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点30分，开饭时间到了。94岁的刘起�坐在床沿上，这位已失聪的历史学家胸前挂着一块油污斑驳得泛黑的黄围裙，有一勺没一勺地从饭盆里舀面条吃。手是哆哆嗦嗦的，两条细麻杆儿一样枯瘦的腿，从一只高一只低的裤脚里露了出来。
世人不识金镶玉，遂致草莽一生。这个寂寂无闻、眼见就要把冷板凳坐到底的学术人，在他行将归泉的晚年，不期然竟获得了社会的无比诧异的正视与同情，转眼间便珠玉重光、名声大噪了。
“他是国家人才啊”
“不知道他是个名人，做出过什么贡献。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只能按正常条件来提供护理。你出多少钱，我们就给你多少东西。”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隔行如隔山，虽迎面而不能相识。不要说外人，即使在中国社科院内部，也不是人人都那么对刘起�高山仰止。1980年代末，老头儿就坐上了国内外尚书学研究头把交椅，却也没有闻达多少。
“十三经来讲，《尚书》最难，大家对这个也不研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说，“国外请他出去讲学，但在我们社科院内部并不重视，觉得你不过就是一个老资格的研究员而已。”
1962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任编研组副组长的刘起�，已跻身全处业务第一把手的位置，然而在老师顾颉刚的召唤下，慨然放弃了一应高级知识分子待遇，请调北京从事《尚书》整理工作。不治显学，改烧冷灶，就难免遗珠之憾了。
在当时的时势格局中，徒具文名的顾颉刚不过只是一介无足轻重的边缘名士，左右不了任何关节。为了追随他，刘起�可谓苦头吃尽。编制一直进不到社科院，数番波折，只好暂寄中华书局。此后的19年里，刘在北京是居无定所、潦倒一身，除了几块工资，所有待遇因单位变动而剥除，《尚书》整理工作亦多受境遇烦扰，几近停滞。
直到顾颉刚去世，刘起�由助手一跃而独挑《尚书》研究大梁，才得以住进劲松一套使用面积只有50平方米的旧宿舍。那也真是门第寒微，楼房为底层，光线不好，特别阴凉，在那里面做学问，一熬就是20年。
学术地位上的不彰，连带着物质保障也被拖累。20年后，连一个博士生导师都没有评上。本来可以享受领导特批的位于紫竹院的一套4室1厅，改善居住空间，结果也遭人拦截。
与刘起�往来17年的吴锐说，“老实人肯定吃亏。按他的资历，如果找社科院闹，他也能分到房，社科院房子并不紧张。不反映不闹，那就一辈子倒霉。”
2004年，刘起�将劲松的房产一卖了之，归奔南京，可是女、婿皆病，老来无依，只得转入收费廉价、条件一般的康复中心作最后寄身。
在舆论对老头的处境多般关切之下，迟到的重视与关怀终于来临。前去拜望“山门”的各色外人，也都要借机会表表心意。致使康复中心的护工们都在口口相传，老头儿眼下是不差钱的。
“一般领导来，空手不好啊……第一次，是南京一个头头来，给了5000块钱，第二次也是个头头，又给了5000……北京单位里的人来了，又给了1万块钱。钱不缺，是领导的心意了。”护工毛志芳说，“他是国家人才啊，怎么能不关照他呢？领导尊重他，就来看他，不然人家不来看他的。”
“他留恋的还是这门学问”
老头儿还想回呆了42年的北京。
“我的工作岗位在北京，我当然想回北京。”他并不认可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限在自己身上也适用。“做学问的人，是不知道退休不退休这回事的，”蔡鸿源说，“他留恋的还是这门学问，想继续做。”
蔡鸿源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南京史料整理处工作，与刘起�曾共事4年。得知他进了康复中心，处境寒碜，便约了几个老同事一起去看望。刘起�说起自己的心愿，着重提及已经断掉的《尚书》研究如何维系一事。
“如果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把身体养好，从国内挑一些有水平的人跟着他，还是可以的，我看三五年他是能坚持下来的。”
南京本地一位民营企业家，闻知刘起�其人，主动提出要做他的孙子，把他迁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奉养。但在康复中心的医务人员看来，这有一点异想天开。老头现在患有一种间歇性的痴呆，很多人抱着“尚能饭否”的期许去接近他，结果都落了空。
“原来还有一些人想和他在学问上套一点东西出来，挖掘一些史学上的东西。我们过去好多东西不把它当回事，现在没有了，珍贵起来了。”医生说，“这是个冷门，这个专业也没人重视，哪个学生还去学？学出来连饭碗都找不到。”
当年协助顾颉刚整理《尚书》，这本就是一件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工作。顾颉刚曾说，“整理《尚书》不是一件可以急见功效的事。”1960年到1964年，身体孱弱的顾竭尽全力写出40万字的《尚书大诰译证》，才将尚书中短短一篇600字的《大诰》讲明白了。垂暮之年，两万字共28篇的《尚书》要依此全部做完，不达千万字实难以了结，只能再觅接棒者。刘起�名为助手，跟他17年专务此事，实际上也是一种有目的的训练，渐成主干，再接了衣钵。冷板凳从此一坐经年，为这一部书，刘起�就耗失了后半生。
“如果人生重来”
不像顾颉刚那样桃李满门星月交辉，刘起�一辈子都是孤家寡人。以前他设想过效法自己的老师，也招一两位助手在身边。但是，“人家是不愿意当助手的。顾先生那时候，所里面就没有一个人做他助手。顾先生受尊重，是上面尊重，他又是知名学者，要助手，可以直接写信给中央领导。”顾颉刚的学生之一王煦华说，“其他的人是不可能行政上指派助手的。”
因而凡作研究，刘起�一律自己单干。刘起�也有传统文化人的那一份清高和酸劲。也许是因为求而不能得的失望，他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自谓这是不屑于去“求田问舍”的“刘郎才气”。所以单枪匹马20年，他也不主动去找什么项目经费，以至于到了最后连项目经费怎么运作都有些搞不清楚了。
2004年《尚书校释译论》面世，为了写这部皇皇之作，刘起�有5年时间闭门谢客、息交绝游，没日没夜地赶工，“写困了倒头就睡，睡醒来立即就写”。
人生一世，各有所嗜，时间一久，不免成其癖性。与刘起�过从较近的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做学问是他生命的一个部分。学术的止息，思维的停顿，则近似于生命上的衰竭。如此一来，他也就落了个痴呆。
“当时他的精神萎蘼不振，我们去了以后，有人说话了，脸上笑容就出来了，第一次笑。”蔡鸿源说，“一沟通，心情一舒畅，头脑一开朗，人的身体就很好。”
一如盛年时的风格，病卧闾巷的刘起�，浑身“迂气”依旧，言必称要不虚此生于国家与民族，以及自己为此如何一生无悔。
“我只是一生想努力赶工作，只要提供机会，给我好的工作条件，让我天天干工作，我就满意了……如果人生重来，我该做学术工作，就会仍然做学术工作，不会另做选择。”
有来客相辞，他坚持要起身相送。背是佝偻了，走上几步，看到垫在胯裆下用以接御失禁便溺的那只白色塑料袋露了部分出来，他就停了下来，拿手往里面掖一掖。老朽了，纵是怀抱犹存，终究不过一抹晚照。
（凭风揽月荐自《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