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饮暴食”这个不良行为,平素我们总以为该是个人陋习,不具社会普遍性,但是,至少对欧洲人而言,暴饮暴食也算是源远流长了。 有研究表明,大约1700年以前,西方人的进餐习惯,“一直是在饥肠辘辘和暴饮暴食之间剧烈变动”。
聚众吃喝,有各种理由,婚丧嫁娶、收成好、收成不好、下雨了闲得慌、晚间夜太长……宴会通常持续两三天,一群穷凶极恶的饕餮之徒围着桌子海吃海喝,吃得天昏地暗。肚子胀成圆球,仿佛手脚一缩,便会骨碌碌在厅里滚起来。酒也喝得多,醉醺醺的,一头栽在角落,仿佛睡得再也站不起,鼾声如雷,哈喇子顺着嘴角长流。一觉睡醒,爬到桌边继续吃喝,直到被主人赶出家门。
打嗝、放屁都要尽可能大声,最好让所有人听见,这是健康体魄的表现,也是对主人盛情款待最好的感谢词,那证明你不负众望,吃爽了。
吃肉被认为是身份的表现,只有没肉吃的人和畜生才吃蔬菜。有一首赞美云雀的诗:已经在锅里炖好了/精心佐以了香料/撒上了丁香和桂皮粉/飞下来/飞到人们的口中。这是史上唯一一只会飞的煮熟的云雀。
1135年秋天,英王亨利一世去诺曼底微服出巡,对诺曼底野味一见钟情,尤其一种叫七鳃鳗的鱼,更叫他爱不释手,一阵狂吃猛吃,最后一命呜呼了。
医生对国王之死给出了一个在现代看来非常荒谬但很体面的解释,说的是,七鳃鳗不是鱼吗?鱼不是常年生活在水里吗?水不是很冷吗?那七鳃鳗自然也身带寒气,而且将这寒气传染给了亲爱的国王,于是国王就被冻死了。
其实,凭常识来判断,暴饮暴食的亨利国王很可能死于不知节制,撑死的。
但全民性暴饮暴食的恶习不会平白产生,它有其深层原因:
来自对饥饿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及由此引发的恐惧。对食物匮乏的焦虑,首先源于天灾,纯粹的靠天吃饭,毫无主宰自己命运的可能。其次是人祸,战争频仍,社会混乱,使细水长流的生活无从得到保证,常常这一顿饱餐或这一个丰收季节之后,不知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这些经历和焦虑自然而然会助长一种社会情绪,即“人们宁愿忍受肥胖的折磨,也不愿受饥饿的困扰”。
担心被饿死的忧虑,也表现在艺术上。欧洲的食物画通常是非常养眼的,而且明明白白地诱惑你走近它,享用它。不论是集市角落堆得琳琅满目,仿佛要滚出画面的瓜果蔬菜,还是肉铺等待出售的血津津的猪牛羊肉,还是阔大的厨房内剥熏剔煮的繁忙景象,还是仅仅一只陈设各类点心的糕点盒,都毫不掩饰对食物的欲望。以至有人评论,欧洲的食物画有拜物主义的倾向。
拜物主义,弗洛伊德认为,与自我分裂有关,希望通过寻找一种替代品,来抚慰自己内心的焦虑。活色生香的食物画或许能缓解饥馑的恐惧,相当于我们常说的“画饼充饥”,只不过,这饥很多时候是对饥的想象。
(摘自《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