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轰炸珍珠港后不久就占领了上海。我当时是上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日军派来一个所谓“军方的清算员”――实际上他是个海军上将――命令我协助他清算我们的财产。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要么就和他们合作，要么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开始遵命行事，因为我别无他法。不过有一笔大约75万美元的保险费，我没有填在那张要交出去的清单上，因为这笔钱用于我们的香港公司，跟上海公司的资产无关，不过，我还是怕万一日本人发现此事，我的处境会非常不利。
他们果然很快就发现了。
他们发现时我不在办公室，我的会计主任在场，他告诉我说，那个日本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拍桌子骂人，说我是个强盗，是个叛徒，说我侮辱了“日本皇军”。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会被他们抓进宪兵队去。
宪兵队，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室。我有几个朋友就是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被送到那个地方去。有些朋友在那里被审讯了十天，受尽酷刑，惨死在那个地方。现在我自己也要进宪兵队了。
星期天下午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紧张。多年来，每当我担心的时候，总坐在打字机前，打下两个问题及其答案。两个问题是：
一、我担心的是什么？
二、我该怎么办？
过去我都不把答案写下来，只在心里琢磨。后来我发现同时把问题和答案都写下来能使思路更加清晰。所以，在那个星期天下午，我直接回到住处，取出我的打字机，打下：
一、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怕明天早上会被关进宪兵队里。
二、我该怎么办呢？
我花了几个小时想着这个问题，写下了四种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后果。
1．我可以去向日本海军上将解释。可是他“不懂英文”，如果找个翻译来跟他解释，会使他更加恼火，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2．我可以逃走。这点是不可能的，他们一直在监视我，如果打算逃走的话，很可能被他们抓住而枪毙掉。
3．我可以留在我的房间里不再去上班。但如果我这样做，那个海军上将很可能会起疑心，也许会派兵来抓我，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就把我关进宪兵队了。
4．星期一早上，我照常上班。那个海军上将可能正在忙着，忘掉了那件事。即使他还记得，也可能已经冷静下来，不再找麻烦。即使他来吵，我仍然还有个机会解释。
我前思后想，决定采取第四个办法――像平常一样星期一早上去上班。然后，我松了口气。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时，那个日本海军上将就坐在那儿，叼了一根香烟，像平常一样地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六个星期后他被调回东京，我的忧虑就此告终。
这完全归功于那个星期天下午我坐下来写出各种不同的情况及其后果，然后镇定地做出决定。如果我当时迟疑不决、心乱如麻，就会在紧要关头走错一步。仅是满面惊慌和愁容就可能引起那个日本海军上将的疑心，促使他采取行动。
采取以下四个步骤，就能消除我百分之九十的忧虑：
一、清楚地写下我所担心的是什么。
二、写下我可以怎么办。
三、决定该怎么办。
四、马上就照决定去做。
其实，就那么简单。只要去做，就没什么可焦虑的。
（徐莉摘自《青年心理》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