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毕生致力于新社会建设。晚年的他耗尽精力，努力构建这一新社会。毛泽东新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古代公正平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未来社会观以及苏联建设成就及其经验等。实践中，毛泽东倾心打造的新社会是：集生产与生活于一体、极力追求完全公平公正及倾心营造消费品平等分配。毛泽东晚年新社会的构建陷入了误区，主要表现为：决心超出可能、追求超出实现及理想带着空想。
[关键词] 毛泽东； 社会建设； 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A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5-0042-05
一、晚年毛泽东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毕生致力于新社会建设。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他仍在深思这一问题。延安时期，在接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时，毛泽东初步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前景：一律平等的民族关系；积极向上的经济态势；和平对外的通商局面与公平自由的社会生活。晚年毛泽东耗尽精力，努力构建这一社会。其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源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古代公正平等的价值观是毛泽东新社会构建的“历史来源”。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曾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1]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历史小说《张鲁传》中所描述的“置义舍”大加赞赏，并将其等同于人民公社实行的大食堂，认为是“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把以神道治病比喻成“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把“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视为“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因而在他看来，“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2]其实，在党内，不仅是毛泽东，还包括其他一些普通党员，都深受中国古代公正平等思想的影响。在新中国的社会构建中，历史原因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观是毛泽东新社会构建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在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两点：一是社会以联合体的形式存在；二是社会的人是自由发展的。此外，他们还认为未来社会三大差别消除、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阶级与国家消亡。晚年毛泽东在推进国家建设过程中，逐步实践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未来社会观。比如，人民公社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制，大搞“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社会管理体制，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从组织形式来讲，人民公社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逐步迈向共产主义的最佳方式，将来社会的基层单位将完全采用人民公社化。全党同志，包括毛泽东在内，一致认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并号召全国人民，积极运用人民公社这一形式，探索一条迈向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第三，苏联的建设成就及其经验是毛泽东新社会构建的现实依据。苏联作为第一个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设的典范。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未来社会观是一种理论形态的话，那么苏联国家建设实践与取得的重大成就则以活生生的事实佐证了该理论的可行性。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建设成就捷报频传，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于1952年派出农业劳模代表团考察苏联农业生产建设成就。考察期间，农业劳模代表团的代表们亲眼目睹了苏联党与人民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并为苏联的农村生产、社会管理与分配制度深深打动。然而，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模式。这种既揭盖子又丢刀子的行为无疑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毛泽东对苏联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早有察觉，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从本国国情及客观实际出发。“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4]1956年夏秋，波匈事件后，特别是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后，中国既面临西方威胁，又遭受苏东压力，形势迫使毛泽东探索自己国家的社会建设。[5]
二、晚年毛泽东社会构建的实践探索
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分水岭，毛泽东社会构建的实践发生了重大转折。他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社会。为此，他倾注全力，不辞辛劳。对此，笔者梳理出如下三点：
第一，努力构建集生产与生活于一体的理想社会。生产与生活相结合的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理想社会。晚年毛泽东在推进国家与社会建设过程中，积极提倡这种社会，如在影响空前的“五·七指示”中，他曾提出人民解放军要办成革命的大学校，要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不但解放军要兼顾军学、军农、军工与军民这几项，他还号召全国人民把所有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包括党政机关都要像人民解放军一样，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建立独立自主、自成体系的“小社会”。这幅“理想社会的壮丽景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6]“五·七指示”是晚年毛泽东向世人展示建设新社会的宣言书，是他构思多年的蓝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展露。这其中的原因如下：一是从“五·七指示”出台背景来看，即可明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作为这场革命运动的策划者与鼓动者，毛泽东的用意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这场空前绝后的运动来达到破坏旧社会的目的。有破则有立，故而他对即将建设的新社会有一个大致构思。“五·七指示”正是这一构思的真实表露。二是以毛泽东宽广的政治远见与对新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度把握，完全能够预见到，把全社会办成革命化大学校，必将扼杀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与繁荣，这也正是他晚年所期盼的。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处于巅峰之时，他要求人民公社必须对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等实行全包。“五·七指示”提出的新社会蓝图实质上是要消灭过去社会存在的不合理分工、消灭商品经济，而要达到此目的，惟有实行人民公社化。 第二，致力于追求完全公平公正的理想社会。公平公正是毛泽东构建未来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在经济生活中，他倡导供给制，目的在于等贵贱，体现人人当家作主的平等权利。1918年，还在读书期间的毛泽东就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计划在长沙的岳麓山下设立一个半工半读的机构——工读同志会，尝试建立人人平等互爱的幸福新村。由于各种原因，“事无成议”，幸福新村计划未能实现。但毛泽东不轻易言败。第二年春天，又重拟一份幸福新村建设计划书，并将部分内容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2号上。一方面，是想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是以实现“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计划书向世人展示了理想的生活蓝图，即“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7]
数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毛泽东致力追求完全公平公正理想社会的想法丝毫未变，而且还时不时以新的方式显现出来。晚年的他不惜多次发动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想法的回归。在他看来，尽管国家完成了“三大”改造，新社会制度已确立，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却依然存在。所谓八级工资制、军衔制、学衔制，乃至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干群之间的经济收入、政治待遇的不同，等等方面，都是例证。他忧虑、他愤慨。他希望废除这种不平等现象。他曾乐观估计，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充实，道德非常高尚，因此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等方面率先实行共产主义，解决平等问题。
如何来构建这种公平公正的理想社会，从“五·七指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彻底摧毁农、工、商、学、兵之间的划分，进而在全社会实施“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样，现存社会的等级思想便会逐渐消失，公平公正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为实现平等权利、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关系进行的重要尝试，是毛泽东试图通过逐步提高公有化程度，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差别，使人们公平占有生产资料，共同享有劳动成果，来促成公平公正。除此之外，他还在不同的场合、各种大小会议上不厌其烦地告诫党员干部要做人民公仆，防止官僚腐败，坚决杜绝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的出现，苦心孤诣地设想消灭种种社会差别的途径，等等。[8]
第三，倾心营造消费品平等分配的理想社会。社会贫富悬殊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占有的不平等。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立志要为消灭贫富对峙的社会现象奋斗到底。而历史上的“均贫富”口号给毛泽东消除不平等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毛泽东不自觉地在头脑中形成了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消费品平等分配的观念。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界限，并批驳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废除商品经济、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但是，他始终没有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重大意义，并以三国时期的张鲁搞吃饭、吃肉不要钱为例。“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统治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9]对那种免费用餐给予极力赞羡，几乎要与当时的人民公社集体食堂相提并论。其实，他赞美的免费用餐绝非什么消费品平等分配，恰恰是原始平均主义的翻版。
1958年，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共产风”高潮。人民公社开始对全民生产、生活资料实行统一管制。与此同时，全国上下大办公共食堂，全民免费吃集体餐，似乎消费品平等分配的理想社会即将成为现实。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的河北省徐水县，对外宣称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山东范县在呈送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描绘的理想社会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10]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财富远远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前提下，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一种在“均贫富”热望引导下的粗陋的平均主义，而不是什么共产主义。但是，毛泽东却对这种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扬，并以过去的做法来佐证：“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11]
此外，晚年毛泽东还十分鄙视按劳分配，反对将劳动与报酬挂钩。在他看来，推行体现“资产阶级法权”的按劳分配原则会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对马克思按劳分配原则的误解。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这种平等权利，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来说，体现着不平等。因为社会的每一个劳动者，其体力有强有弱、智力有高有低、赡养的人口有多有少，因而尽管他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成果相同，从社会中领得的消费资料份额也相同，但有的劳动者实际享受到的消费资料，很可能会比另一个劳动者多些或少些，因此其生活质量就会比另一个劳动者好些或差些。从这个角度理解，按劳分配规定的“平等权利”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按劳分配的重大意义。因为按劳分配原则彻底否定了剥削现象，将其付诸实践，有利于变革人们的生产态度，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不可或缺的分配原则。晚年毛泽东误解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原则，并极力缩小其影响范围和程度。“文革”中，批斗“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要求不间断“斗私批修”，就是这一心态的反映。
三、对晚年毛泽东社会构建的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毛泽东艰辛探索新社会建设。尽管后期这一探索步入误区，但是，今天看来，其初衷是好的。
第一，决心超出可能。晚年的毛泽东精力充沛，踌躇满志，决心带领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认真书写新社会这篇大文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表态，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前必然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是过渡性质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论断基本符合新中国实际，并且在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可，随后载入《共同纲领》。
1951年2月中旬，中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思想。到1952年下半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以及国家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党对“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思想有了新发展。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宣布：“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12]这就是说，用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考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决心给全国人民指明一条社会建设的新路。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13]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总路线，随后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一定要建成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的决心，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决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与党在建国后的几年时间里，计算要用十年或十五年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建成一个新社会，今天看来，是决心超出可能，是超速了。
第二，追求超出现实。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及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社会公平公正，这无可厚非，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公平公正应建立在相应的物质基础上。
平等是历史的产物。平等观念作为思想家们建构理想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原则，从古希腊时期统治者们拥有的平等到近代资产阶级追求的人人生而平等，从比值平等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经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每一历史阶段的平等观都烙印着时代的特征。恩格斯说：“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14]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公平思想渊源流长。“等贵贱，均贫富”曾是动员广大贫苦民众参加反封建斗争的有力口号。在中国历史上，把公平思想演绎得最完备、最详细的，要数太平天国的精英们。《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目标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实现这一美好社会，还采取了一整套办法，并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付诸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剥削阶级不再存在。新社会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了公平公正的条件。在此前提下，毛泽东开始推行他曾经给予批评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
当然，脱离社会实际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持续数月便草草收场，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公正公平曾像一根充满神奇力量的魔棒，指引着亿万人民找到了寝食无忧的天堂，但转眼间又把酣梦中的人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充分说明，现实生活中，绝对的公正公平是不存在的。公正公平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党采取各种措施，纠正平均主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针见血地指出：“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妨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 这符合历史事实。
第三，理想带着空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毛泽东构建新社会的热情逐渐盖过了对客观现实的冷静分析。从1955年起，他开始以高强急迫的姿态推动社会转型。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说过：“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15]“三大改造”完成后，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对此，毛泽东充满前所未有的高兴，并开始朝着带有“空想”色彩的方向发展。结果造成理论与现实、主观与客观、感情与理智的日益分离和错位。一方面，理论不合实际；另一方面，又驱赶现实迎合理论，由此导致社会建设危机丛生。
1958年，他发动“大跃进”运动。与“大跃进”运动相媲美，社会建设不能落后。他设想：将来在中国的很多乡村中将建有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都拥有自己的农业、工业、学校、医院、科研机构、商业和服务行业、交通事业，并且还拥有托儿所、公共食堂、俱乐部以及警察等等。这里他设想的共产主义公社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是他40多年前“新村”计划的现代版。
刘少奇在1958年6月14日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的谈话中，同样毫不掩饰地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组织新村，日本也有人组织新村，并说他在入党以前就看过组织新村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在毛泽东、刘少奇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套设想是可以实现的。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办公社的具体设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副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16]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杂志1958年第四期发表，于是上下联动，新社会的标志——人民公社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国社会的新生事物。
人民公社包含着空想成分，实际运作相当困难。但是，晚年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是如此坚韧不拔、顽强执著，实为中国历史所罕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如果毛泽东的身上有猴气的话，就意味着他为这种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气则表现在他竭力去实现这种幻想，从而震撼了中国。尽管晚年毛泽东的新社会构建步入误区，但他不懈追求这一目标的精神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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