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做好事,会取得好的结果,这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佛说“种好因就得好果,做善事就有好报”,讲的是同一个理儿。佛言凿凿,千磨万砥,原也不应怀疑,可是现实的多元又总爱跟习惯的理念开开玩笑。
几年前,我老家的一个外甥向我借了两千元钱。第二年他准备还钱时,恰好他的妹妹也向我借一千元钱买房子。借给亲戚的钱我本没打算要,于是便告诉想还钱的外甥:这钱我不要了,你兄妹俩每人一千元,算是老舅送给你们的一点礼物。我本善意,自认为做了件好事,可万没想到这却引起了他们兄妹俩的一场大战。哥哥指责妹妹乘机“勒索”,妹妹则感到万分委屈……就这样,原本关系很好的兄妹俩失和,多年不曾上门……
台湾著名作家刘墉在他的《借你一生》中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他的一位多年不见的洋学生突然打电话给他,请他帮忙解决两支新毛笔。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便让那位洋学生到家中来挑了两支。那位洋学生要付钱,刘墉却拒绝收钱,只当做小礼物送给了她。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洋学生又托刘墉的学生代买毛笔。刘不解,“她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呢?”学生告诉他:“她说了,因为您不收她的钱。”刘墉在后悔之余,又联想到香港已故明星梅艳芳的遭遇:“‘梅姑’为人豪爽,朋友有求,很少拒绝。但是梅姑往往借出一笔钱,就失去一个朋友,好多朋友反而因此愈走愈远。”他于是感叹说:“借出了钱,借出了朋友。”“‘借’得不当,只怕会把那欠的人推得更远,远得即使是最亲的人,都再难见面。”
《孔子家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的穷困老百姓,有的被卖到别国当奴隶。鲁国法律规定,若有人把为奴的鲁国人赎回来,政府给报销赎金。这条法律出台后,大大推动了鲁国人的救赎行动。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富人,他在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了一个鲁国奴隶,便花钱把这人赎了出来,但却不愿去政府领赎金。孔子知道这件事后,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在孔子看来,圣人做事,应该起到移风易俗、教化百姓的作用。子贡为显示自己高风格,不去领赎金,这反会造成很坏的影响。子贡的“义举”虽没有损害自己的行为价值,却损害了国家的法律,给国家带来损失……果然,子贡的事迹传开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人们再也不能以正常的心态去向政府领取赎金了,因此出钱赎买奴隶的人便越来越少。
子贡的所作所为,让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好事做得不当,会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而孔夫子的话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做事情,不能仅凭好心、善心。君不见,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毁了那么多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破坏了那么多自然生态环境,干了那么多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蠢事,可又有哪些不是出自决策者的“好心”,又有多少不是他们自认为的“好事”?
(金灵摘自《羊城晚报》2008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