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冬天，我翘着腿在煤炉上烤火看书，把过年新换的一条灯芯绒裤腿烧着了，就地打滚，才把火扑灭。穷人家的孩子烧坏了过年穿的新裤，不敢与母亲说，遂把裤腿挽起做掩护，一瘸一瘸地上学去。
新来的班主任很快发现这一破绽，没有一句责备，找来针线，就在办公室里缝补起来。这一幕我隔着办公室玻璃窗看，后来写进了作文，也奠定了我由小到大，对教师这一行当的敬意。这位班主任姓庞，中年女性，小低个，戴眼镜，慈眉善目，喜欢男孩，特别是语文好，但又有点不服管教的男孩。她有耐心，有母爱，甚至还有点袒护。那时的小学语文基本是思想教育。记得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记述四川少年刘文学在黑夜发现地主偷集体庄稼，与之搏斗最后牺牲的故事。课文开头说：“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刘文学发现地里有人影晃动，突然……”庞老师在朗诵，我举手问：“老师，既然是伸手不见五指，刘文学怎么会看见人呢？”
我喜欢作文，又厌烦作文，原因在于当年的作文题目总是重复，如“难忘的一件事”，三年里至少做过三次。我第一次循规蹈矩，写所谓“好人好事”，第二次就不耐烦，先将这一命题在作文簿上抄好，然后在上面划一个大叉，底下另起一行，自拟题目曰：“评我班三好学生选举”，说选举不公正，选上的人都是“假面具”。60年代初期，小学生中政治空气已经很浓厚，但在思想落后的学生中则也流传一个绰号：把那些表现积极而又得校方宠爱的同学一概叫成“假面具”——虚伪、双重人格。这在政治上很不正确，只能私下骂，而我居然写进了作文，甚至是在老师给定的题目上划了大叉，另拟了题目。奇怪的是，庞老师并没有生气，而是悄悄给了一个“良”。
第三次是期终考试，这个令人厌烦的题目又来了。我在这一题目下划了一个破折号，添了几个字：——“411病房纪实”：描述爷爷弥留时的痛苦，丧事笼罩的阴影，还分了一、二、三几个段落，像一篇纪实小说，煞有介事。爷爷是工人，很老实，却得罪了单位领导，降了好大一截子工资，从此后半生弯着腰，郁郁寡欢。恰好父亲同在一个单位，不服，不断写信申诉，直至当时上海的最高领导柯庆施。为避免笔迹被认出而遭报复，他写好申述，总是让我这个粗通文墨的小学生誊写，再加上其他因素，由此而激发我对社会不平的过早敏感，于是“思想复杂”，对当时的“主旋律”怀疑起来。那时各级党报总有一个栏目“在资本主义的大墙下”，揭露西方世界的阴暗面，并配有各种政治漫画。我则带着自己的小伙伴去寻觅上海的棚户区，指着那些破烂草房说：“看，这就是‘社会主义大墙下’！”这样的灰色情绪，离“反动”已经不远，却不知遮拦，在期终考试时，一口气写了一千多字。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有火药味，老师们白天教书，晚上留校挑灯学“九评”。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流传一些歌谣，如：“谁放的臭屁，震动了大地；穿过了彼得堡，到达了意大利。”因琅琅上口，又押韵，今天背诵，还一字不差，却恍然大悟：哎呀，这不是版本最早的政治讽喻吗？旨在讽刺“九评”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又批判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庞老师在这种气候下发现学生有如此灰色情绪，再袒护，也不敢像上次那样给我一个“良”了。但又不忍心划大叉，只能把卷子上交到校长手里，请她定夺。女校长思忖良久，判了一个“中”，居然放我过关，没有留级。
校长姓龚，名品珍，与当时被关押的上海大主教龚品梅只差一个字。但她是民主党派，民盟盟员，记忆中始终不改一袭阴丹士林布旗袍，戴金丝眼镜。那时操场小，男孩们上体育课打排球，一不小心，球飞到校外居民的屋顶上，就把那种鱼鳞状的老式灰瓦打破，纠纷不断。女校长环视良久，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断然说：“到我家把花园篱笆墙拆一段，铺到校外房顶上。”十几个男孩争先恐后去干，拆校长的篱笆，抬校长的篱笆墙过马路。在体育老师的口哨下，我们迈齐步伐，吭吆吭吆地跨过四川路，那是车水马龙的商业地带，从复旦大学过来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穿过。1963年秋季的某一天下午，居然有一支幼童队伍抬着篱笆墙通过，场面一定很滑稽，也很好看？
庞老师却为我的作文担忧起来。她给父亲写信，约父母去她家里谈一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赫然在目：“你的儿子将来要么是个大有益于人民的人，要么是个大右派。”当时我才十一二岁，只知道右派是黑人，面目狰狞，不可接触。庞下此重语，肯定是思虑再三。前一半是引语，不让父母太难受，后一半才是真实忧虑，她是爱之深，忧之切，不说不行了。父亲把这封信交给我时，脸色非常阴沉，直到今天，他也没有把心放下来。
（姚林居摘自《文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