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从此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之后，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权，一个在北京，由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一个在南方，由孙中山与南方各省军人首脑联合组成的广州政府。
在南北政权的冲突中，四川各路军阀采取了左右逢源的骑墙态度。在川内，各派军阀争雄斗胜，战争不断，滇黔军阀乘机几度出入四川。仅护国战争以来，四川军阀混战大小战斗已达400次，最终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各派军阀在各自的驻防区域任意截留税款，征派捐税，委派官吏，招募军队，省府督军形同虚设。
重庆是长江上游工商重镇，经济发达，商业繁荣，财源充裕。在四川军阀混战中，重庆始终是各路军阀的必争之地，你进我退，你争我夺，战乱不休，以致于政局动荡，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日益艰难。饱尝连年不休战祸之苦的重庆人民，迫切希望推翻军阀的黑暗统治，尽快结束战乱。社会矛盾的积累，使重庆早已蓄积了响应五四运动的力量。
1919年5月20日，重庆学子的响应
“五四”运动于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不久便席卷全国，成为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
重庆人民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就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的召开，但因蜀道险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以致直到5月中旬“五四”运动的消息才传到重庆。重庆人民被“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欺压中国的罪恶行径所激怒，在青年学生中首先燃起了反侵略、反卖国的怒火。
5月20日上午，川东师范学校、重庆联中、商业中学、巴县中学等校代表50余人，在爱德堂召开会议，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并决定筹备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当场选出两名临时主席，最后决定了两条行动大纲:“一、对内振兴学术言论，发展组织经济之接济，持永久不变之态度。二、对外演说，印刷小说或报章通信，拍电联络京津各团体为一致之进行。”
24日下午，四川川东学生救国团在重庆正式成立，由川东师范学生徐星耀任总干事。在该团成立宣言中，学生们强烈谴责了曹汝霖（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订“二十一条”时任外交次长）、章宗祥（北洋政府驻日公使）之流内附权贵，外结强邻，断送国土，颠覆国家的罪行，表示了决不坐视国家沦亡，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的坚定决心。当天，由临时主席提议，各校学生均表赞同，以川东学生救国团名义通电声援北京学生和上海救国团，要求废除密约，归还青岛，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川东学生救国团还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专使，要求他们“使不辱命，为国争光，力争青岛，务希坚持到底，若不直接交还，死不签字……”。
27日，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又成立了“四川川东女子救国会”，向各女校发出通告说:“妹等痛外交之失败，伤国本之动摇，义愤满腔，一息难忍，加以强邻迫胁政府阿顺，致使我爱国学生横遭囚于囹圄，今虽释放，士气讵乎，青岛被攫如故也，胶州宰割如故也，亡国条约迫签字矣，危乎！危乎！其今日中国之命运乎。妹等虽弱女子，值求学之时，本匹夫有责之火，岂可坐观国亡而不思补救之策者。”同时，提出了崇学术、倡国货、戒奢华、重体育等主张，作为根本的补救之策。而且致电北京北洋政府:“青岛不还，国权丧失，万劫不复。生等虽属女子界，同为国民一分子，一致誓死否认。”还致电南方广东军政府和国会，强调:“青岛问题，国命攸关，内争不息，外侮斯烈迫熙，速电代表双方让步，一致对外，以救危亡。”
从打枪坝到中营街口，“六三”游行沸腾山城
进入6月，重庆的爱国斗争进一步向前发展，掀起了高潮。
6月3日，重庆学生界举行“六三”游行警告大会。当天，学生们向成都、重庆各长官寄发公函――《“六三”游行警告大会请愿书》。书中写道:“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家之存亡强弱，京津、宁、赣、杭、鲁、晋、成都各埠，陆续举行国民大会，为外交之声援……学生等方属国民，义难坐视，爰联会在渝川东师范学校、广益中学等……组织川东学生救国团，于六月三日举行警告大会，印布传单七种，谨各检呈一份，敬恳钧署鉴民意所在，转电当局，饬令代表不得签字和约，一面促成南北议和，惩办媚外汉奸。学生等虽年少无能，愿洒血成为政府之后援。”
这天，在重庆的20余所学校同时罢课。早晨7时，学生们就纷纷到通远门附近打枪坝集合，每人拿着一面白色的小纸旗，上面写着“还我青岛”、“惩办国贼”、“速息内争”、“劝用国货”、“誓雪国耻”等100多种标语。集会中还伴随着悠然的军乐声。学生们或渡江而来，或越岭而至，皆无倦容，个个精神振奋。
11时半，在川东学生救国团总干事徐星耀（时为川东师校第七班学生，万源人）和联立中学学生杨�玉的指挥下，重庆20余所中小学校学生共1500余人秩序井然，浩浩荡荡，走上街头，开始游行。
游行队伍以川东学生救国团游行警告大会会旗为前导，跟着会旗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穿中学生制服的中学生队伍，小学生队伍则跟在中间，而川东师校和巴县中学穿常服的学生队伍则走在最后。在游行队伍的末尾处，还有学生们高举的一面大国旗，上面写着“临时加入公民游行警告大会”，几百名尾随队伍的群众加入到游行行列之中。
游行队伍从打枪坝出发，先上桂香阁，经过美领事署，又折回五福宫，经过英领事署，至爱仁堂，再往前行，经过绣壁街、金紫门、储奇门、三牌坊、新丰街，大约中午12时半，游行到了川东道公署。这时，游行队伍停了下来，一时间道署前后的坝子都挤满了游行的学生。这时学生代表徐星耀和杨�玉进到署内，向道尹请愿表达学生的诉求。不久，请愿代表走出川东道公署，游行队伍又整队出发。大约下午1时15分，游行队伍经过街楼木牌坊，后抵中营街口，向镇署行进，徐星耀和杨�玉又进镇署请愿。各游行队伍停留在镇署外，请愿毕再前行。
当时，照相即为希罕之物。容真照相馆的照相师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自愿免费为学生游行队伍摄影，以保存重庆人民爱国壮举的纪念。于是，当游行队伍到达商业场口时，按照预令集合，拍摄了集体照。此时小旗飘扬，警笛三吹，军乐齐奏。徐星耀起而高呼:“还我青岛！”又呼:“惩办国贼！”再呼:“不还不签字！”众皆一一慷慨和之，声浪之高，响震屋瓦。
在游行途中除高呼爱国口号外，还散发了大量爱国传单。游行队伍所经路旁有长叹者，有大呼者，有磨拳者，整个山城群情激愤。这次游行历时近8小时，直到下午2时50分游行队伍才整队而散。这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标志着重庆的“五四”爱国运动达到了高潮。
抑制日货，日本在渝势力遭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6月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代表熊浚、张杰、程鸿经、何恩枢来到重庆，受到重庆商学界的热烈欢迎。在他们的推动下，6月22日，重庆商界和学界联合成立“重庆商学联合会”，参加成立大会者上万人。该会以“提倡国货，维持现状，联络商学界一致行动”为宗旨，徐星耀被推为副会长。6月28日，川东学生救国团更名为“川东学生联合会”，决定以后调查日货和处理奸商，概由商学联合会进行。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又迅速在重庆展开。
自此运动展开之后，大凡与日商交往，如购买日货、乘坐日轮等，均被视为卖国行为，一旦被学生发现，便要在其背上印“亡国奴”三字，以儆效尤。商人杨某私购日本三菱三井洋行的蜇皮，被学生发现后便被学生用无顶篷轿子抬着游街示众，沿途观众拥护，喝彩声、掌声不绝，而杨某却在轿中双手掩面，羞愧难当。在这种情况下，日商被迫采用大幅度降价的手段倾销商品，甚至还以送雨伞、送金灵丹等办法来招揽顾客，但已很少有人敢与日商再打交道。
11月17日，2000多名学生至警厅请愿未果。18日，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竟然公开拍卖他用公款买来的80多箱日货。此举立即遭到川东学生联合会上千名学生的围攻。郑贤书仗着自己是警察厅长之势，欲以武力压制学生，任其自由拍卖。因此由郑带来的武装卫兵便连开三枪以威吓学生。殊不知，有一枪伤了一位学生的手指，这就激起了众怒。学生们一拥而上，把郑的10余名武装卫兵缴了械，郑乘坐的轿子也被学生们毁坏，郑被迫跳窗而逃。学生们便于一楼上悬挂了一幅大标语“亡国奴郑贤书”，还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一时间人山人海，鼓掌如雷。下午4时半，学生们把缴来的这批日货堆在朝天门码头，当众全部烧毁。前来观看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四川当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撤销了郑贤书的警察厅长职务。这是重庆民众展开抵制日货运动以来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重庆爱国学生运动开展过程中，还成立了以冯西昌为代表的“重庆青年救国团”，该团的成立宣言写道:“山东者我国之门户也，青岛者山东之门藩，青岛失则山东亡，则中国危矣……我同胞若不急图自强，惊醒迷梦，以雪国耻，而维正气，恐的禹甸，终为他人之游牧场也。是以同志诸公，耻日人之我期，怜同胞之受辱，悲祖国之将亡，羞土地之不复。乃聚集出校诸同学，共组一青年救国团，以唤醒同胞，共挽狂澜，以不用日货，速光利源为宗旨。”
在此期间还成立了一个叫“重庆外交后援会”的组织。该会在一封通电中痛斥日人图鲁，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动摇我国本，号召我国人稍有血气者起来与如虺如蝎之强邻斗争，齐心努力，举国一致，拼死力争，誓达到取消高徐济顺路约及军事协约，立释请愿各代表，根本推翻德约，并惩办媚外汉奸。
重庆的“五四”爱国运动是由青年学生们率先发动的，重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市民们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给予了广泛的支持。重庆的日商洋行、店铺、长轿班的工人自动罢工，码头工人拒绝装卸，并表示“因听学生演说我国受欺情形，愿与日商断绝交往”。民族资产阶级也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有王姓、余姓两位商人，他们将所购价值数百元的草帽、衣服、磁器等日货全部销毁。另一傅姓商人则因愤恨日人而撕毁了已买好去上海的日轮船票，重新掏钱购票，改乘华轮去上海。甚至重庆军政界的熊克武、杨庶堪（即杨沧白）等人也明确表态拒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心。在重庆人民的联合抵制下，日本侵略分子狼狈不堪，日货在重庆市场因丧失销路而几乎绝迹，日本人在渝势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重庆民众的爱国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爱国斗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