姐把鞋看得比宝贝还宝贝,谁都不让摸,不让碰。我姐把鞋做好后,我想看看,她都不让看。他说:回想起来,是我做得不对,我不该把那双鞋还给你姐。董守芳说:事情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不用再提了。是我姐配不上你,我姐没福。他说:也不是这样。我那时年轻,做事欠考虑。有什么想法,给你姐写封信就是了,何必把那双鞋还给你姐呢。那双鞋别人又不能穿,我还给你姐,不是在你姐心里添堵嘛!董守芳说:我姐出嫁时,把那双鞋放在箱子里带走了。后来听说,被我姐夫看见了,姐夫就把鞋给她扔了。他听了心里一沉,他的心像是被人用鞋底抽了一下。此时他突然明白,原来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把那双鞋放下来,一直关心着那双鞋的命运,现在他终于把那双鞋的命运打听出来了。他说: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更对不起你姐了。说着,他的眼睛差点湿了。
董守芳问他,还要在这里住几天。他说,他请了五天假,再住一两天就回去了。因为大姐夫死了,大姐心里难过,他陪大姐说说话。董守芳说:嫂子是个好人,我就喜欢跟嫂子说话。董守芳又说:哥这两天要是不走,我去跟我姐说一声,让我姐来跟哥说说话吧。我姐家在西南洼,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我骑上自行车,一会儿就到了。这话怎么说,恐怕没法说,谁看见谁都会觉得尴尬。他说:万万使不得,你千万不要让你姐来。你姐的日子过得很平静,也很幸福,我不能对她的平静和幸福造成干扰。董守芳问:你不想见见我姐吗?你把鞋还给我姐后,我姐回家还痛哭了一场呢!他说:不是我不想见你姐,我估计你姐不想见我,说不定你姐还在生我的气呢!董守芳说:我只管跟她说一声,她愿来就来,不愿来,也别埋怨我没跟她说。他说:守芳,你要听话。我看见你,就算看见你姐了。你不但不要让你姐来,连你看见我回来的事,都不要对你姐提起。有些事情只适合放在心里,不适合说出来,一说出来就不好了,对谁都不好。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董守芳还没说明白不明白,他的大姐赶集回来了。他把刚才的话题打住,赶紧对大姐说,董守芳送来了一条大鱼。大姐把挂在墙上的大鱼看到了,对董守芳有所埋怨,说守芳你看你,又花那么多钱,买这么大的鱼干什么!我这里有炸好的鱼,还有鸡,都还没怎么吃呢!大姐从篮子里拿出一块鲜红的羊肉,说这不,我又买了一块羊肉回来。董守芳说:我请哥吃饭,哥不去,我不买点什么,心里总有点儿过意不去。大姐说:要不然这样吧,晌午你别做饭了,就在这儿吃。让你儿子也过来一块儿吃。董守芳站起来了,说:那可不行,我不在这儿吃。董守芳的脸有些红,她没说出不在这儿吃的理由,还是说我不在这儿吃。说着,就向院子门口走去。大姐看出了董守芳的窘迫,跟董守芳开玩笑:那你不能走,要走,就把你的鱼提走。董守芳的脸红得更厉害,说:俺不哩,那不能提走。董守芳加快了脚步,还是出门去了。
大姐在灶屋里做午饭,他接着看书。他的精力像是不大能够集中,看第一行,字还是字,看第二行时,字就散了,散成了一片。董守芳有两句话让他吃到心里去了,那两句话如两列长长的海浪,正翻滚着,一浪接一浪向他涌来。一句是,他把鞋还给董守明时,董守明回到家里痛哭了一场;另一句是,董守明的丈夫把那双鞋给扔掉了。这两句话同时又是两个细节,而每个细节都很具体,有时间,有地点,有氛围,有场景,动作性也很强,可供想象的余地很大,足够他想象一阵子的。想象的结果,他快被滚滚而来的“海浪”吞没了。
在下一个集日,董守芳在镇上碰见了姐姐董守明。好几个月不见姐姐了,看见姐姐,她有些欣喜,喊着姐,你也来赶集了!董守明说:我来买点化肥。董守芳说:姐,你怎么老也不来看我!她的样子像是有点撒娇。董守明笑笑说:你也没去看我呀!董守芳说:你今天就到我家去,我给你做好吃的。董守明看着妹妹,说:你这闺女,不是遇到什么喜事儿了吧?董守芳说:我哪里会遇到什么喜事,我就是有点想你,你要是不去,我该生气了。董守明说:我什么都没给你买,总不能空着手去吧。董守芳说:你什么都不要买,我邻居家的嫂子送给我的有炸好的鱼块儿,回家我给你熬鱼吃。董守明是骑自行车来的,半袋子化肥已买好,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放着。她像是想了一下,坚持给妹妹买了十几枚红红的烘柿,放在妹妹提着的篮子里,才跟着妹妹,向妹妹所在的村庄走去。土路的两边,一边是一条河,另一边是麦地。河坡里也有野生的芦苇,芦苇的穗子在西风吹拂下闪着微光。几只斑鸠从芦苇丛里起飞,集体飞到麦子地里去了。麦子地里的坟前还有人烧纸,零星的小炮向坟中人、也向坟外人报告着黄纸化钱的消息。一群大雁在空中鸣叫着,向远方飞去。董守芳对董守明说:姐,你到我们家,我领你去一个嫂子家看一个人。董守明站下了,问:谁?她的样子顿时有些警觉。董守芳说:我先不告诉你是谁,等你一见就知道了。走嘛!董守明不走,说:你不告诉我是谁,我就不去了。其实,董守明已经猜出妹妹要带她见的人是谁,以前妹妹跟她说起过,那个人的大姐和她的妹妹同在一个庄。世上的人千千万,一些人来了,一些人走了;一些人生了,一些人死了,每个人认识的人都很有限。而一个人一辈子所能记起的人能有几个呢!其中,不说名字她就能猜出是谁的人更是少而又少。她的脸色有些发黄,扶着自行车把的手也微微有些抖。董守芳说:我跟你说了是谁,你一定跟我去吗?董守明说:那不一定。守芳,你跟我搞的是什么名堂哟!不行,我今天不能跟你去,我该回去了。说罢,只管把自行车掉转车头,朝相反的方向骑去,而不顾董守芳还在说:姐,姐,你干吗,人家还想着你呢。
回到省城,他给大姐打了一个电话,说他顺利到家了。大姐说:董守芳到她姐家去了,从她姐董守明那里捎回了一双布鞋,送到我这里来了。鞋还是董守明原来给你做的那一双,黑冲服呢的鞋帮,枣花针纳的千层底,鞋还是新的,用一块蓝格子手绢包得很精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对大姐说:您把鞋先收起来吧,到明年清明节前,我回去把鞋取回来。
2009年3月13日至23日于美国华盛顿州奥斯特维拉村
作者简介:
刘庆邦,男,1951年生于河南沈丘,当过农民和矿工。现为北京作协驻会作家。主要作品有《走窑汉》《鞋》《梅妞放羊》。发表于本刊1997年第1期的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当选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责任编辑 王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