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九四二》在11月29日正式公映。19年，是它从纸面上的小说化蝶为映画的时长。用原著作者以及电影编剧刘震云的话讲，这期间“小王变成了老王，小刘变成了老刘，小冯也变成了老冯。”他口中的老王，是鬼才王朔。1993年“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王朔把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1942》放在了冯小刚面前……
而这篇小说的缘起，则是上世纪80年代执中国报告文学类写作牛耳的钱刚在1989年时要编的一部《中国灾难史》，他把其中1942年河南旱灾的采写任务交给了老朋友刘震云。彼时刘震云除了作家的身份，还是《农民日报》社的记者。而整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伤痕、反思、寻根文学的勃兴，继而带出了全社会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与反思一时也蔚为大观。一边是报告文学深度调查的操作模式，一边是关于人性复杂的重新认识与再发现，形成了刘震云创作时思维的两极，而实地采访给他的触发则不仅仅是这是一场死了300万人的大灾，更是灾民面对死亡的态度。“老张要饿死了，这时候他想起了老李，因为老李是他的好朋友，三天前饿死了。老张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是什么让老张可以用幽默的态度对待死亡？小说中“姥娘”在面对“我”提问时给出的态度让人有所顿悟：“1942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指的到底是哪一年？”多灾多难让这个民族对于死亡早已麻木。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没有心境悲凉至此断然不会将生死视为儿戏。这段历史的冷峻以及刘震云笔下人们对于灾难的黑色幽默显然打动了冯小刚，当他兴冲冲地把自己想拍成电影的想法告诉刘震云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不着急”。而当他们着急要拍的时候，这话反了过来又让大家“急不得”。如何讲述故事？能不能通过审查？投资到底多少合适？一连串的疑问，让这部电影愈发显得空谷足音。老资格的娱记甚至还记得十多年前和冯小刚聊当年贺岁片，他竟然会突然跑题聊起这部让他念兹在兹的“1942”！
为什么这部戏拖了这么久？所有疑问的提出，似乎不能也不应脱离这个时代电影首先是个商品的属性。“在华谊每年的利润追求上，小刚是必须做出贡献的。”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说。说到底一部反映七十年前农民逃荒的戏最终能不能卖座，让所有前期就要先为它买单的人不得不慎之又慎。“我为此赌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积累的人气，我相信我对观众的判断。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输得精光也无憾。”冯小刚豪气干云。可他的底气伊于胡底？20亿票房数字说话，这位“国民”导演可能是华人同行里惟一能和内地观众形成契约关系的人。
如果说冯小刚拍摄《夜宴》还是在向张艺谋等商业大片导演分一杯羹的话；那么从《集结号》开始，冯小刚开始了自己的大片探索。描写解放战争的《集结号》没有起用一个明星，《唐山大地震》除了开场地震特效，后面的叙事完全回到了家庭伦理故事，但恰恰是这两部作品取得了近十亿的票房！很显然，《一九四二》的出炉和这两部电影的巨大成功不无关系。“《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直到这部《一九四二》，我将它定义为冯小刚的‘心灵史三部曲’。”华谊总裁王中磊这样告诉本刊记者。这部“走心”的电影能否盈利？眼下尚且无人敢去怀疑。而它究竟可以赚多少，冯小刚给出的预期很不淡定：不做预期，我怕低估了它。
“这个民族那点儿毛病其实在我身上都有 ”
BQ：首先祝贺冯导，《一九四二》刚刚在罗马电影节上摘得最佳摄影奖和青年评审团最佳影片金蝴蝶奖。特别是后一个奖项，由19个意大利高三学生给出，更令人惊讶。你们认为作为一个跨文化的读本，电影因何能在异域引起年轻人的共鸣？
F：那个青年评审团的评语写得很对，不是把这个电影仅仅当成了一个中国河南发生过的悲剧，而是觉得这样的悲剧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说都是值得了解和知道的。照我们常规的经验，按说年轻的观众应该喜欢和当下生活有关的或者时髦的主题，但是他们恰恰是把目光投入到这么一部影片上，这也说明刘老师的剧本给了这个电影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L：这证明在世界各个角落隐藏的东西有它共通的地方。对于灾难的反思，黑暗面的呈现，这些东西我们总觉得它是负面的，其实不管什么灾难，思考这个灾难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BQ：冯导上一部作品《唐山大地震》表现的是瞬间的灾难，而这次则是一种持续性的灾荒，时间拉长了人性光谱的散射就会五颜六色起来。通过这部电影你们对于民族性又有何新的思考？
F：这个话题可以顺着说，但是不太好说。面临双重的压力。所以这个东西我其实更愿意让大家自己看。你看完了在你心上留下什么烙印，让你有什么想法，你自己去想。我们作为创作者，在这里进行过多解读的话，一是无意义，二是也显得有点儿矫情。
BQ：其实在欧洲文学史上也有过和灾难相关的作品，比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比如加缪的《鼠疫》。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灾难下人性的细琐甚至是卑琐，如果拿这些作品和《一九四二》相比较，你们怎么看？
L：我和小刚刚去过佛罗伦萨，《十日谈》写的就是14世纪佛罗伦萨的一场瘟疫。其实《温故一九四二》本身来讲跟《十日谈》还是很不一样的。《十日谈》里我看谈得最多的就是爱情。爱情和爱是人类得以延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其实在《一九四二》这部电影里边就能看出来，爱情和爱是贯穿始终的。男女之间说“我喜欢你”是一种爱，一个女人在那样一种情况下说“我嫁给你是为了让你卖我”是不是一种爱呢？我觉得如果要说这部片子的积极因素的话，这就是积极因素。另外，我觉得对一个事物不能一方面去看，应该多方面去看。比如说我们对于不同意见，你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就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提一个建设性意见。其实你提反对意见就是建设性意见，起码是告诉你不能干什么，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干什么，这本身不也是积极的意义吗？
F：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一种态度是起哄，说点儿让你觉得堵心的恶心事儿给你起哄。还有一种就是同样我说的是这件事儿，但是我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起哄。我觉得我也是这个民族其中的一员，这个民族的那点儿毛病其实在我身上都有，我在说他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说我。但是我首先知道这是不好的。我觉得电影能解决人的很多困惑，比如说很多人都在问“这是怎么了？”目光短浅、自私、腐败，造假。大家对腐败特别愤怒，然后在声讨腐败的时候把腐败分子和民众给割裂开来说，但岂不知这些人都是从民众里产生的。 BQ：就像电影中的老马，作为省府的大厨他本有着灾民的身份，但却想着借机升官发财，“一场灾下来，咱们就都是官了！”
F：是的。你看不惯的一些人，其实也和你有关系，因为它是民族性的一部分。我们的民族性里面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两个特别大的问题，一个是极端自私，一个是只看眼前，这就导致了所有觉得不可思议的这些事儿。这些事儿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一九四二》才有，它得往前倒。这些东西你说出来，可能观众会觉得被冒犯了，但是它确实存在，不是说我们不说它就不存在了。
“方言让电影往生活里砸得更深”
BQ：电影中烈士遗孤组成的童子军中为首举旗的那个小女生，与灾民中穷人家的女孩子，构成强烈的对比，这样的对比电影中似乎不少？
F：片子里的夹道欢迎，委员长检阅童子军，这都是人物本身需要做的事情。蒋介石为什么频繁说灾情是有，但不严重？他是不是不了解灾情呢？其实是他在回避了解，物资匮乏，能力有限，摆在他面前繁琐的事情也多。宁可让人家说自己不了解民情，也比让人民知道他了解却不作为要强。真实的情况肯定是人吃人、狗吃人的照片都放在他的桌子上。
L：这里面有很多条线，比如日本人这条线、宗教这条线、新闻这条线，多条无形线索出现，正是注重无形，尊重无形，尊重生活背后的规律，所以才会出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精彩对比。
BQ：电影中演员对白讲河南话，刘老师认为方言在这部电影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L：如果在作品中为了用方言而方言，那就成了一个符号，符号对于艺术创作意义不大。其实我没有为角色设定台词。“爹，什么叫逃荒呢？”这是普通话。“爹，啥叫逃荒啊？”你肯定会觉得后一个更有质感。再比如瞎鹿他娘，看到老东家也逃荒了，如果用普通话讲就显得文“我觉得逃荒好，逃荒使他家也成了灾民”，显得空。而河南话不是这样，“我说有灾好，叫他家也变成了穷人！”后边这个就像楔子一样，往生活里砸得更深。小刚当初说用方言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强调河南话。
BQ：当年刘老师写小说，其实是以一个深度调查的记者的身份介入的。面对很多史料和当事人的口述，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打架的地方？
L：太多了，首先对于灾区的看法，就很不同，有的说灾情没有这么大，还有的说1942年重要的事并不在河南，比如在缅甸。另外对于具体的受灾的面积，数目也是不一样的，以及导致的结果也都不一样。再比如蒋介石老说，没那么严重，这句话有两层含义：这事没那么严重，这事和其他事比起来没有那么严重。
BQ：电影的结尾回归了冯导电影一以贯之的温情主义，刘老师怎么看？
L：我觉得真正的结尾并不是小女孩和老东家的关系，影片一共是135分钟，影片的主角就出现了35秒，就是这个小女孩。影片最后这个小女孩出现了，我们的祖先从哪来的？娘是从哪来的？这是无形的力量，没有一个电影说主角就出现了35秒。无形的东西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以往也总被忽视，《一九四二》里最大的不同是对于无形的东西，表现的更多一些。
“作者没态度，作品有态度”
BQ：你在电影中反映的河南人有狡黠的、有贪欲的、没落的、苟且的，也表现了孝悌、忠义，尤其是栓柱儿，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尤其是最后上升到一种朦胧的民族尊严的层面。这些人物的态度是不是嵌入了你们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生活的判断？
F：我们在创作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要把我们的态度放进去，到了后来发现，第一我们的态度不重要，第二我们应该让影片回到1942年，那些和灾民发生关系的人的态度上。所以你说每一个人做了哪些事儿，还是要回到那个人物身上去想，他在那样的一个处境下，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写剧本经常是为了要把人物往一个既定的方向领，然后顺着这个我们再想怎么让这个人往那儿去。我记得很多年前和一些写东西的人聊天儿，说你一定要先想好一个底，然后就知道人物怎么往那个底那儿去。其实用什么方法还要看题材的类型。像《一九四二》这个类型的电影，就是你一开始把人物关系搭建好之后，然后你写着写着这个人物就按着自己的生命力展开，像一棵树长起来了，栽是你栽的，长就由不得你。你得顺着它的劲儿走，顺着这个劲儿走。
L：小刚说得非常好，真正在创作的时候，不管是在剧本阶段或者是在拍摄阶段，他肯定不会像现在我们坐在桌子前边儿说得这么理性。其实就是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因为它是一个艺术创作，艺术创作要的是人的情感。用情感创作出来的作品，接着再理性分析，你怎么分析它都不完全。世界上没有一个理性的东西能够大过情感，情感里边会包括多种理性和多层面的理性。
F：其实这个东西就跟画素描似的，是一层一层的。其实你不知道最后哪个需要哪个不需要，最早，要把能想到的都做一遍，然后才知道什么可以，什么可以略去。顺着刚才的那个话题说，震云一直在强调说“杂拌儿粥”，为什么是一碗杂拌儿粥？你看，一个美国记者，拍了这么一个照片，把蒋介石堵到了一个死角，蒋介石于是开始赈灾，落实到灾民头上就是卖人，赈灾的结果就是卖人，蒋介石的一个决定导致了星星在妓院里撑的蹲不下。这个特别有意思，蒋介石跟灾民，跟老东家不见面儿，“不见面儿”在这个电影里有很多个线索，蒋介石跟日本人也不见面儿，日本那俩军官跟灾民也不见面儿，这么多人不见面，在一个电影里按说是不成立的，但是他互相又发生着这么直接的关系，所以过去还真是没有这样的电影。
L：在电影里，人物一个个产生出来有了生命后，你就突然发现，他们是有一个态度的，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其实态度最大的体现，不管对于艺术还是对于生活来讲就是选择，所有人的选择都是基于他自己的态度生长出来的，这个时候如果旁边还有一个人跟他们讨论这个态度，就觉得这个人特别讨厌，这个人是我们的代言人，可是我们觉得他特别讨厌。其实不是我们在讨厌他，是那些灾民在讨厌他，在这样的大家都卖儿卖女的情况下，还有一人在这儿品头论足，这人实在太讨厌了。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可以拿掉了。这个人拿掉了之后，剧中各个人物的态度就凸显出来了，每个人态度的较量就出现了一个杂拌儿粥。确实比我们主观臆想的要好的多，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功夫在画外，一开始你未必能感觉得到。作者其实不应该有态度，没有态度就是最好的态度。 F：作者不要有态度并不是说作品没态度，作品的态度应该是做作品的人物的态度。
1942：“流民”的国
“爹，啥叫逃荒啊？”
“没有吃的了，出门寻吃的，就叫逃荒。”
这是电影《一九四二》中，河南省延津县一对农家父女的对话。语言拙朴，甚至多少有些轻描淡写的随意，却道出了千百年来河南乃至中国的农民，因为天灾人祸发生了“吃的问题”，而被迫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如蝼蚁、牛虻般流离失所的境况。而在历史记述中，这些人由一个专有名词形容，“流民”。
“流民”一词最早见于《管子》。在中国历史上流民的定义繁杂，唐人李贤认为流民即“流散以就食者”。清人杨景仁认为，“流民者，饥民也”。农耕文明下的封建社会，对于处于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农民来说，一方面，土地、房屋、耕畜、农具是最宝贵的财产。一旦流失，就意味着散尽家财，命运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宗法制的乡村管理构架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乡党及孝悌文化，又让农民将脚下的土地视为先人及自己死后安葬的魂系所托。所谓“安土重迁”，除了道出物质依附的不可剥离，其实更有一层精神皈依所在的深意。而对于此，统治者也心中了然，“有恒产者有恒心”一直以来也是他们“牧民之道”的精义。是以中国的农民但凡有一丝生机是绝计不会离开自己的土地的，可纵观中国历史，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社会处在巨大变动、动荡的转型期，流民、流民潮较古代非但没有减少，更有加剧的趋势……
19年前，作家刘震云通过实地考察及资料搜集，用小说的形式打捞出了“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正是这场“吃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当时有着3000万人口的河南，竟然有300万人因此饿毙！“30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二战时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纳粹在那迫害致死的犹太人有100多万人，那是七、八年的时间。可这儿就因为一场天灾，1942年的河南等于说出现了三座‘奥斯维辛集中营’！”刘震云说。彼时的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这样情形下的女人和孩子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尤弱者”除了忍饥挨饿面临死亡，更有可能在易物交易中被作为商品而出售色相与尊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其附属官员的所作所为成为电影中情节演进的另一条线索。和饥肠辘辘却无米下锅的流民一样，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也处处捉襟见肘——在中央，蒋介石要应对抗战的全局，他的精锐部队在抗战初期几次会战中殆亡巨大，且又不得不抽出力量组建远征军支援在印缅作战的盟军。而腐败的官僚体系效率低下并贪腐横行，各地易帜后的军阀对于他的政令多阳奉阴违，国际上“友邦”盟国的压力更让他焦头烂额；在地方，河南省府主席李培基前去战区司令官蒋鼎文处恳请减免军粮，却被后者一句话给噎了回来，“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
是什么让顶层与底层的“流民”相互间不能达成互谅互让？首先是日寇的入侵，没有他们的侵略，即便发生了天灾，赈灾工作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内部消化”的过程，而不需因为更多的变量而分散注意力——当中日矛盾成为彼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一切为了抗战便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并占据了道义的高地。其次，便是在国内媒体“集体失语”的舆论环境中，不受国民党宣传部管控的外媒记者的职业报道。当《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把他在河南灾区拍到“狗吃人”的照片摊到委员长面前时，蒋介石被来自境外的舆论监督逼到了死角，而不得不开始救灾。“他（蒋介石）认为河南受灾这事是一个特别小的事，他认为他每天要处理的每件事都比河南的灾民在路上一个个饿死这件事要大，他认为那些事处理不好，中国要亡国。但是恰恰因为他忽略了这些灾民，六年之后，他就失去了内地。”刘震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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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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