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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意识【李渔小说对明清时期民众商业意识的演绎】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4-12 04:51:31 点击:

      摘 要:明末清初,随着进步思潮的冲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很大的解放,“逐利”、“求富”、“崇富”成为民众公开追求的目标,这一变化引起了小说家们的关注。李渔在小说中,将“商人”的概念扩大化,认为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商业个体,每做一件事都可能是商业行为。李渔一改儒家传统中只是关注道德上的高评价而耻于言利的思想,指出儒家文化一贯倡导的行孝、施“仁政”、做善事等行为,除了应在精神上受到褒奖以外,还能换来财富。李渔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进步性,并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质。
      关键词:李渔 小说 儒家观念 商业意识 崇富思想
      李渔(1611—1680),浙江兰溪人。一生未曾入仕,在当时却名满天下。平生著作等身,小说方面有《无声戏》《十二楼》《合锦回文传》等。尤其是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使其成为拟话本小说继冯梦龙、凌■初二人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著有戏曲理论《闲情偶寄》,戏曲有《笠翁十种曲》,人评“北里南曲中,无不知有李十郎”。李渔还开办了书铺“芥子园”,刊刻售卖书籍,从事商业活动。
      李渔生活在明末清初,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自身时常被不法商贩侵权盗版的境遇使他这样一位多才多思的文人在创作时关注和叙写商人以及日常生活中民众的商业活动和商业意识。明朝时期,商业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萌芽。①其时商路更加广阔宽泛,商业流通更为频繁密集,大都会、大码头、大村名镇,无不商货辏集、店铺鳞次,生意兴隆,出现了“多以货殖为急”的局面。②商品经济的繁荣、思想解放的高涨、社会风气的变化,对这一时期人们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由此导致了社会行为取向和个人生存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人们的商业意识极为活跃,开始摒弃鄙视言利、视经商为末业、贱业的传统观念,趋利、逐富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态,甚至有人明确提出“治生尤切于读书”的观点。尤其是在杭州等大城市,体现得更为明显。李渔话本小说《十二楼》《无声戏》的创作主要是在杭州。当时的杭州商业发达,据史载,“入钱塘境,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瓯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③在明末清初小说家的笔下,杭州城内“上下经商,过往仕客,捱挤满路,实是气色。两边铺面做买卖的,亦捱肩叠背”④。受此影响,探讨和反思钱财与人们生活的关系,表达对商人精神、商业伦理的独特见解,是李渔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深含着他对商人精神的认识及对商业伦理的构建,也是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民众的商业意识在小说创作中的映现。
      在李渔的小说中,所谓的“商人”并非只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人,他将“商人”的概念扩大化和泛化,认为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商业”个体,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商业”行为,都会产生效益,或受惠于此,即所谓的“做好事的原不折本”;或因自身行为不遵守儒家的伦理纲常而受到报应。在李渔看来,经商是一种“雅事”,而非俗事。他还指出得之于正道、正途并非通过坑蒙拐骗或强取豪夺而来的“利”,便是作为对做好事者的一种酬答的礼金,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李渔认为并非经商才能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即使不是商人,但只要做好事、行善事,也会收获除道义之外的经济上的回报,也可以算作是一种商业行为。
      第一,李渔认为商人在做生意时不能仅仅为赚取钱财,也应存“雅道”。
      李渔所说的经商的“雅道”表现在《失千金福因祸至》(《无声戏》)一篇中。小说讲了生活在明代弘治年间,一位名叫杨百万的财主异乎寻常的放债行为,和他独特的识人能力。小说中的杨百万以漂洋起家后,只以放债为事,却与当铺之放债规矩不同。
      当铺里面当一两二两,是三分起息,若当到十两二十两,就是二分多些起息了。他却翻一个案道,借得少的毕竟是个穷人,哪里纳得重利钱起;借得多的定是有家事的人,况且本大利亦大,拿我的本去趁出利来,便多取他些也不为虐。所以他的利钱论十的是一分,论百的是二分,论千的是三分。人都说他不是生财,分明是行仁政,所以再没有一个赖他的……
      放债人本应以谋取利益甚至暴利为目的,但从上段文字可以看出,李渔小说中的杨百万虽然是放债人,却有菩萨般的心肠,他认为穷人做事情很不容易,借点本钱,不应该多收利息,而富人多要点利息也不为过。作者李渔为他的行为叫好,认为他的行为是“行仁政”,而不像一个贪婪的商人。正如余英时所言,在明清商业伦理中“诚信”、“不欺”也是占有中心位置的德目。⑤
      再如,在《萃雅楼》(《十二楼》)的描写中,李渔在这篇小说里提出了“货真价实”的经商理念。小说中的三个少年商人金仲雨、刘敏叔、权汝修分别开着书铺、香铺、花铺。
      他们做生意之法,又与别个不同。虽然为着钱财,却处处存些雅道。收贩的时节有三不买;出脱的时节有三不卖。哪三不买?低货不买;假货不买;来历不明之货不买……哪三不卖?太贱不卖;太贵不卖;买主信不过不卖。“货真价实”四个字,原是开店的虚文,他们竟当了实事做。
      他们遵守信奉的是“货真价实”四个字,因而生意兴隆。他们三人将“重义轻利”的“虚文”当实事来做。因了他们的“雅道”而生意兴隆,小说写道:
      初开店的时节,也觉得生意寥寥,及至做到后来,三间铺面的人都挨挤不去。由平民以至仕宦,由仕宦以至官僚,没有一种人不来下顾。就是皇帝身边的宫女,要买名花异香,都分付太监叫到萃雅楼上去。其驰名一至于此。
      表明金仲雨、刘敏叔、权汝修三人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讲究“以义取利”和诚信、不欺。李渔认为经商的“雅道”就是文明经商,以“义”取利。在李渔的笔下做生意之人要“义”字当头,要靠诚信来牟利,如此方能心安理得地坐享收获。
      李渔认为商人在看重“利”的同时也需讲“义”。《大学》“释治国平天下”中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⑥可以说义利观在先儒孔子那里就已有了标尺。他抨击见利忘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⑦,为后人的价值取向画下了坐标。虽然明末清初人们的义利观有了很大的转变,但他们仍然信奉只有讲“义”、讲“雅道”,才能得到更多更长久的“利”。如有人便言:“家有仁义道德,则其富不骤,其贫不促,自然气象悠长;若无仁义道德,则其富也勃焉,其贫也忽焉,不佞盖屡有验之矣。”   第二,李渔在小说里将儒家传统的文化观念和政治观念移用到对商人的考量,以之作为商人经商的指导原则。
      在小说中李渔塑造了几个本不为钱财却赢得巨“富”的人物形象。
      《十二楼》中《生我楼》的主题是宣扬孝道,却又将孝道与经商结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孝”也有经济价值,“孝”也可以利益无穷,可以“润身”、“润富”,获得无穷的利息。儒家惯常只讲究社会舆论的评价,在明清之际特定的背景下,李渔在小说中认为“孝”除了能换来声誉,也能将道德价值、伦理价值转换为经济价值,从“孝”的角度来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除了精神上的奖励,也有物质上的收益,很好地阐释了孟子的“仁爱”观点。
      《生我楼》说的是财主尹小楼的孩子走失多年,尹小楼以为孩子落入了虎口,老来无所依傍,便欲寻找一位对自己真正孝敬的人作孩儿,以承继万贯家私。尹小楼想出了卖为人父的主意,虽然遭到不少人的讥嘲,却真有一个叫姚继的小伙子买了他。当时姚继并不富足,只是一个小商人,但他认为人们应该遵循先儒“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思想,他说:
      鳏寡孤独之辈,乃穷民之无靠者,皇帝也要怜悯他,官府也要周恤他,我辈后生,只该崇以礼貌,岂有擅加侮■之理?
      买尹小楼为父后,姚继待尹小楼极为孝顺。后来姚继又买了两个被军队当众买卖的人。一个是老妪,他认作了母亲,另一个是年轻女子,不料这个女子却是他失散的未婚妻。回到尹小楼家中,一切事情都真相大白,姚继所买的两个老人竟是自己嫡亲的父母,他也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并继承了丰厚的家业。
      因为姚继的“仁爱”,他不仅找回了亲生父母,而且拥有了万贯钱财,真是“十两奉严亲本钱有限,万金酬孝子利息无穷”。
      “孝”不但能生息,李渔还用对比的手法在《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无声戏》)中将单龙溪家的义仆单百顺的“忠”、“孝”与单龙溪家的两个孩子的“不孝”对举,演绎了重义和贪财两者截然不同的结果。小说讲的是商人单龙溪家中的义男单百顺虽然是家仆,表面上看好像主人是商家老板,其实单百顺才是真正的经营者,因为“龙溪脱不去的货,他脱得去,龙溪讨不起的账,他讨得起”。单百顺有过人的经商之才,却对主人忠心耿耿,并不另起炉灶。而单龙溪的两个儿子,为了占有钱财,连生病的父亲都弃之他乡,单百顺却一心一意照顾病危的主人,其忠义感动了主人,临终主人将家财全部赠予他。单百顺对主人的赠予坚辞,并且无怨无悔地替主人发丧,把忠义看得比钱财高出无数倍,最后获得了无穷的财富,而单龙溪的两个不孝之子却人亡财空。李渔在小说中向人们展示这样一个道理:财心太重则不孝,应该“激发孝心,冷淡财心”。但他并不是把“孝心”、“财心”对立起来,其中又隐含着“财心”与“孝心”辩证关系的探讨:“凡为子孙者,看了这回小说,都要激发孝心”,“凡为父祖者,看了这回小说,都要冷淡财心”,只要有孝心就可以获得好处,为奴仆也可以成为巨富;“冷淡财心”可以获得孝子。而这对当今市场伦理的建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李渔指出,做好事者也不会折本。
      在李渔看来,行孝、行“仁政”是一种“商业活动”,能获利,那些做好事、行善者也不会折本。如在《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无声戏》)里的丫鬟碧莲因做好事、守节育孤而有好报。该小说写的是明朝靖、历之间,江西的一个秀才马麟如,娶了一妻一妾,并收了丫鬟碧莲作通房,一日患病,马麟如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遂将妻妾及通房丫头都唤至面前,问他们三人在自己百年之后,作何打算,妻妾信誓旦旦,言必守节育孤,通房丫头碧莲却说出一些薄情之语。而马麟如却大病不死,竟活了过来,对碧莲的“绝情”之言愤愤不已,日渐疏远她。不久,马麟如远赴他乡行医。后来家人接到误报,以为主人客死异乡,马麟如的妻妾先后抛下子女改嫁,只有碧莲不仅筹资运回主人的假尸骨(误认为这就是主人的尸骨),而且坚守马家,替两位妻妾养孤育孤。马麟如归来,见碧莲对自己极为忠贞,深为感动,而碧莲却无一丝骄色,反而劝马麟如将妻妾赎回,共享富贵。碧莲对马麟如感情之真挚令马麟如极为感动,他不但未赎妻妾,而且扶碧莲为妻,再不他娶。碧莲也因做好事而有了后来的一系列回报:
      碧莲向不生育,忽到三十之外,连举二子,与莫氏所生,共成三凤。后来麟如物故,碧莲二子尚小,教诲扶持,俱赖长兄之力。长兄即莫氏所生,碧莲当初抚养孤儿,后来亦得孤儿之报。可见做好事的原不折本,这叫做皇天不负苦心人也。
      碧莲本来只不过是马家的一个丫鬟,但因为她守节、抚养孤儿,“做好事的原不折本”,她的善行换来的是贵为夫人,而且她的后代也受益无穷。李渔在小说中认为这种好结果也是一种“利”,而且是一本万利!李渔提出“做好事不折本”,赋予了做好事者以商业色彩。
      又如,《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中的蒋成在刑厅手里不曾做一件坏法的事,不曾得一文昧心的钱,不上三年,也做了数千金家事。后来还当上了官,娶上了美妻。李渔在小说中写道:“要晓得蒋成的命原是不好的,只为他在衙门里做了许多好事,感动了天心,所以神差鬼使,教那华阳山人替他改了八字,凑着这段机缘。这就是《孟子》上‘修身所以立命’的道理。”李渔在小说中并未对蒋成步步高升,由吏至官进行赞美,而是对“陡发千金”、“陡发万金”大力渲染,甚至标题中也出现了“陡发万金”的字样。可见当时人们更看重经济效益。
      在《失千金福因祸至》(《无声戏》)小说的结尾李渔写道:
      照秦世良看起来,相貌生得好的,只要不作歹事,后来毕竟发积,粪土也会变做黄金;照秦世芳看起来,就是相貌生得不好,只要肯做好事,一般也会发积,饿莩可以做得财主。
      在小说中李渔表达了只要人们做好事,做善事,都会获得加倍补偿的观点。一改儒家传统中,只是关注道德上的高评价,而耻于言利的思想,表现出新的、进步的一面。
      李渔在小说中认为无论民众是否经商,都应该在生活当中遵守儒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同时他指出,遵守古训是会有回报的,不仅有道德上的良好评价,而且会有经济上的补偿,改变了儒家倡导的重义而耻于言利的观念。这体现了明末清初大的时代背景,也契合当时民众的心态。李渔在内心深处是确认和尊崇儒家价值观念的,但又赋予其新的特质,他在小说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将儒家的价值观和政治观、道德观移用到商业领域和日常生活之中,并以之作为一种评判标准,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进步色彩。
      ① 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分册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②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③ 佚名:《钱塘县志·纪疆·物产》,明万历三十七年修,清光绪十九年刊本,第98—99页。
      ④ 江木点校,西泠狂者:《载花船》(卷之二:第五回《谋营运三姓联盟》见《珍珠舶等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⑤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页。
      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⑦ 孔子:《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BZW060);咸阳师范学院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0XSYK105)
      作 者:赵海霞,文学博士,咸阳师范学院学报副编审,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及传播学。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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