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之后，我惊讶不已。难道发现DNA双螺旋立体结构的两位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真是这样的吗？ 这本书是沃森写的一本小册子，他以坦率直爽的笔法细致入微地描绘出那一激动人心年代的日日夜夜。DNA分子立体结构的发现是生物学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它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是本世纪四大科学发现之一。然而，这项无可争议的发现的发现者却是两位有争议的人物。
先说沃森。作为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他竟然对化学极表厌烦。这位二十二岁的生物学博士，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工作时，有一次竟用煤气灯直接加热苯，结果引起了一场爆炸。他的导师安排他去哥本哈根学习生物化学，沃森却认为所学内容与遗传问题关系不大，于是整天“不务正业”。沃森的结晶学知识少得可怜，而且也没有按部就班地学习这门课程，他只是在同克里克的交谈中学到了一些基本的知识。
克里克起初是一位学物理的，他在英国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做博士论文，从事蛋白质晶体学的研究。克里克刚来一年，就曾在一次会上对其导师所遵循的技术原则提出质疑。他喜欢谈笑，他的高声谈笑常常迫使实验室主任布喇格教授退避三舍。布喇格教授有一次在气头上这样评价克里克：三十五年来虚度年华，毫无休止地夸夸其谈，没有做过任何有价值的工作(见第37页)。
就是这两位人物居然在一场诺贝尔奖金的争夺战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他们获得了一九六二年度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金。沃森、克里克奇迹般地攀上科学的高峰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是他们敏锐的判断。沃森在大学期间就意识到DNA分子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早在一九四四年，美国的艾弗里就用实验证明了DNA就是基因的载体，但是艾弗里的科学成就未得到公认，连他自己也半信半疑。沃森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把握了艾弗里实验揭示出的奥秘。在那不勒斯的一次会议上，他偶然看到威尔金斯显示的一张DNA分子X-射线衍射照片，他极为振奋。尽管他同威尔金斯合作的欲望未能得到满足，但他不死心。于是沃森来到剑桥学习X-射线衍射图的分析技术。在这里他遇上了克里克，两人一拍即合，他们认定DNA就是解开生命之谜的一把钥匙。
在他们周围，许多知识渊博的科学家囿于传统的观念，相信基因是蛋白质，而对DNA则不屑一顾。沃森、克里克对DNA的关注恰恰体现了他们对已确立观念的怀疑和挑战的精神，体现了他们的智慧。
其次是他们开放式的研究方式。他们很少一步步地做实验，而是善于综合利用各方面的信息。沃森和克里克首先受鲍林的启发，把后者发现蛋白质立体结构时使用的方法――模型法，搬了过来。他们根据威尔金斯实验室拍出的DNA X-射线衍射照片进行分析，不断改进他们的模型。在同生物化学家查戈夫和数学家格里菲斯的交谈中，他们明确了碱基配对的原则。然而依此原则建立的分子模型总是有点不对头，在同一实验室的化学家多纳休为他们指点迷津，原来他们把碱基结构弄错了。最后他们终于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完成了这一伟大发现。
因此后人提到沃森和克里克的工作时，总是说他们运用了鲍林的分子模型、查戈夫的碱基比、格里菲斯的计算、威尔金斯与富兰克林的X-射线衍射图片等等。这无疑是不错的，但沃森与克里克的贡献却并非上述东西的简单相加。他们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他们把当时的几条研究路线汇合起来，以综合的眼光来看待研究对象，从而完整地理解了DNA的分子结构。正如一位生物史学家所说：“沃森、克里克的功绩，在于将信息、结构与生物化学揉在一起研究遗传问题，这个认识对于获得遗传物质的精细结构是本质性的。”
本书中的悲剧人物是在威尔金斯实验室工作的女科学家富兰克林，她几乎做完了发现DNA结构的一切工作，但却未能迈出最后的一步，结果最后郁郁而终。她过于相信自己的晶体学研究手段，曾对沃森、克里克采用分子模型法表示轻蔑。所有这一切，发人深思。
《双螺旋》一书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多种多样的评论出现在各种杂志上。这本书揭开了科学家的面纱，对正统的科学伦理观、科学治学观形成了挑战。我向朋友们推荐此书，因为这本有争议的书一定会促使您去思考一些问题。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美〕J.D.沃森著，刘望夷等译，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八月第一版，0.76元)
推荐访问: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