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一早打开电脑，见到红友的提示留言得知周老故去，心头便感到有种震荡性的哀伤袭来，虽然这是此前面对于周老的九十余岁高龄亦喜亦惧的，潜意识中曾存过了一丝思想准备的。当时在博客中转发了这一消息之后，自己在按语中写道：“此前就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早晚要来的，然而却是没办法的事。掬一抔热泪而已！”倒也真实地记载了自己的一份伤感和无奈的心境。
二十至三十岁左右读其书想见其人，内心里不时地涌起一种想着要去找他的冲动，现在想想那是单纯的要与他讨论《红楼梦》小说乃至于红学么？实在是欲求解生活与人生之惑呢！所幸后来至三十岁以后，为生活负担及个人自身责任所迫逐渐进入了一个浮躁期，才将那种天真的热望冲淡下来了。如今进入了不惑之年，方才想起来还可以有一点这样的文字……
连续数天来在这种伤痛和无奈的心境下，又开始默默地阅读抚弄手边周老的一些研红著述，甚至还专门利用网络对于这类著作进行了一点条理化的整理。现在回头看，周老的学问是什么样的学问呢，或云周老的红学究竟是什么学问呢？我想在历来喧闹拥挤的红学世界中，如今注重梳理好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吧。
现在当我再次的仅凭着个人的眼界、能力所及，翻检和阅读周老的那些研红专著之际，我觉得已经大致可以依个人的喜好程度和不带过多感情色彩的，依其传世的价值，来确定一下它们前后座次的排序了。
关于周老的红学研究著述，在我觉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那部为学界普遍赞誉，被肯定为“是任何有志于红学研究的人都无法绕行”的“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的《红楼梦新证》开始，陆陆续续出版了《曹雪芹小传》、《恭王府考》、《献芹集》、《石头记鉴真》、《红楼梦的历程》，一直到八十年代末的一段时间。
在这一阶段中他的著述让今天的人们看来明显带有朴学的色彩，可谓是与罗、王、章、陈等一班近代诸子接上了学统风气的。试看当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中文系研究院的他，的确是与“带一门学问回中国”【注一】的时代特色相结合，从而以近代科学的精神开始投入了对本国文化研究和探索（亦可视为是包括着梳理和重估）的。由1947年撰《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到1953年《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在这六七年的时间里他正是继胡适“自传说”的“大胆假设”之后，真正开展起了“小心求证”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证工作。什么是红学？这恐怕是在时下之际，还有相当一部分热心于此的人所没能弄清楚的问题。有人看了我这话或许会笑，认为这是个很好回答的问题——就是一门关于围绕《红楼梦》小说开展研究的学问嘛！其实这种认识是相当不全面的，从一些不认同周老《红楼梦新证》一书而仅承认其“材料颇为丰富”的学者那个角度看去，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在当年的那个治学条件下，要想这般近乎打捞殆尽的整理出如此丰富的资料，那绝对是要具有非凡的学术功力的。试想，单单是对于这些可以佐证“自传说”的关于曹雪芹家世生平史料的发掘，起码要兼通明清正史、野史、杂史以及宫廷史、家世宗族的谱谍之学，且具备相当广阔的学术视角，而如此来看也就与新史学接上了路儿了。那么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新红学开山鼻祖的胡适，多年后在海外更对人称赞周老是他在大陆最好的一个学生，就绝非是因为其为人谦和、颇具雅量才有的过誉之辞了。
对于周老的红学专著，我个人最喜欢的并不是为红学界内人士所认为最具影响和划时代意义的《红楼梦新证》，而是《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以为这部书正是他在这第一阶段所达到的一个学术巅峰的标志。用周老自己的话说，他的这部书所要探讨的是“三大基点”问题：即“《红楼梦》的性质何属的问题；《红楼梦》的核心何在的问题；《红楼梦》的整体何似的问题。”依我浅见，因此所得以确立《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的地位及标志，也证明了梁归智先生所指出“周汝昌不仅仅是个红学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的事实。就我个人而言，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学、红学爱好者，此书的“中编”尤其对自己今生心灵思想的成长起到了极具意义的作用——简略地罗列一下那些至今仍可出口成诵的文字“其人如玉”、“怎样的人 ”、“前人的理解”、“雪芹‘痴’意”、更如“ 红学的高境界何处可寻”这些篇章，均可谓为我个人人格、心智之成长及时注入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营养。“文章千古事”，今日回首忆来真是不能不又添如许慨叹。
那么，再来说一说第二个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渐趋活跃，“红学”热了起来，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当世的三大显学，于是伪学的乡愿、冬烘们也将逐名趋利的目光投了过来！或者在这些人以为“红学家”之头衔易得、然却殊不知真正的“红学家”是不好当的，至此一时间不免是“瓦缶鸣时旗眩乱”了。这一期间中，周老开始注重适应市场化经济的规律，加强在一般读者层面的基础性、普及性工作，因而亦不免广开传播渠道，又有在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的人士中谦谦以遵世俗规范，盖寻“统战”以存学统之意也。于是也便不免略嫌失之粗泛，具体的表现则是出书过多、版本杂芜，多一文数载之弊；奖掖后学、广开门墙，有失于良莠之选。这真是一个跨世纪的摸索调整期、一个难能的徘徊阶段。我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先生或是在反过来开始更多地寻求于对自身学术成果的系统化和结构性的体系建设，此或多或少地是受了西学范式所生末俗之制约，而在一定范围和层面上的呈现。对此当时我单凭直觉从旁揣测，到颇疑心是子女们以为取利之法而催迫太甚之故，这想来虽然也未免大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味道，但想来岁月流转以周老的个人学识及人格魅力门庭中人自必有迅至于成熟之时，于是终归于闲正，而使家学亦转而蔚为大观。经此，我们则不难看出大学者似周老者也不是神而是人，且因其行止中的随顺庸然而有血有肉愈加可亲。
周老尝论及雪芹为书实有一意，盖叹人性之乖舛而蓄志别立情教。这里我囫囵吞枣枉改一句《石头记》旧本中的评语——“千古情人贵在痴”，以为颇堪为先生的一个批评写照。试看他晚年在讲坛视频中举重若轻又颇自我陶醉的、想着要把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讲得明白透彻了的那番情形，却也真正的是痴心痴情之极的呢！因为我们最终看到的实际效果则未必，却反到把一些纯然的学问浅薄化了，从这一点说到不如钱锺书先生之写作《管锥编》刻意选取典雅的文言，高标规格意绪深蕴。当然，这里如此感慨，却并不妨使我们见出其行谊学问的光辉。 最后是进入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经历了众多波劫之后的周老终于抛开了一切红尘间的名缰利索，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克服自身老病盲目之多艰，在子女的协助下运如椽巨笔，舒胸中塊壘，以求平生为雪芹、为《红楼梦》、为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呕心沥血所期之夙愿能偿，故终有不同凡响之新作《红楼新境》、《寿红心稿》相继问世。尤其是他最后的一部《寿红心稿》，当吾人捧读之际、“红楼珠玉岂寻常”、“环名何意”这样精深巧作之文映入眼帘之时，真似乎回到了二十年以前或者穿越到了二百多年以前，实现着与作者其人——稗圣雪芹的心灵对话。此其又当可视为是先生以沉积多年之研红治学心得，在最后但凭其衷情心曲决意而为之的为后人留了一份蕴意深湛纲目齐备的总结——所称“心稿”则不啻又是一部关乎中华文化的心史！
就学术的个性特色之界定而言，严格的说“五四”以后的红学唯有考证派进入到了一个独具魅力的境界，而至于人物的创作、场景的描写、创作的手法以及人物性格的分析等，实均可归入于其他学术范畴。所以说，红学非简单之学问（红学家不是轻易能够当得的），其实为国学之模型，亦更可以此而检核学人国学程度的深浅。周老是不朽的，当代学案佳作岭南羊城胡文辉先生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中，以其列为“正榜头领之九十五——地损星一枝花蔡庆”。在我看来，周汝昌先生正是以文化学者之实而终身执此红学副业的，立不伦之比则恰如同京剧界中才艺、风度非凡；境界、水平超出了专业人员，而属于大师级的那类凤毛麟角的票友【注二】。回想他的行事艺术不及钱锺书先生的高蹈出尘，却较钱氏又多了几分易近可亲。我今日到颇痛悔与其同处当世，却到底不曾一加拜门谋面、得亲自聆听他一次教诲，此亦因自家的谨慎、低调，每尝存过多的自惭形秽之想【注三】，设若能及时下追星族们那般的勇气、哪怕是有其几层几分勇气哩，或者能拥抱他一下也好！
诗曰：
红楼一梦大奇传，廿四史籍聚一编。
“春秋”知罪谁堪演，端赖周公解味全。
冥搜曹氏甄家史，敢断脂斋是红颜。
此际魂归太虚境，长随芹圃列仙班。
多梦斋 于二O一二六月二十日深夜写讫
古历壬辰龙年五月初二、先生仙逝“三七”之日怀念
小注：
【注一】这是从天津人民出版社新近筹划出版的一套关于近现代学人治学事迹的丛书用名，个人对此感觉出语非常精当甚是喜欢，故于此随手借用。
【注二】如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我国现代文化名人张伯驹，据说他“票”演“空城计”，余叔岩和杨小楼都甘当配角，扮演王平、马谡呢。
【注三】此一种谦退太过“自视甚鄙”的行事态度，亦属中华传统文化所陶冶下的人格之一特征，对此在周老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书内“红学的高境界何处可寻”一节中曾有此论的。
作者简介：
张鸿远，民间国学、红学爱好者。
网名：多梦斋，网易博客地址：http：//duomengzhai.blog.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