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政府的开埠政策促进了近代周村的商业发展。短短二十余年，山东周村城市商业迅速衰败。本文从山东周村商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商业发展内在条件、经营理念、外部客观条件、西方政治经济影响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其商业衰落的原因。
关键词：周村商埠 近代商业 商业衰败
山东周村作为一个有着千年商业文化的内陆城镇，在1904年5月，与济南、潍县一起被清政府辟为商埠。一个月后，德国人独自兴修的胶济铁路建成通车。凭借传统的商业地位、优越的交通条件，以及当地政府促进商业发展的措施，周村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资金涌入，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转变，其商业发展急剧加速，对腹地的影响不断扩大。城市商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成为鲁中、鲁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我国北方最重要的丝绸生产、加工和集散中心。
开埠初期，山东周村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曾一度继续引领山东内陆地区的商业经济。但是，这种局面没有保持多久，周村经济就开始下滑。周村借以繁荣的资本条件和区域优势随着交通格局、国内商路的变化正逐步丧失，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周村经济落后于济南、青岛等地之后，其内陆商贸中心地位被济南取而代之。盛极一时的周村商业日趋衰落，从一个远距离、巨大的集散中心，降为一个以近距离贸易为主的集散地，周村市面日趋凋敝。本文就引起周村商业衰败的原因进行探讨。
经济地理优势的转移
众所周知，胶济铁路的修建对周村商业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这种地理条件以及运输手段的变化给经济带来的变化毋庸置疑。但是，海运和铁路运输的迅速发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内河和陆地运输，周村逐渐被新的经济格局淘汰出局。
胶济铁路开通以前，周村是济南到益都的东西大道与博山到博兴的南北大道的枢纽。周村位于小清河的中游，清末小清河的开通，使得其交通条件大为改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周围各县商人向周村聚集，同时吸引了周围各县的棉花、鸡蛋、陶瓷、玻璃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向周村聚集，使得周村在清末发展成山东内陆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胶济铁路开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铁路开通加快了客货运输速度，增加了周村的客货流通量，增强了周村与国内市场的联系。但胶济铁路的开通却使周村的交通优势地位得到削弱，周村原来得天独厚的地理交通优势不复存在。
胶济、津浦铁路相继通车以后，随着交通形势的变化，国内市场中的商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经周村中转的货物有相当一部分改变了集散方向，南北方的土特产等货物改道从济南转输，周村货运逐渐减少。胶济铁路、津浦铁路沿线兴起了济南、潍县、青州、泰安、兖州等城市，山东地区有实力的外商、洋行和国内客帮纷纷迁往济南。由于津浦、胶济铁路经济优势的发挥以及清政府对济南的政策倾斜，济南的经济地位、市场辐射能力开始超过周村，殷实商户纷纷离开周村而搬往济南、泰安等地，周村逐渐失去了山东地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市面所赖以维持者，仅丝业和织业”。当时附近出产的丝绸等货物仍在周村销售，业内商家尚有45家，机房80余家（刘强，2006）。
另外，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的交汇使济南成为鲁西、鲁北、鲁东的交通枢纽，胶济铁路张博支线的开通使博山成为鲁南交通枢纽。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与铁路枢纽城市的增多，使得周村原有的商业枢纽地位显得不再重要，加上周村的行政级别偏低，其商业吸引力日益萎缩，经济腹地的范围也因此不断缩小，当年带头发展的糖业、百货业首先疲软，许多商号、行栈力不能支，相继歇业。新的交通枢纽的形成促进了新的商业中心的兴起，这使得周村的营业日渐被济南和博山等地吸收，商品集散范围明显缩小，只保留了黄河沿岸十余县。
经济地理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近代周村商业发展的迟缓、衰落。相形之下，济南凭借着南北大通道津浦铁路和山东的东西大通道胶济铁路的枢纽优势，逐渐超过周村，成为山东省内贸易的中心和青岛港口-腹地系统中最大的转运市场。济南作为山东地区的行政中心，聚集了较多的消费人口，商品消费量大，工匠人数多，同时得到了政府的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在开埠后的十几年后发展成为地区经济中心。
近代商业发展的基础薄弱
近代城市商业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除了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影响商业发展的因素以外，近代工业的发展是近代商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开埠通商后，周村传统商业的演进和新式商业的发展更多地适应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之上的，与地方民族工业关联不大。因此，周村近代商业的发展需要强大的近代民族工业来为其提供不竭的动力。鸦片战争以来，周村近代工商业发展不平衡，近代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相比于开埠较早的城市，近代周村工业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工业结构单一，更缺乏地方性的支柱产业，仅有的工业大多集中在丝织业方面，丝织业的比重最高占到全部经济的70%，高度的集中背后是高度的脆弱性。英、法、意、日的人造丝相继打入我国山东周村市场，较低的价格极大地冲击了周村的传统丝绸业。
1909年，山东周村成立了裕厚堂丝厂，率先引进意大利缫丝机，进行机械化工业生产，成为周村第一个民族近代化工业。而济南在1905年就有了近代工业，与周村的近代工业相比，济南的近代工业具有设厂时间早、工业种类多、设厂数目多等特点。到1909年，济南的近代工业有5家，分布于造纸业、面粉业、铁业、火柴业和电灯业。从工厂种类和设厂数目来看，当时的潍县和青岛等地也都超过了周村。
1914年，日商在张店成立铃木丝厂，截至1927年，日商在山东成立了3家丝厂，由于日商丝厂的排挤，周村几家较大丝厂相继全部倒闭。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周村丝织业开始衰退。
由于地方工业的不甚发达和结构单一，近代周村商业缺乏应有的基础，失去了良性发展的可能。历史发展表明，工业发展水平高低使商业荣枯依归，离开工业发展的近代商业的繁荣无法长久，近代周村商业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因循守旧且经营理念落后
商业经营理念先进与否，直接影响到商业的发展。由于地理条件突出，周村传统商业发展较好，但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商人的经营理念必须适时调整。但是，近代周村商人大多因循守旧，愚昧落后，不善随机应变，最终导致近代周村商业失去了以往的繁荣景象。 清末民初，山东周村的桑蚕丝绸业在飞速发展，同时，还应看到它自身存在的弱点和不足。例如，周村尽管较早引进了江南蚕种和湖桑，但绝大部分蚕农载桑养蚕还是采用传统旧法，催青和烘茧技术一直没有改进，专业蚕种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在缫丝设备和技术方面，则远远落后于上海、江浙及川粤。在丝织业方面，虽然机房林立，20世纪30年代也出现过三十多台电力织机，但绝大多数机坊织户仍采用手工生产，满足于既有现状，尚未发展成大规模的现代机器工业。
在近代周村，无论是传统商业还是新式商业，商业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经营方式变化不大，传统的独资经营和合伙经营的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近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出现较晚，同业之间竞争多于联合，相互独立，各自为政，一些大的字号行栈依然是家庭式的经营，并未真正转化成为资本主义商业企业。
政府吏治腐败且战争连绵不断
清末民初，山东周村商号林立，商业繁荣。但是历届地方政府却把它看作摇钱树而进行巧取豪夺。1907年，长山县令曹惕到周村下令开征厘金税，市商摊贩停业罢市，拒绝缴纳。曹惕迫令开业，并捉拿义成永商号经理和大有丝布行经理打板示众。后周村经商会出面调解，商民缴纳10000两银子了事。1910年（宣统二年），官府下令增收石匠税，由此导致了周村王村一带2000余名民众进城，抗议官府的无端征税行为。民国时期，由于政府官员的损公肥私行为，导致了周村的士绅们联合去省政府告状，此次诉讼历经数年，而元气大伤。
周村的衰落，还应该归因于战争年代。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军阀混战、日本侵略以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周村的商贸活动遭到严重危害，连年不断的战乱使这里的商业趋于萧条。1916年，军阀吴大洲、薄子明率部占领周村，成立所谓讨袁“护国军”政府，以各种名义对工商业户大肆勒索，工商业户损失惨重，市场贸易比战乱前“约减十分之七”。吴、薄在周村驻扎一年的时间内，共搜刮周村工商界500万两银子。1929年，国民党山西第三路军与军阀刘珍年大战淄河桥时，周村工商界又损失不少银两。1937-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周村的社会经济遭受了空前的摧残和洗劫，当时许多老字号店铺被迫关门停业。随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1946-1949年内战，使周村继续处于动荡之中。这一切断送了周村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前程。
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严重影响
胶济铁路开通后，大量廉价的外国货物经青岛港、沿胶济铁路进入山东广大内陆的同时，也涌入周村市场。据统计，1900年青岛港的外国进口货值年为63万关银两，1905年增为1080万关银两，1906年又增为1700万关银两。这些进口货物包括棉布、棉纱、火柴、煤油、人造丝、金属、蜡烛、红糖、白糖、纸张等。这些廉价商品的涌入，严重打击了周村原有的农村手工业和城镇手工业，特别是棉纱、棉布、人造丝的大量进口，使周村的纺织业、印染业和丝织业受到严重威胁。1929-1935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纺织业国际贸易形势发生了变化，国际及国内市场生丝和丝绸需求量的大为减少，使得周村缫丝出口锐减，丝价暴跌，直接影响了周村整个经济发展。日本人造丝的大量涌入，曾一度刺激了周村丝麻织业的畸形发展，同时侵夺了生丝和蚕茧的销路。
民国初年，日本商人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在青岛、张店设立了钟渊、（青岛）铃木、（张店）铃木等3家缫丝厂。截至1927年，日商在山东的3家丝厂共有丝车1332架，而全部集中在周村的7家山东华商丝厂总共才有丝车700架（徐新吾主编，1990）。1933年日商又在周村铃木丝厂设分厂。日商在山东设立的丝厂对周村的缫丝工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日商丝厂规模宏大，资金雄厚，又借日本军方作后盾，大肆操纵茧市，盘剥农民，侵夺市场，最后致使周村几家较大丝厂相继全部倒闭（李平生，1996）。
总之，近代周村城市商业的衰落，除了上述主要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起作用。其一，周村的行政建制一直不高，政治对经济的保障作用在这里几乎得不到体现，反而是地方士绅“备周村市税”，改周村为义集，为地方市场良好秩序的维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地方士绅实力的衰退，地方管理没有相应的改进，促进贸易得到较好的发展的种种保障措施几乎不具备。其二，周村市场的资本虽然庞大但多为游资，具有不稳定性，这使得近代周村发展的后劲不足，很容易被其他交通便利、区域经济更为协调的商品市场取代。其三，在社会保障、文化功能的发挥方面，会馆、商会等组织也不完备，周村地方士绅集团也没有形成。其四，张宗昌督鲁期间，滥发纸币而引发挤兑风潮，周村钱庄银号纷纷倒闭，周村金融业开始衰退。
由于主客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近代周村商业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鼎盛之后，走向了衰落。商业发展的迟缓、凋敝对近代周村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强.论清代山东周村的发展模式.滨州学院学报，2006，4（22）
2.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李平生.近代周村蚕桑丝绸业.载周村开埠与山东近代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4.许檀.清代山东周村镇的商业.史学月刊，2007.8
5.郭济生.周村老字号.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6.孔令仁，李德征主编.周村开埠与山东近代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