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坦白书自评：拙笑难倩兮，弯目难盼兮，却真善美兮余所求。 徐城北：电影、话剧、京戏，一生走马“三栖”。人讥“不务正业”，他却回头一笑：“吾之正业，恰在不务正业之中。”
“坦白”是多美好的字眼，我从小就喜欢它，好像有了它，人间的一切仇结和险恶都会消释了。但是“坦白”再加上“交代”，又落在了自己的头上，就实在是太不美好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种政策，我至今认为对坏人、对敌人还是很正确的。“文革”开始，我步入第一次批斗我的会场，只见悬挂着“打倒美帝文化特务”的大标语。开始还是很文明的，被批斗者还是有座位的；在我座旁竖着个板板，上面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实话我是十分十分抵触的，这怎么跟我联系起来了？我有何可坦白？又有何可抗拒？当时我只有镇静下来，故作从容地望了望四周，于是又被说成我用仇视的目光，记下了这一切。是的，至今看来我是记下了这一切，然又何仇之有？
我们是“文革”受批斗较早的，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因为我多年来的职务是我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于是那威名赫赫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当然地首先就落实到我辈头上了。在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出来以前，我们已经被扫得全军覆没，开除了除人籍之外的一切之籍。
我怎么会摊上个“美帝文化特务”的称号呢？起因尚不在我上过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是校长等等，当然后来也都得联系上了；当时则出于我刚从“援越抗美”前线归来。1964年初秋，我陪同几位摄影师秘密到达越南首都河内，我的具体任务是随军编辑一部越南抗美战争的纪录影片。我们受到了胡伯伯的接见，踏上了胡志明小路，越过长山，经过了越南同志称为“小长征”的道路，在越南南方的游击战场度过了一年多。我在丛林里，吊铺上，打着摆子写了一部自以为是生平力作的话剧《南方啊南方》。1966年春节前夕，我自前线荣归，的确是荣归，瘦成一把骨头，厂首长乃至更高首长都来机场迎接了。入夏，我方根治了疟疾从医院出来，在全军创作会议上，我的那个剧本被示众，有幸和林、江《纪要》与姚文元“评海瑞”宏文一起铅印作为“会后交回”的大会秘件散发，当然是属于不同性质的。
我的《南方啊南方》写的是越南的抗美战争，中心人物是越南的一位母亲，长子是英雄，次子则成了叛徒。又陪衬了一位美国母亲，也是两子分歧，母亲却同情越南人民。这下子我就被批为乱搞阶级关系、阶级转换的人性论者。我不得不苦苦思索，多年来也总在自我批判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怎么驱之不去？我怎么总在歌颂不同的母亲呢？可见万恶之源首出母爱！我想到自己有三个女儿，无论是血统的非血统的，我是那么爱她们每一个……哦，原来是自己的父性发作！我怎么好说是母性呢？我就如是地做了极其认真的检查，其反应是可想见的。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再说实话，当时觉得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虽不得不加反革命的帽尖，但到底比别的帽子似乎还好些，因为尚属党内。
渐渐地就坚持不住这种内外了，顺理成章地又戴上了美帝文化特务、漏网右派分子、30年代反动文人诸冠盖。这些亦均“事出有因”，然也“查无实据”；尤其对“30年代反动文人”一顶，着实受之有愧，便申辩自己当年至多是个反动小孩，当然这种申诉未被采纳，反遭申斥，只好高就这顶反动的高级职称了。以下行文，无论正动反动，均拟一般不加引号，越加越乱，只存当时真伪，过来人自明，非过来人当亦可索解。各顶帽子如加阐述，每顶都可成文成书，不去说它了，在这里只交代我如何犯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或曰中央首长的反革命罪行。“炮打”二字仍必须加引号，那时就有的。这回我是极其自觉地戴上了又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时值1969年早春时节，我已从我厂“牛棚”从严提升到有专设牛栏的“黑楼“了。某日提审，首席是天津南开大学革命群众组织的两位代表，一看就是一位老工人和一位知识青年搭档，他们正襟危坐，摊开案情：说是我借给南开的一位教师、我老婆的表妹一部《中国电影发展史》（众所周知里面有蓝苹即江青昔日剧照）；说是我说了“首长”（按即江青）四个字，恶毒透顶，现在表妹已被揪出，我老婆已坦白，就看我的态度了。人到此时，每每反而客观起来，但求如实，又实在想不起我的确惯于出口成章的这么四个字。就问：是不是“惟我独尊？”不，不是！又问“得天独厚？”“飞扬跋扈？”“君临天下？”……不，不，通通的不是！如今想来也不觉有点后怕，原来就已经“罪该万死”，这不罪上加罪，罪该万死，万万死了吗？亏得那两位革命群众，实在的忠厚，不再深追，只是勒令我老实写出交代，并且相告我老婆和表妹认罪态度端正，就看我的了。这一点我倒心中有数。这位表妹和我没有更多的瓜葛。（劫后重逢，她才告诉我，我只说了“夫人厉害”四字，被她扩散。这又有什么？不过也的确是“厉害”，是谁的夫人嘛！）至于我的老婆么，一向以“难得糊涂”著称，她是交代不清什么的；但是此时此刻，我倒来了交代的劲头，竹筒倒豆子了。
俗云：“一不做，二不休。”“黑楼”为防犯人生变，灯火彻夜通明，我就伏案一口气写下了“认罪书”。照章首先引用最高指示，语云：“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首先我就写下了我和我老婆恶毒攻击江青的罪行，以时序，无分巨细，计22条，如她就爱激动，爱流泪。她宠杀小将，又坑杀小将。她就抓住王光美出国戴项链不放。她说鲁迅逝世时她抬棺材，她那时算老几？我夫妇还酸溜溜地说：“她靠近主席，改造得好！”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多涉及当时运动情况或某些小人物，不赘述。总之，我交代了一切能想起来的我和老婆之间的枕边絮语。（按当时坦白文字均称老婆，不加臭字已十分宽容了。）此中最要命的要害大致是：我老婆说：“自古女人多误国”；我接了一句：“江青是祸水。”这22条中有一条原不是攻击江青的也附其内，想不起当时心理上是否有意埋伏于此以兹减轻罪行，其实也减不了，那就是我夫妇深疑“毛主席是不是真的年纪大了，像斯大林晚年一样，搞扩大化了”。……
江青22条外，下附恶毒攻击康生三条。我老婆是三八式老干部，乃说起“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就是他搞的左得邪火……”我是个戏迷，但记得“是他从国外回来点的《十八扯》、《戏迷传》……他现在倒说人家搞反动剧目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他赞美过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又倒打一耙，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接着是攻击陈伯达6条。如他在《十年内战》一书里也赞美过刘少奇。他也提倡过写帝王将相的康熙，等等。我老婆说：“他总说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他怎么能是？”我就说：“他要是小小，我就是小小小小……”（我这人说话就是有些口吃。）
又顺附我夫妇热赞当时街头大字报所载陈毅言论：”你们看就六个人干净……我不要你们的宽大，我情愿惹下杀身大祸！”“我反对过毛主席，四次，以后还可能！”“什么贺龙是大土匪……朱德八十多岁的人了……人家要说你共产党过河拆桥！”等等，我用川白朗读，老妻喝彩；因我夫妇是戏剧同行，乃有此种癖好。
至此可矣！但是我的专案组一定说还有攻击周总理的，我说就是没有，他说就得有。于是我又写下了以下言语：“我和我的老婆阮若珊自命‘拥护’总理，并藉此贬低江青与伯达同志，实际上是从我们的反动立场出发，歪曲涂抹了总理的形象，进行了一系列恶毒的攻击……”
如“我们常说总理是‘大政治家’、‘文化大革命中日夜不寐，保这个保那个的多么辛苦’、‘江青捅了漏子，还得总理去收拾’。……”
“黄宗英对我说过：总理曾说起自己和邓大姐在家朗诵曹禺的《家》：‘儿子儿媳妇在这边，孙子孙媳妇在那边’……”
“总理对南开，对人艺……对曹禺、赵丹、蓝马……”总之，对“黑线”和“黑线人物”都是很有感情的云云。
最后是照例的一系列请罪，署名前原有的四个头衔外，又主动地加了一项“现行反革命分子”，署名上当然打×，定稿时间写的是1969年2月1日，共计无格白纸18页。
此件被存入秘档，直到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发还我一大堆可自行销毁的材料中，我发现了这份“黄宗江交代第一号”，还有一件我在黑楼里用偷的材料纸写的一个京剧剧本，仍未能忘怀首先使我获罪的越南南方，题为《南方云水》。我销毁了其他一切，只保存了这两件留念。
此坦白书怎么没上送呢？有同志说：此件如交上去，我当如张志新，纵免割喉，也要枪毙的。何以我的顶头上司如此宽容呢？也许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也犯了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错误？又有同志说：这种“炮打”的材料如交上去，交的人也要倒霉，也要背个“扩散”的罪名。对了，我至今除了在电影电视里没见过江青本人，却和她的前夫唐纳有交情；我还交代了这么一条，还是对我老婆说的，唐纳可是个好人，现在说他是这是那，江青当如何？就这一条，也该万死，万万死了吧？何以得活？心存感激，虽说不清楚都该感激谁，但首先还是得感激粉碎了“四人帮”的党和人民。
我是说了些真话，但怎能和张志新比？我哪有那胆识、那水平、那党性！张志新是“文革”时期最、最、最真的共产党员，如果有更多的张志新，“文革”就搞不起来！在“文革”后整党时刻，我作过这样的检查：“我从小，不知受了什么书籍影响，想做一个‘无事不可告人’的人，参加革命之后，就把这改为‘无事不可告党”。但是我怎能和张志新比？我只是做人当如是，而张志新是做党员当如是，乃有一系列的斗争，而我只是但求问心少愧而已。并且，我到现在还是难比张志新，同志们，我现在又有话没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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