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生凭道义，无处不新春”。综观张学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道义”无处不在，他那些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惊人之举都与“道义”二字相连：凭道义，他劝父罢兵，诠释了百姓大义；凭道义，他毅然易帜、武装调停，诠释了统一大义；凭道义，他辞职下野、送蒋回宁，诠释了荣辱大义；凭道义，他西安兵谏，诠释了民族大义；凭道义，他放弃自由，诠释了人格大义。张学良用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诠释人间大义。这就是张学良精彩的道义人生。
关键词：张学良；道义人生；民族；统一；大义
中图分类号：K82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2-0164-06
“一生凭道义，无处不新春”，这是张学良给自己立下的座右铭。张学良在自己的口述历史中谈道：“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张学良就是用他这36年的“生命”和大半生的自由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一生凭道义，无处不新春”。
一、劝父罢兵——诠释百姓大义
张学良自步入军旅，便开始随父南征北伐。连年的内战，使张学良目睹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和生灵涂炭，尤其是他在河南看到的一幕，更让他触目惊心。他说：“我看见一个老人趴在地下，饿得呀可怜极了，给他钱他都不要。我们把吃的馒头扔给他，馒头扔在地上，他就连土带什么抓着就吃呀。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这样？家里没人了吗？没有儿女么？他就说连年在打仗，都给抓去当兵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老的不能走，弄得没有饭吃呀。……那我当时就自个问我自个：谁做的孽？我们军人做的孽！……自个和自个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后天又不打，打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打内战呀？为什么呢？”为此，他发出了真诚的忏悔，他说：“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实为忏悔”。因此，1928年2月14日，张学良在京答记者问时就明确表示：“中国现在之局面，绝非战争所能解决，但得少放一枪，使人民少受一枪之累，窃所深愿。连年战乱循环，致使国家元气，剥削殆尽，不但小民生计困难，即知识中人，亦多缺衣乏食。余前日赴天津、德州一带视察，始知民间疾苦，比较以前数年，更为急切，并有许多流离失所者，此皆战争不息之结果”。于是，他下决心劝父罢兵，不再从事内战。
在撤兵之时，张学良仍考虑到了百姓的利益。他把剩下的好多粮食完好地留给了自己的对手，并留下一信，信中说：“我知道粮食不能让敌人得去，要放把火烧掉的，但是老百姓没粮食吃，你们拿去赈济老百姓”。
张学良幽禁期间回忆内战的历史时也曾谈道：“因军事之破坏，殊少建设，大伤国家元气。人民流离失所，老弱转于沟壑，满目疮痍，沉思反问，此是何人之过？时而疚心如焚！”可见，张学良劝父罢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使百姓免受生灵涂炭、流离失所之苦。
二、改旗易帜、武装调停——诠释统一大义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是张学良1962年游延平郡王寺时所做的一首诗，也是张学良生前最喜爱的一首诗。诗中一方面表达了张学良强烈的反侵略意识和对国家统一的热切期望，另一方面也隐含了他对自己东北易帜的骄傲。
维护国家统一，是张学良一生的追求。尽管其早年曾随父独霸东北，但他的统一思想一旦形成之后，就至死不渝，并终身为其奋斗。
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被炸身亡。日本本想乘此混乱时机出兵东北，制造大规模武装冲突，乘机占领东北。
惊闻噩耗，张学良秘密返回奉天。回奉后，他秘不发丧，极力稳定奉天形势。其后在奉军老臣宿将的扶持之下，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未及而立，便成为新东北王。
当时的这位东北王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屈服于日本，在日本的庇护下，维持东北的“独立”；二是归顺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促成国家统一。
当时的日本又对这位东北新主极尽拉拢，想让其成为日本的傀儡。张学良的日本顾问土肥原就曾对张学良说：“你当东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这种分裂中国的做法遭到了张学良的强烈反对，为此张学良解除了土肥原的顾问资格。
在国家统一的大义面前，张学良毅然选择了统一。然而，张学良的统一却遭到了日本的强烈阻挠。东北易帜前，张学良与日本驻辽宁总领事林久治郎、日本吊唁特使林权助等人之间的唇枪舌剑足可反映出这场斗争之激烈程度。
林久治郎：“帝国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就是被指为干涉内政，也在所不辞。请贵总司令三思。”
张学良：“我的决心，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我不能违背三省民心而有所作为。”
林权助：“令尊和我是好朋友，我把你当作自己子侄，我要奉告：你的想法是很危险的。”
张学良：“我和贵国天皇同岁。对于阁下所奉答的就是这些。”
从上述谈话内容可见，当时日本对中国统一阻挠之烈。除日本阻挠之外，当时东北内部，对统一问题也意见不一。面对这种外有强敌紧逼、内有分歧种种的局面，张学良采取了“对外取不合作，消极抵抗，有机会即设法收回已失去的权利；对内坚决促成统一，建设地方，休养生息，自力更生，以其富强”的方针。
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张学良终于在东北创造出一个内政稳定、日本默认、南北协同的政治环境。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在宣誓之后张学良发表演说，陈述了他易帜的目的。他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纵权力，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张学良确实用自己的行动促成了国家的统一。
继改旗易帜实现国家初步统一之后，张学良又在中原大战中再造统一。
1930年2月，以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为代表的反蒋各派与蒋介石矛盾加剧，大战一触即发。2月10日，行政院长谭延闽、立法院长胡汉民等5人，联名发表了《告全国军人书》，号召所有军人拥护“中央”。《告全国军人书》发表后，张学良从国家统一的愿望出发，立即于2月12日发表了响应告军人书的通电，文中称：“捧读蒸（10）日通电，晓音暗口，语重心长，曷胜钦佩。当此国基初奠，民信未孚之际，政府封疆，分劳协力，犹恐惟日不遑，岂宜内启猜嫌，自相愚诈。愿我袍泽，务各开诚布公，拥护中央，以固国家统一”。95。 中原大战爆发后，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给数省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死伤无算，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面对这种局面，张学良再次通电全国，劝告各方息争，电文称：“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建设方殷，非和衷不足以共事”。当双方战事处于胶着之势时，张学良又致电阎锡山、冯玉祥表示：“愿执调停之劳”。显然张学良是持中立的态度，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与思考之后，张学良认为：“战局倘再延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莫及”。因此，他毅然宣布出兵调停。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了轰动全世界的“巧电”，呼吁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共谋长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随时献纳，藉补壤流，众志成城，时艰共济，庶几人民生活，得免流离之苦。国际地位可无堕落之虞”。第二天，张学良立即挥兵入关。强有力的军事调停，使反蒋联盟迅速瓦解。至此，这场持续了7个月的战争终于结束。张学良用自己的行动再造统一，诠释了统一大义。
当然，张学良在调停中原大战时也考虑到了东北军的利益。作为东北军的主帅，作出重大决定前权衡利弊也无可厚非，但他的行动确实是结束了民国史上一次最为惨烈的恶战，达到了“息争统一”的目的。
维护国家统一是张学良一生的追求。1991年5月，在接受《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节目主持人采访时他说：“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权势在握，就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都是如此。我很反对内战，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作为中国人，对台湾、对大陆我都有期望，所以我很不愿双方分裂，我希望看到双方以和平方式竞争，看谁干的好，将来还不是统一吗？”1992年9月11日，当记者问他对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有什么看法时，他又说：“希望国共两党第三次谈判早日实现，我年老了，如能帮忙，很愿尽一份力量”。
三、辞职下野、送蒋回宁——诠释荣辱大义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因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而成为备受瞩目的英雄，但仅隔一年后的“九一八”事变使张学良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不战而撤出东北，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日本便占领了东北全境，作为东北主帅的张学良当然难逃其咎。其后，热河抗战，张学良属下的热河守将汤玉麟又不战而逃。因此，张学良遭到国人的强烈谴责。
面对日本步步紧逼、全国舆论哗然的局面，政府急需有人出面来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保定接见了张学良，并说：“现在船上3个人，这个船上不能载3个人，总得有1个先跳下去”。见此情况，张学良立刻回答说：“要跳下去，那我先跳”。当天张学良便辞职下野。
当然，作为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丢失东北、再失热河，出面承担责任也是理所应当。但“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根本原因应是张学良对形势判断错误。所谓对形势判断错误是指：第一，对日本进攻东北的真正目的判断错误。日本进攻东北蓄谋已久，目的是要侵略全中国，东北是其侵华的重要一步，因此，日本侵略东北是要长期占领。但张学良却误以为日本是和以前一样，属平常寻衅，因此没有抵抗（以前，日本也在东北多次制造事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明确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我当时替日本想，关东军只能是用一种挑衅的态度来的，使得我们中国方面有打的条件。那么当时还有俄国的条约、日本有自己国家控制的种种问题。假如‘九一八’事变他要那么做，不但对中国，于日本的后果也一定是很不好很不好的。所以我想他们不会那样办。……你责备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显然，对日本进攻目的的判断错误是其不抵抗之根本原因。第二，对国联的执行力估计错误。他以为，国联可以解决东北问题。既然，他认为日本是平常寻衅，那么他就要尽量不给日本以口实，而要通过外交渠道诉诸国联，以求国联迫使日本退兵。更何况以前的东北历史舞台也曾上演过“三国干涉还辽”的“剧目”呢？但是，他没有想到：国联的无能、条约的无效、日本军人的跋扈，到头来，只落得自己遭万人唾骂。
事发突然，由于判断失误，而导致不抵抗，这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他的不抵抗还有奉命行事的成分。因此，在辞职下野承担责任时，张学良完全可以加以辩驳，表明自己心迹，以求国人谅解。但在国人愤怒、舆论哗然、政府面临困境时，张学良毅然下野，不置一词、不辩一句，完全置自己荣辱于不顾。即使是在其晚年，当他谈起不抵抗命令时仍说：“这件事情，现在有好多人替我辩解，说是当时中央怎么样。当时中央还没那么厉害，……我不能把责任推到中央去。我自己是不想把这件事情扩大，我没判断出日本会整个来”。这种不诿过、置自己荣辱于不顾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如果说，辞职下野是张学良对荣辱大义的初步践行的话，那么西安事变后的送蒋回宁，则是其对荣辱大义的进一步诠释。
西安事变后，为了恢复总统的权威、挽回总统的面子并确保蒋介石能兑现诺言，张学良再一次置自己的荣辱、生死于不顾，断然送蒋回宁。当别人问起他为什么要亲自送蒋回宁时，他说：“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了？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为了停止内战，我决心牺牲自己。”在《杂忆随感漫录》中，他也谈道：“我思讨为了国家的纲纪，领袖的尊严，我既肇此祸乱，不能再计及荣辱生死，甘愿牺牲自己，以维国法，以炯后人”。虽然《杂忆随感漫录》是幽禁之作，此中话语难免有违心之音，但“不能再计及荣辱生死，甘愿牺牲自己”则是张学良真诚心声的写照。张学良用自己光明磊落的行动，诠释了荣辱大义。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张学良的这一行动，他说：“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因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宋美龄也表示：“他的这一举动，向他的同僚们保证，要为西安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向世人证明，他的所做所为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反对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
四、西安兵谏——诠释民族大义
张学良胸怀民族大义，渴盼消除外侮、实现国家统一。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问题上，他却经历了一次由“拥蒋反共”到“联共抗日”的巨大思想转变。
张学良辞职下野后即前往欧洲考察。他欧洲之行的最大“收获”是接受了法西斯主义。他认为德国和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能够迅速崛起、摆脱民族危机，靠的就是法西斯主义。因此，回国后他经常向他的部下宣传法西斯主义。他说：“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决心拥护他做领袖”，“日本的侵略野心很大，我们正处在危急存亡时刻。日本敢于侵犯，就因为中国不统一。要统一必须拥护中央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挽救国家危难，收复失地，只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委员长的国策。”
基于这样的思想，回国后，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安排，就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率部“剿共”。随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学良又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转战到陕甘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继续“剿共”。
其实，张学良一向反对内战。旅欧回国后，在上海答记者问时他也明确表示：“维持和平，促进和平，乃始终不变之志愿”。其“剿共”之本意，也是想拥护领袖尽快结束内战，以求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抗日复土。但随着“剿共”战事的进行，东北军军费无着落、阵亡将士得不到抚恤、部队番号随着部队的被消灭不断地被撤销，蒋介石一箭双雕，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目的已昭然若揭，眼看抗日力量消减、内战结束无期，张学良倍感忧虑。
另外，汪精卫的对日妥协、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政治斗争都给张学良以强烈的刺激。他在自述中曾经谈到过当时最使他受刺激的六件大事：“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受重大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
（一）朋友之奉劝，如沈钧儒、王造时之鼓励；
（二）少壮同志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
（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
（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
（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点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
（六）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可见，此时的张学良对国民党内的现状已极为不满。他认为国民党的高官政客们“忽视国家的衰弱，忘掉了国家的衰弱所必然引起的大苦痛，只是整天在计较自己的利害得失”。“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国家，看个人问题高出于国家问题。”“长此下去，国家又焉有不趋于衰亡的道理？”相反，此时，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他对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十分钦佩，在与自己的部下讨论时他曾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够把这个军队带成这个样子？我们试试！”“他能这样子，你不能小看他。你不能……。大部分（民众）支持它，那厉害，……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变化，张学良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由“反共剿共”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这期间他竭力说服中共要联蒋抗日，并表示自己愿为此而努力。其后，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要联共抗日、共御外侮，但均告失败。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游行请愿活动。当学生们要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时，蒋介石下令要“武力制止”。为防止学生流血，张学良当即面见学生并表示：“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也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张学良在苦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兵谏，扭转了当时的局势，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话，训词中，他对事变的动机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便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关于事变动机问题，当时的《泰晤士报》曾攻击张学良，说他是有“个人野心”。对此，张学良给予明确回应，他说：“我没有个人野心，……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的改正现行的国策，实行武装保卫我们的国家，断然停止在不断地内战中千百万中国金钱、中国人命和中国财产的耗费，停止围剿所谓‘赤匪’，他们虽然见解不同，但到底是中国人，他们至少不会象日本人一样危害我们的国家”。
当年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审判，法庭上张学良依然慷慨陈词，他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许我们做抗日的一切准备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起见。我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至于我个人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
张学良的团结御侮、抗日救国，不计个人得失，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也可得到证明。蒋介石在1936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晚见汉卿，彼极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待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也就是说，张学良坚决要求改组政府，对西安事变“毫无悔祸之心”，即使蒋介石以军法会审相威胁，仍“昂昂然而去”，没有丝毫惧色。 晚年张学良再次谈到这一问题时也说：“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关于这一问题，宋美龄当年也曾对蒋介石说道：（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
“不要钱、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团结御侮。这就是张学良的拳拳爱国心，为使中华民族摆脱日本的侵略，他毅然兵谏领袖，用行动诠释了民族大义。
五、放弃自由——诠释人格大义
张学良生长在豪门之家，有父亲的关爱和提携，因此一贯生性豪爽、自由自在、不受束缚。他自称自己一辈子没有上司，父亲做上司：“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蒋介石做上司：“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这样一位豪爽不羁之人，却失去自由半个多世纪。他渴望自由，但当自由来临时，他却为了人格大义放弃了自由。
张学良送蒋回宁后，先是接受军法审判，被判10年徒刑，旋即被特赦，严加管束。但是徒刑有期，管束却变成了无期，从此，张学良失去了自由。
为了获得自由，他也进行过多次努力。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异常兴奋，提笔给蒋介石写信，要求“请缨参战、为国出力”，但却渺无回音。他只能发出“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哀叹1 1938年秋，张学良又借张治中来看望他的机会，让张治中带信给蒋介石，要求为抗战做点事，但仍无回音。抗战即将胜利时，张学良的10年刑期将满，此时，他托东北元老莫德惠送蒋一只怀表，以示时间已经不短，可自由还是遥遥无期。
但当自由真正来临时，他却又傲然地选择了放弃。
1946年9月，莫德惠再次登门看望张学良，为张学良带来喜讯。他说只要张学良答应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条件，就可获得自由。三个条件是：“一是要承认发动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交还‘九一八’事变时蒋给张发的电报；三是张自由后必须出洋。”
张学良听完三个条件后，断然加以拒绝。晚年，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张学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有因为爱国反而被逐出国门的道理？如果为了自由，接受三个条件我还是张学良吗？”
对张学良来说，自由诚可贵，人格价更高，为了人格他宁可放弃自由。他用放弃自由的行动诠释了人格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