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友人邀约，到一个小城市去做一台晚会。 导演、监制、美工等一行人先头去了，他们是要流汗甚至哑了嗓子的。我见过婉约的女导演，上了排练场就摇身一变，手执话筒，在酷日下指挥一群精壮的武警们做各种阵形和造型，呵斥声回荡得很远，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的婉�将军林四娘，是“叱咤时闻口舌香”，又是“列阵挽戈为自得”，我没有那样的本领和魄力，唯有羡慕。我的任务是做文案，拿到资料后，可以在家中的灯下喝着茶完成，一边写，一边偷空走神，还不时到厨房照看电压力锅里的粥。
有人说，艺术本来就是无中生有，或者是弄假成真，其实，不仅是艺术，人生百般，大致如此。我们这个也不敢妄称艺术，用他们行内的话，只是“干活”而已。人活着，总要干活的，但是，那一天监制打来电话，让我去实地走一趟，我还是延挨着，犹豫天气热、路途远，不情愿出门。
好容易提着旅行袋下了楼，走出院子，到大门口等着。马路上的车多了，一辆辆在炽白的阳光下驶过去，看不清车里的人脸，连同他们的日子也被隔在贴了膜的车窗内，看不清楚。倒是那家杂货铺的湖南籍老板，50多岁的人了，嘴像孩子般嘟起来，埋头给一个短裙女郎修伞，一只老猫蹲在他身后的柜台上，黄绿的琉璃眼眯着，严阵以待：还有楼檐下的阴影处卖牛奶和报纸的女人，给这夏目的暑气熏了一天，委顿下去，斜靠着水泥墙打盹，他们才是最真实的，永远不变。
我站了片刻，又恍惚起来，一时不知自己是谁，将要去哪里了。
终于，一辆底盘很高的越野吉普在面前停下。车窗无声地落下去，一眼照见的，是一口被烟熏得焦黄的长牙，由于习惯性的笑，暴露无余。几分讶异地寒暄了两句，他带着明显的贵州不知哪一方山地的口音，声音嘎哑，话音却短促，伴随示好般的兀然发笑，不知道是谁的司机。这个行当的司机们，在我的印象里都是有腔调、有做派的。20多年前大学毕业被分配在电影公司，文化厅的一位司机开车送我们去乌江边的一个县城支教，连绵的大山与天比肩，弯路跌宕，他的车里，放的是韦瓦第的大提琴协奏曲。西洋音乐的华丽谨严，苍凉得像洪荒时代的大山，加上离家远行的好奇和凄惶，汇成一团，压在心里长久也不散。不过，世界早已变了，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
上了车，前排还坐着一人，40来岁，头发齐肩，黑皮肤，穿一件迷彩服，倒像“搞艺术的”。而他回头笑笑，是一张常年在户外劳作的脸，一脸善良而小心的皱纹。我还留意到他扶在后背的一只手，指甲里有洗不掉的泥垢，手指像树根一样粗拙。而且，他有一点口吃，习惯用笑来代替说话，是那种就当没有他这个人的笑。
车夹在车流里，向城外行使。他俩沉默着，我也因为密闭的车厢里的冷气，再次后悔这趟行程，又埋怨自己总改不了的优柔寡断，很久，才感到气氛有些局促，于是就说天气。
他俩像被解了围似的，附和着，热烈地说起了天气，他们是善意的人。有的人，心里是长了刺的，自矜、防卫、夸耀、比较等，别人需跋涉着曲折而行；而这两人是这样的，他们的心是沙地，柔顺无形，仿佛随别人踩出什么样的印迹都行。
司机显然到过很多地方，北京、上海、武汉、兰州、遵义、六盘水、毕节，那里的夏天他都经历过，或挥汗如雨，或蒸闷无处可逃，或意料不到的凉意让他患了一场重感冒，倒床不起。他的叙述平实，词语单调，并不见精彩，但他兴致盎然，倒有一种来高接高、来低接低的爽快，不夸张、不怨艾，天生来这生活对于他就是如此，一切都很明白和坦然。
长发的人笑悠悠地听他说的每一句话，会心而凑趣地呵呵笑。偶尔插言，说自己经历过的热天，又自知口吃，慢慢地说，被打断了，就噤了声，仍是笑眯眯的。如果耐心地听，他就有了一种感念，把脸别扭地转向你，看着你的眼睛，表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认真。
关于天气，我们一直说到了高速路上。渐渐地，我发现这司机逢车必超，起了担心，让他不必急着赶路，安全要紧。他说：这个你放心，我开了几年的车，经常跑夜路，一开好几百公里，车皮都没擦过，不信你问他!长发的人又是笑，算作回答。
这样，我们又由天气说起了车祸，击鼓传花一般，一人一个往下说。我本来是几分无心的，后来竟听得发疹了，因为他们仍然不夸饰，不渲染，就有一种青天白日里的恐怖。司机脸上挂着笑说：有一回，我开车快到扎佐的时候，看到前面出了车祸，我就把车停下来去看。是一辆小面包和大货车对面撞在一起，两个车速都快，面包车的车头撞得稀巴烂。我去看的时候，那司机已经死了，他的十根手指头血糊糊的，筋连着骨头，粘在方向盘上。围了好多人，没一个敢动，我上去把他的手指头一根一根地掰下来，把他抱到路边去。
长发的人笑嘻嘻地听着，眼角的皱纹入鬓，但并不能消解我心里的寒气。
扭头看窗外，不知车行到了什么地方，独立的山丘逐渐连成一片，日影西斜，陌生而广阔的大地。佛法说，人在天地间，缘起缘灭中，是独来独往，无人替代的。这样无名的远山，我是很多次地经过了，去哪里，做什么，大多已经记不清，就连记忆也像水中花镜中月，来了又去。
我说：哎哟，我们坐在车上，还说了这半天的车祸，不吉利。司机说：嗨，我从来不讲究这些，该死不得活。他兴致不减，又说起了另一起车祸，这车祸有着蹊跷的偶然性，专为证明不该死的偏偏死了。末了，长发的人笑道：所以，人是有命的。
说到了命，是一个更大的、带有终结意味的话题。一时间，我们在这个话题前都有些郑重和茫然，静默了下来。前方路面的指示牌上写着，小城到了。我又觉得诧异，跟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竟热闹地说了一路，三个小时的路程好像只在倏忽间，而且还没有问他们姓名呢。
司机把车直接开到一个广场上，舞台就搭在这里。下了车，迎头就是人和事，和监制说节目单，和导演说主持的出场，和当地负责人说主题，他们都是忙人，电话不断，大战即临的样子。这还只是前期，待演员们从各处汇集了，灯光拉来架上，多媒体安置好，彩排走台的时候，方见各路诸侯摩肩接踵、人仰马翻。我很快忘了同来的二位，偶尔瞥见他们，不是在人群后面站着，就是在一个角落蹲着，吸着烟，笑盈盈地看眼前人来人往，听各种人声此起彼伏，满脸的谦卑、恭顺和耐心，随时候命的样子。
天黑透了，一班人马才聚到小餐馆里，闹闹哄哄地吃饭。我跟这二位对面而坐，间或视线对接，友善地笑笑，以示同路而来，谈论过天气和车祸。他们还是不言语，别人说便附和地发笑，抢着给大家盛饭。这桌上还有一位领导的司机，气宇轩昂，声若洪钟，一肚子走南闯北的见闻，说话很能卖关子、抖包袱，很快成了主角。一念之间，我又猜测对面那二位的身份，黄牙的，自然是司机了，口吃的，或者是他的朋友亲戚，闲来无事了，跟着走一趟的。他们是大量涌进城市里的农民，有着我不熟悉的日子和心情。
饭后，监制照例安排了一堆次日的杂事，然后问我，愿意留下还是愿意跟原车回去，我看看这二位，他们仍是听命的样子，咧着嘴笑，令人放心和信赖。我说愿意回 去，一一告别了出来，事必躬亲的监制也跟来了，他疲累至极，眼有血丝，但还是打起精神送我们。
然后，我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因为他握着司机的手说：刘总，辛苦，这事情就拜托了!
司机满脸堆笑，微哈了腰说：没有没有……
车渐离了小城迷蒙的灯火，驶进黢黑的山影里。刘总按开车上的DVD，是容中尔甲唱着歌，在雪山下、草原上，五彩的经幡前，披肩的卷发和一排小胡髭，唱的是爱情、故乡和远行。我碰巧知道，他是很受司机们欢迎的，无论南北的长途客车、农用运输车、加长货车，都常响着他的歌声。
我问道：哦，原来你是刘总啊?长发的人转头回答：他是我们公司的刘总。我又问：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刘总几乎是害羞地笑了，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看看，公司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宏辉”，是搭建舞台的专业公司。这倒是闻所未闻的，我也算参加了多台的晚会，演出的时候只顾看舞蹈不出彩，主持有口误，舞美尚笨拙，灯光显凌乱，从来没想到这个行当里还有人是专门搭建舞台的，而搭建舞台的，还是二位的民工模样。
刘总的公司，竟有40多人的规模，还有几个负责设计的大学生。前一年他到云南去参加招投标，赢了一家中央台的单位。我问他怎么想到做这个冷门行业，他说，自己是苦孩子，父母早亡，兄弟四人，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去深圳打工了，在那里近10年，也没挣来钱，又回到了贵州。起初他在这一行里打零工，爬上爬下，敲敲打打的，几年后，学会了设计图纸，便自己包活干起来。他是个喜欢琢磨的人，他的办公桌上，堆的是各种新型材料，客户只需把舞台的美术设计图给他，他就能用最便宜的材料做出最理想的效果，而且，他还有国家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现在的舞台花样百出，不动脑筋是不行的。
我听着，明白了他的辛苦。搭舞台是急就章的活，造一片虚幻的繁花似锦，需要没日没夜地赶造，演出一结束立即就拆了，的确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我奇怪道：有这么多舞台要搭吗?刘总说：忙不过来啊，今年我都推掉了好几个，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没命地干，太累了。
一场晚会，大家都去看舞台的流光溢彩了，没人关心搭舞台的人。大约是很少有机会来说一说自己，刘总一直不停地说着，开始说公司，后来说身世。他的妈妈临死前，把四兄弟叫在一起，要他们发誓以后不管怎样都不分开，所以，公司一有起色，他便把各地打工的兄弟们叫了回来，这是最让他骄傲的事情。还有，他在近郊买了一块地，修了一栋房子，楼上的2千多平米住他们一家3口，楼下是库房和加工车间。我惊异他有这么大的房子，他说：所以我一出门，她就害怕，带着娃娃回娘家等我。他把手机递给我，上面是一个时髦少妇抱着一个小女孩。
长发的人睡着了，不再听见他的笑。后来，我也睡着了，不记得刘总的话说到了哪里。
听见叫我，猛然惊醒，又以为仍在梦里，看看窗外，原来是已到我家院前的马路上。我问长发的人哪里去了，刘总说，已经把他送到了家，那是他们宏辉公司的施工队队长。
我提着旅行袋下车，谢谢他的相送。夜半昏暗的路灯光里，见他精瘦的模样很是精神，像早晨刚醒来，仍是诧异。他愉快地挥手道：祝你做个好梦。这是这个叫刘总的人，在短暂的萍水相逢里，说的最有文采的话。
2
那时候，我嫁鸡随鸡，跟着丈夫从贵阳来到了天津。
来北京机场接我们的，是丈夫多年的好友，匆促的人流里，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是那种标准的北方男人，煎饼果子豆腐脑，养出了高大平整的骨骼：俊朗的眉眼，长而直的两腿，中年的稳沉，加上一件延及膝下的黑风衣，大有明星的风光，惹得急走中的几人扭头多瞧他一眼。到了面前，一笑，却是平和而厚道，邻家大哥一样满无遮拦。
丈夫说，他是个乖孩子，为人和善，生性俭素，起居有度，每日绕着校园湖边散步一小时，而后猫在家里品茶、养鱼、看足球。他是多年前转业到高校里来的，因为性情坦易，与人事无争，倒在教授博士如林的环境里升到了培训主管。这一来，大有往来无白丁之意，饭局酬酢不断，对他却是苦不堪言的事情，常左支右绌，避之不及。
渐服了水土，新鲜感也过去了，面对的还是循环往复的日常。我喜欢在窗口站着，看楼下人工河的拱桥和对岸马路的车流，尤其到了上下班时间，自行车的潮水漫起来。汩汩流淌，复又落下去，把宽广的阳光还给路面。风沙天，女人们用一块纱巾把头囫囵地包起来，我叫她们“古兰丹姆”；寒冬，男人们带上皮护肘、皮护膝和皮手套，只剩一双眼睛露在外面，我又叫他们“特种队员”。丈夫说，他怕见我站在窗口，因为不知在想什么，为防止我“闷坏了”，便给我介绍了几位女朋友。他不知道，我其实是可以闷着过下去的。
他目光所限，又自作主张，替我介绍的，是几位女博士。在一起吃了两三次饭，虽也言笑晏晏，但内心深处还是难得相应。对于女人，我有自己的范本和喜欢，那是善良、柔和、明理，有一派天然的单纯和包容，有土地和生活的气息，无关学识、地位与美丑。天生男女，自有本分，现代文明渐渐混淆了这一切，人性本来的简单和朴质倒难见了；尤其是这交杯换盏的场合，人往往像大棚里的蔬菜，有农药和催生剂的印记，又如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有科技和金属的味道，何况，她们忙碌、郑重，其实也无暇和我扯许多无益的闲白，而闲白，在我看来，真实的人生往往就藏在里面。
但是，对方茜，那好友的妻子，一见她就说不出的欢喜。
她也是个高大的北方女人，跟丈夫挽着手走在路上，像两个退役的模特。不过，她的高大是丝毫不让人压迫的，因她举止灵活协调，还有一副好听的嗓音。听她说话，真是松风竹响，还有春雨润物的感觉，这雨，是落在天津深深的里巷和院落里的，染着了那里年年月月有滋有味的日子。人都说天津话带侉气，适于在影视剧里由引车卖浆者、听差打杂者、投机钻营者操着，女人一说更有违雅闻，可是，天津话偏偏适合方茜来说。我听她跟迎面的大娘招呼，在电话里联络生意，和售货的拉家常，她那边话音落了，我这里还拣在心里逐句回味着，一声一声的，说不出的好。特别是她和丈夫说话，虽是柴米油盐、道听途说，也像有一阵曾经风靡的电影配音，简爱，佐罗，魂断蓝桥那样，由乔榛、董建华、刘广宁他们说出来的。
方茜不是女博士，只读完了高中。她的父母在一家国营厂做工程师，她就在那厂里骑着自行车长大，因个头比同龄人高，还被挑选参加了市里的篮球队，四处去比赛，也觉得是一种风光。
可是，她的个子并没到国家队的水准，遇见厂里招工，想来那才是稳靠的生计，便去做了工人。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在这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也算乐业安居了。
她就是有那么一股子聪慧、大度和善解人意。芸芸人生的中国人里，也酝酿着她这样的人物，在平常的喜怒哀乐、是非烦恼中长成，一粥一饭的，就懂得了立身之道、往来之礼，能够坚持和隐忍，还有一种灵巧和得体。终于，方茜靠自己的秉性脱颖而出，几年后，她从工厂的机 床边被调到局里，做了局机关的团支部书记。
我见到她时，这个行业的工厂在长期的不景气后破了产，局机关也撤销了，习惯了埋头工作的方茜拿着一份下岗工资，又步入了这城市常见的大女们的行列。别人给她介绍了现在的丈夫，他虽离异过，但相貌堂堂，踏实稳靠，还有他的高校背景也很让她动心，她说，我自己呢没学问，偏就爱有学问的人。她还常冲着丈夫对人说，我的任务，就是把这家伙伺候得好好儿的，他的任务呢，就是给我健康高兴地活着，别病了愁了就行。
她在他面前，像娘、像姐、像女儿，还像团委书记，周围人都夸他娶了个难得的好媳妇，有福气。他们住在学校里，这学校有严谨整肃的遗风，邻居们不喜往来，大家的日子比外面的世界刻板单调，方茜闲不住，常包了饺子挨门送去，替人家看着不及照顾的孩子，冬天蹬着三轮帮大伙拉大白菜。她丈夫说，她是居委会编外人员，说时语带温柔，很是受用。
人有了本事，是很难弃之不用的，在很长的时间里，方茜不知道自己的本事究竟是什么。有一度，她以为是持家，可这不足够；有一度，她又以为是做个安心知足的小女人，那也到底意难平。于是，在她的满脸春意后面，藏着很深的烦恼和惶惑，一些时候，那痛是直抵性命的。她丈夫是北方男人的疏阔，总笑她的不安宁，家里不缺她挣钱，哪来那么多胡思乱想。她去社会上，没有青春饭吃了，她的青春已随了一段历史迅速湮没，除了打篮球和当团委书记外，她也没有别的技能，现在的社会竞争激烈，很难有她的一席之地。
就这么过了几年，方茜还是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她找了两个当年一道下岗的旧友，专给装修的人家铺设进水下水的管道。这活路本钱少、赢利小，但灵活，更多的是凭着辛苦和诚信。她投入的热情，让她丈夫吃惊，提起来便摇头，说，就当她是个乐吧。但这不是乐，他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渐渐结束了，遇上赶夜活，他还得开车去很远的地方接她。拌了几次嘴后，方茜便来回奔波，回家做好饭菜又折回工地，他毕竟是温厚的人，心疼她，妥协了，嘟囔着学习照顾自己。
方茜了解世道人心，知道自己的这份工作，摆不上丈夫那个圈子的台面，所以，她忙忙碌碌地在做什么，向来是三缄其口的。我因是圈外人，就去过一次她的工地，傻傻地站在那里，心里只是佩服。铺管道虽然是不大的活计，千头万绪都在里面，从跟别人竞争接活，到进材料，敲这补那，铺设，试水、验货，哪一步都不能出错。不知本来灵性的她，在这一堆乱糟糟的钢筋水泥里，究竟找到了什么。不过，她的话音响在空空的毛坯房里，这房间就有了人气，待得住了。招来的几个临时工都是唐山人，家不在本地，方茜给他们发了统一的橘黄色工作服，说颜色亮了，情绪也会好；又给他们租了房子，配齐了锅碗瓢盆，见面问吃的是什么，哪里能买到便宜又营养的东西；一边干着活，一边问人家的家务事，哪家的媳妇是媒人介绍的，哪家的岳母贪财抠门该怎么应付。她的团委书记和居委会的作风，用来铺管道，天作之合般的贴切。工人们听她吩咐的神情，也有几分像她丈夫那样，她是娘、是姐、是女儿。
我也找着自己的日子。在喜欢上了宽敞的大马路、相声、饭店里大盘的菜肴、蒜苗一样的葱和枣糕以后，有一天，我决定回到贵阳，把后半生的日子交给这个让我过了前半生的地方，那里有着最平常而最坚实的东西；人情、亲情。
我以为这是极其重大的决策，是一道关隘，谁知告诉了丈夫，他倒举重若轻。我们坐在河边浓重的树荫下面，说啊说啊，把几世的人生也翻开来说了一遍，然后，做出了决定。
飞机上，当天津一点点推远，变成一个硕大无边的棋盘。我想，我当然会经常想起它的，还有方茜。
过了3年，方茜夫妇约我们去海南。坐在海口的饭馆里，她那一口天津普通话依旧是北燕啁啾，格外好听。她丈夫笑道，人家现在是方总了，很多人都知道她――就那个，那个，个儿高高的那个姐姐(天津话说“结――解”)!方茜舒心地笑，像小姑娘受了夸奖的样子，再一次令我佩服，她有足够的心量和明净，把那些看似相矛盾的东西，统一在她的性情里，暖人，不刻意，守住了做人的本分。
这时候，他们一向简单的日子面对了一个问题，一年几十万的收入，不知该怎么花。别墅和跑车买了，也不过如此；高档的宾馆、餐馆光顾了，毕竟不如家里自在；北美澳洲去过了，浮花幻影而已，他们是俗世里一天天长起来的平凡人，不是流浪诗人，也做不来背包客，不能天天在路上。可是，毕竟回不到过去了。方茜笑她丈夫：我给他买条裤子，250块，他生气了，说我骚包。下次又买，问我多少钱，我说50，这下他才高兴了。他丈夫说她：去哪儿旅游吧，就爱钻大排档，拖她进馆子，她说那是一半吃饭，一半吃装修。我说姐姐啊，咱现在有钱了，她说，噢，对啊!
异地的灯影，更有浮生若梦之感。听他们互相揭短，让人以为这世上的日子，都能够称心如意的。
但是，方茜又不安宁了。那天驱车去三亚，我跟她坐在后座上，仔细地说了别后的长短，说到后来，人生的面目刹那中就被看了个一清二白似的，一时无话。方茜向后座靠下去，罕有地沉默着，眼底很深。她现在拿着公司的股份，许多杂事不用事必躬亲了，是真正的有钱有闲，她说，想去学心理学。
她丈夫回身道：听听，这人就那么能折腾!四十好几的人了，干得好好的，又要另起炉灶。
方茜笑而不语。她是不让人见到自己的孤独的，这一次，当她转眼去看车窗外茂盛的甘蔗林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了。
今年夏天，丈夫去北京，见到了正在北大学习心理学的方茜。她给我捎来一条薄披肩，还附带了一句话：夏天的空调房里冷，小心寒气入体了。这就是她的话，�乃一声山水绿，冰凉的物质被濡染上人情。她不知道，夏天的贵阳是不用空调的，想起第一次见着她，她亲热地、贴心贴肺地说：噢，贵阳，是在云南吧?
现在，独自坐在贵阳家里，想起外面城市各处的那些人们，我很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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