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陈家 我与陈家结绿是在1973年，那一年，我父亲陪同陈伯伯――那时我还喊他“伯伯”――去西班牙接受马德里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正好我在西班牙留学。他觉得我很开朗，另外，虽然我在国外长大。但还比较符合中国人的礼数，于是收我做干女儿。
我父亲林尹，是章太炎、黄季刚的学生，研究传统国学。劐台湾后，蒋介石本想请他给蒋经国做国学辅导，但父亲希望能普及国学基础。他在台湾师范大学开了一门课，叫“小学”――小众的学问，中国文字、声韵、训诂学。是很偏门的一个学科。对台湾的文字、文化教育有卓越的贡献。父亲在台师大教了40多年书，学生众多。小时候上学。老师一听说我们是林尹的儿女，就会说：噢，那是我们的老师或太老师，然后我们就比较“惨”，老师就要我们背唐诗300首，因为大家觉得林尹的儿女是一定要会这些的。回到家。我们问：爸爸你是准啊。为什么人家都认识你?
其实我娘家和陈家很早就认识。我的父亲早年曾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过，两家一直非常熟悉。我小时候读书时就知道陈立夫，知道他早年追随蒋介石，是他身边的幕僚，但书本给人的印象是僵硬的，会觉得他是很严肃的政治人物。近距离接触。感觉他很和蔼，没什么架子。
1976年初我从西班牙放假回台湾，恰好陈家三儿子陈泽宠也从美国回台湾度假――那时候他从普渡大学毕业后已经工作。我们在一个餐会上认识。起初也没什么特别印象，但聊天时发现彼此很投机。他像陈家其他成员一样很温和，也很懂礼貌。我回西班牙后，他经常写信或打电话来，彼此印象也不错。我母亲起初有点疑虑。因为他比我大12岁。但我觉得我们很谈得来，恋爱一年我们就结婚了，所以最后走到一起是我们自己的缘分，并不是别人想象由两家撮合而成的。
我公公和婆婆都是浙江湖州人，是指腹为婚的。13岁那年订婚，直到23岁公公出国前才第一次见过面。虽然是老式婚姻，但他们感情很好，共同生活了65年，公公自己总结的婚姻经验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婆婆孙禄卿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公公虽然位高权重，却很注重家庭生活。我先生还记得童年时。他父亲有一次托朋友从美国带回一双溜冰鞋，他们父子俩各穿一只，溜滑起来，滑倒了他们相拥而抱的情景。 公公、婆婆养育了3男1女。陈家的第二代基本上都从事文化、学术的工作，公公并没说过反对我们从政之类的话，他只是让每个人自由发展喜好。大哥陈泽安毕业于台湾大学农学系，赴美深造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植物病理学家。二哥陈泽宁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姐姐陈泽容16岁时就赴美学音乐，他们都在国外定居。我先生陈泽宠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是普渡大学航空工程系和工业设计系的双科硕士。1982年，我们回台湾定居，和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了二十几载。
陈氏兄弟
在大陆历史教科书中。蒋、宋、孔、陈被定义为“四大家族”，蒋、宋、孔是有姻亲关系的，而陈家能“忝列”其中，我想大概源于陈家与蒋家的关系。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9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陈其美。字英士，早年追随孙中山，正是陈其美介绍蒋介石认识孙中山的。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当时没人敢去处理，只有蒋介石来为他收尸，在祭词里自称“盟弟”，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匪浅。陈家的下一辈也习惯称蒋介石为“蒋三叔”(注：当年陈其美与蒋介石、黄郛结拜，按年龄，陈其美为老大，黄郛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
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叫陈其业，字勤士。是陈其美的大哥。陈家以前经商，在湖州也算是地方士绅。公公早年接受传统的中国私塾教育，1911年，陈其美任革命军沪军都督，受他邀请，全家都搬到了上海。在这里。公公有机会接触到新式教育。
1917年。公公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1924年，他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冶矿硕士，在史克兰敦当了8个月的实习矿工后回国。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公公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
公公最初身份是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实际是在蒋介石官邸里，处理他的私人重要机密文件。任命状中。蒋介石用他的号“立夫”为正式称号，此前，公公一直用“陈祖燕”这个名字。从此他便以“陈立夫”行世，正如原名陈祖焘的哥哥被称为“陈果夫”一样。公公知道蒋先生的脾气，他在蒋公馆工作时也常见蒋介石骂人。所以在接这个职务前，他就对蒋介石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25年里，蒋介石果然没有骂过他。
陈家兄弟姐妹共5人，陈果夫和陈立夫最为有名。陈果夫是家里长子。很早就出去工作养家，把希望都寄托在弟弟立夫身上。他的全部学识全靠自修。我们至今还保留他当年写给自己父亲或弟弟的一些东西，一张纸写完翻过来再写，十分节俭。陈果夫比弟弟大8岁，他们兄弟俩的感情非常好，陈果夫膝下无子。公公把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
很多历史资料在提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时，将他们称为"CC派”。南京国民政府时候，立法院旁边有一个中央俱乐部叫Cen-tral Club，“c.c”本是这个俱乐部的缩写，但碰巧“陈”的英文缩写也是“C”，久而久之，它不知怎么演化成了“二陈”的缩写，给大家印象是有一个CC派，并且势力磅礴，但公公从来没有承认过有这样一个CC派。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陈果夫、陈立夫的确是一对比较特殊的兄弟，陈果夫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省长等职；弟弟陈立夫则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组部部长等职。诚然，他们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兄弟两人在经济上却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积下万贯家财。公公后来远赴美国，转行靠办养鸡场谋生，晚年回台湾住的房子，是4个子女凑钱为他买的。而终身受肺病困扰的陈果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连医药费都无力支付，还是蒋介石特批了一笔钱办了丧事。
政治巅峰
最近《色・戒》的热映，中统那段历史又引起很多人兴趣。这里面也有公公和丁默村的一段故事。
1927年，公公奉命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下面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是徐恩曾，第二组组长是戴笠，第三组组长为丁默--村。后来一组、二组分别发展壮大成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村的三组被撤销。丁默村交游甚广，和周佛海很熟。最终被拉进汪精卫的伪政 府，成立76号秘密工作室。倒过来对付军统和中统，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军统的人特别恨他。
但丁默村跟了汪精卫数年以后，很快发现汪精卫也坚持不住，他托关系找到我公公。公公说你回来可以。但要将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说。都是为了避免新四军地盘扩大――让丁默村帮助完成。丁默村当时在汪精卫政府里任“浙江省主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务，其实他也算被我公公“策反”了，公公兑现诺言，答应保他的命。
这段时间如果丁沉寂的话，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后来保外就医，但不甘寂寞。有一天游山玩水，被中央社记者认出来了，写了篇文章《丁默村逍遥玄武湖》，结果被蒋介石看到了，这让他颜面过不去。他很生气地说“丁默村应该枪毙”。我公公写了封信给丁，大意是这次你触犯得实在太大了，我无法帮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
公公在世时。和我们聊天时偶尔会说：“人啊，要守本分。我过去有一个姓丁的手下……”我们那时就当故事听，也不知道这“姓丁的”是谁。最近这部电影出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丁默村。
抗战爆发不久，公公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学内迁，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初迁壬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和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后来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此外，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全国各级教育和师范教育培训制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
公公晚年在《成败之鉴》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长时所做的工作，很显然他非常看重自己这段经历。其中他认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为贫困学生创设的“贷金制度”。因为考虑后方的年轻人。都是国家的未来栋梁，兵荒马乱年代，很多学生无力继续学业，像杨振宁、李政道都靠“贷金”完成了学业。他后来到美国开会遇到一位大陆学者。对方还充满感激地告诉公公，他当年就是拿着这笔贷金完成了学业。
那时任财政部长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这两人要钱，他们说战争时期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哪里还有钱给学生?公公说，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义借钱，成立了“贷金”，就是现在的助学贷款。当然贷给这些学生的钱至今没有还过一分，但是债务人是陈立夫――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账，’陈立夫还因为这些学生的“贷金借款”而欠国家许多钱呢!我想他能借到钱，也说明他清廉、有信用，不会贪污。
从踏入政坛第一天起，公公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他29岁任国民党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31岁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38岁任教育部部长。1947年，他还成了《时代》周刊某一期的封面人物。
远离台湾
1950年8月4日，在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公公被要求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我先生后来回忆，他那时还在上小学，连跟同学打招呼告别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很多文章在提到这一段时，往往形容是蒋介石将陈立夫“赶走了”。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公与陈诚的矛盾，而“24小时离开台湾”这道命令就是陈诚通过蒋介石下的。当然，为了让大家互相有个面子，还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蒋介石跟张道藩(他跟公公也比较熟)商量，这时刚好在美国有一个“道德重整大会”，于是顺水推舟地以这个名义让他去参加，“顺便”长住。
陈诚和陈立夫在大陆时期就有矛盾，个中原因一言难尽，但已很公开化。国共的第一仗是陈诚打的，溃败后又被派到台湾。陈诚在台湾有一段非常弱势，当时甚至有“杀陈诚以谢国人”的说法。但谁也没想到，国民党最后也会败得一塌糊涂，退到台湾，而这时在台湾经营数年的陈诚已经打下一定基础。
公公到台湾后，要求成立一个改造委员会，来检讨失去大陆的原因。但别人认为他想邀功或作秀，再者大家都是刚从大陆败退，人心不稳，说任何人有罪无罪都不好，还是先安定下来再说。后来我公公主动提出兄弟两人退出改造委员会，免得人家再纷纷扰扰，他们也想暂时离开，让蒋介石先安定下来。所以1950年成立的“中央党务改造委员会”并没有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名字。
此时的国民党与美国也经历了一段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我相信这里还有很多秘密有待时间来发掘和验证。美国原本支持孙立人未果，转而支持陈诚，而退守到台湾的蒋介石因为急需稳定住局面，不得不屈就陈诚。陈诚后来成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形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势，从客观上讲，此时的陈诚也有了足够控制蒋介石的能力。在那个阶段。局面连蒋家人自己也支配不了。陈诚一直认为陈立夫与他是对立的，虽然他们一是武官一是文官。在陈诚与陈立夫之间，蒋介石不得不选择前者，而委屈了陈立夫。
后来有人说，公公离开台湾前拒绝与蒋介石辞行，也有人说他去蒋介石那里辞行时候，蒋不见他，总之都在说两人结了怨。实际上公公一生充满了中国传统礼数，不管对方如何，他都要坚持作为一个部属的礼貌。而蒋介石不见他。他完全能体谅――了面。蒋介石该对他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合适，所以公公说蒋介石不见他也是对的。
公公那时人气比较旺，如果他硬着不走的话。很可能翻盘。但他最终采取了回避矛盾的方式。我想蒋介石心底是清楚这个状况的，我们小时候喝美国牛奶，薪水都是美国人发的。直到有一天，蒋介石发现，连校级军官的任免都要经过美国人同意，所以才有后来拒绝美援、让美军撤出台湾的举动。
1951年，陈果夫在台湾去世。当时蒋介石给公公来了封信，告之已处理陈果夫的丧事。暗示他不要回台湾。1961年，公公第一次获准回来探望他病重的父亲。他回台湾时来机场接他的人爆满。为了避免猜忌，公公并未久留就回了美国。
在他身边的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听公公说过一个“怨”字。我记得有一个美国记者后来到台湾采访他时问：“你有没有过怨言?”他回答说：“‘有’或‘没有’，是时间过程里的想法，人总是有不开心的时候，但归结到结论里，是‘没有’，我可以说无怨无恨。我尽自己的本能去帮助他，他接受与否是他的事情。你不能觉得他没有做到你希望他做的事情而有怨言，因为你只是替他做事的。”’
美国二十载
1950年，公公、婆婆带着女儿和只有8岁的小儿子到了美国，经朋友介绍，在新泽西州开起了养鸡场。我们后来也问过他：“你为什么耍养鹃?这又不是你的专业。”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我先生后来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 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6鸡场很大，养了5000只鸡，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公公出力最多，100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扛起来，每天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时他会邀请客人到鸡场里参观或跟他一起去捡鸡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鸡房里就被满地的鸡屎熏得受不了。
我曾经问我先生：你和父亲养了那么多年鸡，是不是看到鸡肉会怕?奇怪的是，他还是照样喜欢吃鸡肉，鸡蛋他也照样吃。他说小时候在鸡场，鸡蛋一破就破掉上百个，怎么办?婆婆就做蛋糕，做煎蛋、卤蛋，什么花样都做。我婆婆手很巧，我先生的姐姐订婚的时候，所有蛋糕都是我婆婆自己做的。
我先生曾回忆。他虽然小小年纪，但也自己学着赶鸡、养鸡，扛饲料。在美国，孩子跟着父母到别人家做客。饭后也一样要帮人家洗碗，所以他是洗碗专家，从来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的。他在普渡上大学时，也是半工半读的。会有人想象得到，“四大家族”的孩子是这样的吗?
其实私下里，蒋介石还是很关心陈家的生活的。在鸡场起火或出鸡瘟时候。他晴地里通过俞国华――相当于他官邸里一个很重要的管账先生，寄钱过来，帮助陈家渡过难关。所以那段时间，蒋介石与陈立夫的关系维系得很好，并不像外界传说的不合。
重返台湾
1965年，陈诚得癌症去世。不久，蒋介石立即发电报到美国，让公公回台湾。当时蒋介石许了他很多职位：全世界巡回“大使”、考试院“院长”、西班牙“大使”等，但都被公公拒绝，他唯一愿意接受的是“文化复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因为他做过教育部部长。公公是被请回来的，如果真如许多人而言。是被蒋介石赶出去的，那他怎么会被请回来而且又做资政呢?
1975年，蒋介石去世。公公在第一时间前往吊唁，蒋经国见到他，跪下来哭着说：“立夫哥，父亲去世了，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蒋经国当政后，很多事情他还是请教公公。
公公与蒋经国的交情由来已久。他在上海念书时候，生活费都是从陈果夫那里取的。也正是由于公公背着蒋介石“偷偷”运作，蒋经国才得以顺利由苏联回中国。
蒋经国当年在苏联时，曾写过一封公开信，表示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公公写了封信给蒋经国，告诉他：你不能长期在那边，你该回国了。蒋经国说，我把父亲骂成这样子，他怎么可能还会让我回来呢?公公告诉他：“你把信写好，我来处理。”我们后来问公公：“那你是怎么就让蒋经国回来的呢?”公公说，他事先估计，如果蒋介石看了信，。把信撕掉，大骂几声，再气得把椅子拿起来砸掉的话，这件事就彻底没指望了。但是那天，他把蒋经国的悔过信放在蒋介石桌子上后，蒋介石看了一眼，把信扔在桌子上说：“他还知道认错吗?”然后哼了一声，骂了句“这个孽子”之类的。公公就知道还有机会，他赶紧通知蒋经国说：赶快回来吧!
公公对于蒋夫人宋美龄一直很尊重。外界都传宋美龄好权，跟蒋经国争权夺利。但公公说：“如果蒋夫人真的是那种好权好利的女人，那么历史也许还会改写了。”他说，当年在南京开国民大会时，李宗仁穿一身军服出席，蒋介石则穿长袍马褂。大家都觉得很尴尬，因为觉得李宗仁像蒋先生的侍卫官一样。宋美龄因为长年习惯了给蒋介石做翻译，什么场合她都会出现。蒋先生问她：“你去干什么?”她说：“我们不是要去开国民大会吗?”蒋先生说：“你又不是代表，你为什么要去?”她才恍然大悟：“噢，原来我不是啊。”公公说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宋美龄。她跟宋庆龄不一样，宋庆龄长期跟随孙中山，处理了很多政务，而宋美龄更像是一个公关加“超级巨星”的角色。
走过世纪
回到台湾的公公。开始专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他觉得政治是短暂的，但文化是永久的一个根。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直不遗余力，晚年他写了不少研究孔盂的书，还主持翻译了李约瑟的《中国之科技与文明》。他也喝过洋墨水，他也可以很洋派。但他反丽更提倡中国的文化。
公公对中医也很重视，他说中国的医学是生活医学――生活里就含有医学的教育。比如如何滋补、养生、保健等，现代医学成了一门独立的行业。反倒和生活的关系剥离开了。汪精卫当年要废除中医，就是公公等人在呼吁，把中医保留下来。重返台湾后，他着手改制台湾第一所中医学校，同时他还带头编纂了历史上第一本中西医定名对照辞典。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是他30年来募资及写墨宝捐款重新建造起来的，另外他又成立了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国传统医药和文化。
到了晚年，当年政治的恩恩怨怨已经慢慢淡化，他真心期待看到两岸和谐。1975年。公公以“总统咨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曾向中共方面发出邀请，欢迎毛泽东访问台湾。遗憾的是，大陆正进行“文化大革命”，他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北京的回应。
1988年，公公联合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提出“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称赞它是“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公公曾提出用外汇储备100亿美元的利息用做两岸交流，可惜没通过，否则今天的两岸情形肯定有所不同。1994年，公公赠送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一幅字。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再次表达了求祖国统一的急切心情。
对于大陆把陈立夫、陈果夫列为“四大家族”的一员。公公当然知道。我先生还曾半开玩笑说：“我们是‘四大寇’里最穷的一‘寇’，但社会的估价好像很高!”公公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很正常。他常讲，中国敌对的时候常常有，但打归打。毕竟还是一家人嘛。
其实他跟毛泽东、周恩来早年就认识。“五四”运动发生时。公公还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便知南开有个很活跃的学生叫周恩来。当年国共谈判时。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打交道甚多。毛、周跟蒋介石谈判时，指名要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备书，他们说只有两兄弟备书的话，才算话，不然食言怎么办?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周恩来在国共谈判时写给公公的一封信，上面说：你们两兄弟对蒋先生最有影响力，也是我们觉得最可以沟通的。
大陆第一个记者团1992年赴台湾采访时，就采访过公公。双方对彼此可能都很好奇，公公觉得以前对他有不少负面报道，他也希望让外界来看看。他很风趣地说：“你看我可以活那么久。就是等你们来看我。”他更想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在大陆的领土上。但我们都是中国人。那次采访后他很愉快，他觉得大家对他的疑惑他可以当面解释。大陆记者对他也很好奇，他们对陈立夫养鸡、陈立夫辣椒酱、陈立夫湖州棕子更感兴趣。 我近期整理很多公公的资料，发现了1992年的一份文件，上面有公公的批示。他写道：最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的人是李“总统”。经国先生对我公公很尊敬。凡事都找他商量。而唯一一件他自己决定后再通知公公的事情就是挑选了李登辉。他说：“立夫哥，我已经挑好了副总统。”公公也无话可讲。1992年，还没有几个人能看清李登辉的真实意图。他已经有先见了。
公公晚年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晨5点起床，然后写毛笔字、看书。他很注意养生保健。每天坚持按摩、坚持三餐后散步按摩45分钟。这或许是他长寿的原因。其实他早年身体并不好，中年时又患上糖尿病。能活到百岁全靠后来的锻炼和修养。我很少见他发脾气，他自己也说，每次遇到困难，他只怪自己。而不责怪别人，所以也不会发脾气。
公公、婆婆并未留下多少财产。公公总是教导子女们要自食其力，陈家的生活方式跟台湾的普通民众并无两样。公公在台湾天母曾有座房子，买地和造房子的钱均由4个子女通过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过世后，公公将房子卖掉，并把卖房的钱归还给孩子们。
婆婆是90岁那年去世的。她的去世对公公影响很大，作为晚辈，我们对公公的照料自然更加细心。
公公重返台湾后，一住就是30年。台湾的政治环境让他一天天无奈，那些旧相识也一个个地离去。公公组织了一个“老人会”，原本80岁的老人才能人会，后来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将入会标准降低到60岁。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亲自到殡仪馆去送行。
1997年3月是蒋夫人宋美龄的百岁大寿，因为很多人都想到美国去看她，蒋夫人希望由公公出面组个“祝寿团”去美国参加她的百岁寿宴，但公公决定自己单独去探望她，不去抢那个风头。他说：“我这一生看得太多了，还是让喜欢做这事的人去做吧!我去看望朋友。我亲自去就代表我的诚意了。”那一年是我陪公公去美国，在蒋夫人纽约长岛的房子里，坐下后，大家忽然发现公公左边耳朵重听，蒋夫人正好右边耳朵重听，于是赶紧给两位老人调换了个座位。看着两位世纪老人用上海话亲热地交谈，我感慨万千。两个人共同的朋友、有着共同回忆的人基本上都去世r。
2001年2月8日，公公在台中去世。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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