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我的心情糟透了。按理说，书记调走乡长就应该顶上去。这是中国一个向来的做法。可是，这次张书记调走了，县人大科教文卫委的李主任调到我们乡来当了书记。我已是在这里干了三年的乡长，这次书记调走我却没能够顶上去，在我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心情又怎么能够好得起来?�当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后，独自一人来到街上的一家小饭馆，闷闷地坐着喝酒。这家小饭馆我经常来，老板娘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样的菜，不需要我点菜，一支烟还没抽完，菜就摆在了我的面前。烈性的酒像刀刮一样从我的嘴里慢慢移到肠胃。店里的服务员都认得我，搞不懂我怎么了，只是像看一个暴徒一样远远地盯着我。我面对着窗外缓缓流淌的小溪水，我也缓缓地梳理着自己晦涩的情绪。
爷爷早就告诉过我了，说乡政府的大门朝向对我的发展不利。爷爷是三年前在我调到这个乡来任乡长两个月的时候到这里来过的。那天正逢乡里赶集，他牵着那只肥大的黑山羊到乡场上来卖。爷爷事先没有给我说要到乡里来，他是卖掉了山羊后才到乡政府来找我。他穿的那件瓦蓝色的对襟衣里面套着白衬衣，这是我三十多岁第一次看到爷爷这么讲究的穿着，显然，爷爷是为了不丢他当乡长的孙子的丑。爷爷是生在旧社会的人，只上过三年的私塾。我想，爷爷的文化程度只应该相当于现在小学三年级，可是爷爷则是我们寨上的“秀才”，他的名声远远超过我这位大学本科毕业生并主管一方经济发展的孙子。爷爷说，乡政府的大门朝向对我的事业发展不利。这是晚饭后，我陪爷爷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爷爷亲口对我讲的。我说，爷爷，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还教育群众要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我怎么能相信这个呢?�
打我记事时起，爷爷就专为别人看屋场风水，采阴阳地理。经常听爷爷说，太极分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济……我说，政府那大门建了几十年了，在乡政府里作领导的也无数，每个人的生辰八字都不一样，难道他们都适合，就只有我不适合?�爷爷没有与我争论，因为我是爷爷最疼爱的人，只要我坚持的事情他是从来没有反对的，即使是错误的。爷爷没有给我细讲那大门的朝向对我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不利。
酒一杯杯地下肚，烦恼、苦闷、忧郁或憎恨，像晨雾和暮霭一样，笼罩着我那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人生的方向突然间便消失掉了。这时，我真正地懂得什么叫做茫然。
此时，刚调离乡里的张书记的心情与我是天上地下的，包括即将到来的李书记的心情也应该是高兴的。人啊，只要是换一个环境，只要不是降级使用，他都是兴奋的。我正在郁闷地举起杯的时候，秘书小刘与张书记走进了这家小饭馆。小刘发现了我，兴奋地喊道：“马乡长，你的手机关着，我到处找你都没找到。”小刘是一个单纯的孩子，去年大学毕业，今年上半年才分到我们乡政府来当秘书。此时，我的心情只有张书记清楚。三年来，好几个乡镇的一二把手都调整了，就是看我们的班子配合得好才一直没有调整。从那几个调整的乡镇情况来看，都是书记走了，乡镇长顶上去的。可见我们的班子是团结的，配合是默契的，所以说，组织上并没有动我们。可是，这次大调整的时候，我的搭当张书记走了，而我却没有顶上去。莫不是爷爷说的政府那大门朝向的缘故?�可是，如今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爷爷已经作古了，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只好找到爷爷的徒弟，也就是我的大伯。大伯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后，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毕竟我的升迁也是我们祖上的光荣。天才麻麻亮，大伯就带着鼓鼓的一个包来叫我。大伯那个油腻腻的包是我给他的那种电工包，那是大伯第一次随爷爷出门“做艺”时，我送给大伯的。我说，你带着这么大一个包干什么?�其实我是不满意大伯拿着这样一个又脏又破的包。大伯说，都是必要的工具，大伯边说边解开包：“这是罗盘，架向用的，这是书……”我说，大伯啊，你都快成科考队员了，你想过没有，堂堂正正的乡政府大门，时时刻刻都有进进出出的人，你又怎么架罗盘，让人家看见了，说我这个乡长相信封建迷信，这后果想过没有?�
大伯这才恍然大悟：人老了，糊涂了，这罗盘是不好架，但又怎么办呢?�大伯这一反问，使我怀疑起爷爷是不是将看屋场风水这门手艺真正地传给了大伯。因为爷爷并没有架罗盘就知道那大门的朝向不适合于我。大伯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将那罗盘又放进了包里。
大伯站在乡政府的大门边凝神远望了大半天。乡政府没有人知道那是我大伯，以为是前来上访的老头，怕沾上了“首问制”而没有人去搭理他。而此时，我正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给县领导汇报“扫黄打非”的专项整治工作。
很敬业的大伯最终还是忍不住将罗盘从包里取了出来，摆在了从政府大门口径直往前走十米的地方，那是一丘正长满油菜花的稻田，油菜极为茂盛，大伯在田埂上摆上罗盘，在政府的大门口是看不见的。大伯一会儿蹲一会儿站着，很是认真。这可能是大伯看屋场院最认真的一次，我想。
中午吃饭的时候，大伯把看了的情况反馈给我，说现在大门的朝向是坐西朝东，和我的生辰八字不合，不利于我的事业发展，要改为坐北朝南。然后，大伯还给我讲了好多南北及水火之类的看屋场的专业术语，至今我只记了他说的一句顺口溜：朝南起个屋，子孙好享福。
我说，按你这个逻辑，那乡政府这栋大楼不是要拆了重建?�
大伯说，风水的玄机全在于阴阳的变化发展，“一阴一阳谓之道”，通晓了阴阳的变化发展之玄机，风水的吉凶尽在掌握之中。“道可道，非常道。”改大门的朝向那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就像人的身高那样，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而阴阳的变化就是人的后天造就。
由此看来，大门的朝向是非改不可。
如果大门只是适当地偏移还是好办的，按大伯现在的讲法，大门纯属于改了一个方位，而且现在那地方正好是办公楼的侧面，进门后的地方不宽敞，门外的路也没有。
我问大伯：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大伯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李书记可能知道我的心情不好，因此，他在我的面前也显得一副颓丧的样子，以此来迎合我的情绪。为了能够达到修改政府大门的目的，我趁李书记对乡政府工作的情况还不熟悉，就对他提出，要把办公条件改善一下，把政府的大门的出口改一个方位，这样的话，政府的大院就显得宽敞一些，便于干部们的娱乐。没想到，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李书记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幼稚。他只是笑了笑，没有明确表态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使我想起了在县里给领导们请示汇报工作时，领导那含而不露的表情。这事就这样悬着了。
关于政府大门的修改，我并没有死心，一直在暗地里筹划着。我在县城请建设局设计室的两位小兄弟撮了一餐，一星期后，他们就给我拿出了乡政府新大门的建设设计方案。初步预算要四万块钱，这个数额相当于我们政府全体干部职工两个月的工资，而乡里又没有别的收入来源，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即便是李书记赞同这一做法，也无法实施。我便千方百计筹措这笔资金。我总不能打一个报告给领导说，乡政府的大门朝向不利于我的发展，要改一下，请领导给我点钱。这样的话，人家会说我发宝气，不够格当乡长。我便以乡政府大楼年久失修快要垮了为由，给县长打了个要五万块钱维修的报告。县长当然知道事情并没有这么严重，只是向他要点小钱用而已。县长便信笔在我的报告上给批示：请财政解决一万元。我千恩万谢退着屁股出了县长的办公室。正当我在筹划着从哪再找三万块钱来补充欠缺部分的时候，李书记问我，县长给的那一万块钱我俩用来出趟差吧，省建设厅我有一位同学在那当处长，主管小城镇建设这一块，去那里跑跑，要点资金。我感到十分的纳闷，这事并没有给他说啊，我也交待财会小苏不要给李书记说县长批了一万块钱的事。莫不是小苏出卖了我！县长不可能给李书记说他给了一万块钱的事！既然李书记知道了这事，我还得给他明说。我装出一副很惊讶的样子：哦，这事我都忘了，那天我在县政府的大门口遇到县长，顺便给了个报告，他一时高兴就给我们批了一万块钱。这里我没有忘了加上“我们”这两个字。李书记听了显得很高兴，我看得出李书记的高兴是装出来的，因为他马上就扯别的事了，对这个事不是十分在意。如果真的高兴的话，他会围绕这个主题说上几句的。现在看领导的能力，不是看你怎么会说怎么会写，而是看你从外面要了多少钱。干部们看的是实惠。我不声不响地得了一万元，李书记他显得没有面子。许多时候啊，钱这个东西有还不如无哩。 [ 2 ] 我没有问李书记与他的同学联系好了没有，问了的话就显得我没水平了，这样的事李书记肯定联系好了才叫我去的，他告诉我星期天出发我就与他一块出发。省城比较远，要坐一晚上的火车。这是我第二次去省城，第一次是陪父亲到省城看病。因为我上大学只是在市里，工作后一直在乡里，连市里都去得少，更何况省城，对于省城完全可以用陌生这个词来比喻。到了省城后，才知道李书记那个在建设厅的同学出差了，要半个月以后才回来。看来这次的省城之行是白跑了，我就产生了些想法，因为浪费了用来修改政府大门的钱，政府大门没有修改进而影响到我的发展前途，我肯定很生气。但是，我并没有显露出来。我想，办不成事我玩一下还是可以的。李书记是在省城上的大学，朋友多，熟人也多，到省城一下火车就电话不停，他可能更不想急着回去。李书记白天基本在睡觉，晚上带着我这里喝酒那里听歌，很是繁忙。我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便买了一张市区地图，照着上面介绍的重点地方一一现场视察。其间，我做了一件违背一个共产党员基本标准的事，在这里坦白，请大家原谅。那天，我手里拿着地图站在公共汽车站台上对照着找地方，一位长相很清纯的女孩子来到我的身边，说她是安徽的，出来打工没找到事做，两天没吃东西，饿得没力气了，要我借点钱给她，她回到家就寄来还给我。我认真地打量着这位小女孩，怎么看也不像一个骗子，就从身上翻找零钱，发现最小的也是一张十元的，就递到她的手上。我想，她会感恩万谢地走了。哪想，她竟然用她那甜甜的嘴巴跟我搭起话来。后来，我就随她到了她的出租屋，然后做了男女之间不该做的事情。开始，我们说好了的，五十块钱。可是完事后，她突然改掉了温顺的面孔，说要四百元，否则她就喊她的哥儿们来收拾我。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吓得两腿筛糠，只好乖乖地给钱走人。
到第六天的时候，我该看的地方看了，我实在有些呆不住了。便说，我们回去吧，我们每天的住宿费要两百块钱，还要等那么久，把钱搞完了就回不去了。再说，我俩都出来了，家里的事不晓得怎么样?�李书记说，出来了就不要管那么多。他还说，我们等久点显得心诚啊，这点住宿费算什么，到时候要我老同学结账就是。
我们等到第十一天的时候，李书记的同学出差回来了。处长毕竟是处长，无论是穿着还是谈吐都很有风度，与他在一起明显地感觉我们的委琐。自卑感严重地压迫着我们。李书记可能与他是同学的缘故，显得随意一些。而我总是缩手缩脚的，有些放不开。没说几句话他们就进入了正题。李书记说了他的想法后，他的同学明确地答道：全省在一百个镇搞小城镇试点建设，每个地方支持二十万元左右。可是你们是乡……李书记的同学显得十分为难。李书记说，是不是可以通融。他同学说，这不行的，全省上千个镇，只选一百个镇来搞试点，还选到乡去是不行的。我们还谈了很多，基本上是围绕这个项目的问题，由于乡与镇这个问题的区别而定不下来。
二十万啊，差不多是我们乡里干部们一年的工资，我们一直在想如何套用这笔资金的办法。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给李书记出了一个点子，说我们县里有好几个镇，而他们又没有这个路子，何不给他们把这个项目弄去，要他们分点钱给我们?�李书记大腿一拍，说，妙，这个办法好?�其实，这个主意我早就想到了，只是当着李书记老同学的面不便说出来罢了。
我与李书记在与北首镇的书记们谈这二十万的分成的时候，我就一直把修改乡政府的大门作为一个附加条件。李书记几次提出我们多拿点钱不要他们修，我却坚持不同意。我说，上面给了我们那么多钱，我们不办一点事，都拿去游山玩水也不行啊，这钱本来是拿来搞小城镇建设的，我们不用来搞小城镇建设，乡政府不建一下也说不过去。当然，我私下里也做了北首镇书记镇长的工作，要他们同意这一做法，并许诺将这起工程交由他们来做。
就这样，我们算是十分轻松地得到了十万块钱，同时，大门也给改了，可算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
修改大门的具体工作我交给了罗副乡长负责，因为整个工程是由北首镇负责出资，罗副乡长负责也只是监工的作用。我把大门修改的具体要求交待给罗副乡长后，我就和李书记跑项目去了。得了十万块钱后，李书记觉得很有成就，李书记的名声也因此在乡政府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随后召开的一次领导干部会上，李书记提出了要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他说引资比干什么都快，比如说，这次到省城。就这样李书记就与我外出引资去了，我们这次出去引资的地方是在深圳。因为乡政府的大门按我的意图得到了改建，我的心情很好。其实，李书记这次去深圳也没有与谁联系过，他与我一样也是第一次到深圳。所以，在这里已经不像在省城那么有人请客了，什么都是自己掏腰包，住宿费也比省城贵了一倍。一星期不到，我带来的一万块钱就快花得差不多了。该看的我们也看了，该玩的地方我们也都玩了，我提醒李书记是不是该回去了。李书记说，我们回省城看看他的老同学，也就是给我们二十万元项目的建设厅那位处长，于是我们又飞回了省城。我用我的银行卡取了三万块钱，把两万元交到了李书记的手里。第二天，李书记说那两万元已经送出去了。我说回去找发票冲账就是，李书记没有告诉我送的细节。
十天后，我们回到乡政府时，政府的大门已经彻底地改了方向。远远看去充满了无限的新意，我想，政府的大门会带给我一个全新的自我了。我的精神也随之而振奋，做事干劲十足，连续下村解决了几个历史遗留问题，跑县城找领导的干劲更足了。李书记比我更有信心，他思考的问题总是从全局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尽管觉得有些问题虚幻有些不可行，但是他从省城弄到那一笔钱后，就有了服众的理由，也因此没有人对他有什么评价。有了钱，许多工作我们都可以摆平，比如社会治安、计生工作等等这种一票否决的工作，以前我们费尽心机去抓，但是效果不是十分理想。现在我们只是适当抓一抓，再给这两个主管单位一点赞助，我们的工作也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排位就上升到了第一位。一时间，李书记与我在同行中就有些神气十足。一些工作我们做得并不怎么样的，也得到了县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比如，我们乡的农业工作，一直是弱项，因为我们乡里的群众大都以经商为主，从来不重视农业。可是今年的农业工作现场会却放到我们乡里来召开。为此分管农业的罗副乡长忙坏了，又是采点又是准备汇报材料。半个月来，他明显地瘦了一圈。
现场会那天，县长带着全县各乡镇的乡镇长和分管农业的副乡镇长一大帮人来了。来到一片西瓜地，罗副乡长拿着一个手提喇叭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像一个导游员，不停地介绍着我们乡的农业开发情况。我走在县长的身边，给县长对罗副乡长的介绍做些补充和解释。当然，我也能听到各乡镇的乡镇长们的说话，他们大都在开一些无聊的玩笑，但也有几位有些愤愤不平，说他们乡的工作还要有特色些，县里确定的参观现场有问题。而且议论的声音很大，明显是议论给县长听的，全然不顾我的所在。中午在乡政府吃中饭的时候，我给各乡镇的乡镇长们敬酒，他们显得有几分应付，少了往日的那份亲切。突然间，我有了一分孤独的感觉。
一个月后，罗副乡长调到一个镇当书记去了。这种从副乡长直接当书记的事在我们县还是第一例。理由是罗副乡长在一个农业不是强项的乡就能如此地抓出成效，如果在一个农业强项的镇去，那工作会更加成绩斐然。
我不是嫉妒罗副乡长的提升，只是觉得罗副乡长的工作也应该有我的功劳，我是乡长，他是副乡长，乡长不支持，副乡长的工作能够上得去吗！副乡长搞工作乡长不批钱，他能做得成吗！更何况这次也腾出了两个乡镇党委书记的位子，也应该给我安排一个啊，论工作实绩还是工作资历，我都应该排在全县乡镇长的前面。我火热的心情又有些悲凉起来，情绪低落到了当初张书记刚调走的那个时候。可是，我扪心自问，觉得这两个乡的乡长如果顶上去也没有错，张书记走的时候我也不是有这个想法吗！可是罗副乡长却去把别人的位子给顶了，而且他还是一个副乡长，我这个乡长却没能去干这个书记！
人啊，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容易产生宿命的观点，我也如此。这时，我又想起乡政府的大门朝向问题。莫不是罗副乡长在负责修建的时候动了什么手脚！我又把大伯请到政府来“核实”一次。大伯这次是空手来的，他的那些工具没有带。大伯站在政府的大门边看着远方，一会儿戴眼镜一会儿脱眼镜。大伯说，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我把罗副乡长的提升及县里的调动情况给大伯简单说了一下。大伯显得认真起来，他说他要回去把工具带来。那天是星期六，政府院子里的人大都走了，只剩下我和几个半边户在政府守家。这时，大伯来了，大伯装着是路过这里来看我的。这是我事先和大伯说好了的。大伯说他去给别人看屋场了，我就在政府的院子里当着大家的面像开玩笑地说道：“你给我们看看政府这屋场怎么样！”大伯就拿出罗盘认真地架起向来。大伯边看边和大家说笑着，显得十分随意，像是看着玩似的。我暗地里佩服大伯的演技。当着大家的面，大伯一个劲地说好，说班子合睦事业兴旺发达，百姓安康富裕等等之类的，说得大家心里暖洋洋的。
背地里，大伯告诉我，大门歪了两寸，如果不歪那两寸的话，对我就更好了。不过歪那两寸对我没多大影响，只是在提拔的时间上显得迟一点。我想，这不要大伯给我看我就知道了，凭我的资历、能力和实干我迟早会上去的。我的信心也随之而起，拖了好久的两口山塘水坝的修复工作问题，我马上就去给予了现场拍板解决。
（责编／孙建新）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