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风捉影”一词，往往用来揭穿没有事实根据凭空臆想的言行，因为“风”和“影”都是无形的。但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波》和散文诗《影的告别》却让我们“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以鲁迅先生的这两篇作品作为对照来看仝欣的小说《月亮是一条河》的话，我们可以说小说写的是一个“影子”的故事：给“我”的家庭带来灾难的不过是个“影子”而已，但它却是有“重量”的，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多米诺磁化效应”。
灾难由一个电话引起，接完电话，父亲像是被什么东西给一下子击中似的：“电话那边挂断后，父亲还呆呆地举着话筒，半天才缓过神来。”同时，一种忐忑烦躁的情绪被植入了父亲的心里，并在随后的家庭会议上向家庭的其它成员传递漫衍。“最先没有把持住的是母亲，她把筷子啪一声拍在餐桌上，唉声叹气地看着父亲。”然后是弟弟和“我”纷纷被卷入了灾难的泥淖之中。灾难既像一张大网罩在了一家人的头上，改变了他们原先生活的颜色，又像一根磁针，把所有的家庭成员像糖葫芦一样穿成一串，同时把每一个人“磁化”。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那张大网缓缓压了下来，它的重量足以把所有家庭成员压出正常的生活轨道。父亲停止了三轮车的拉客生意，每天像上班一样到各家各户去借钱，母亲被迫从灶台走上了大街，担当起了男人养家的重担，而“我”则不得不把自己填补到主妇的空缺上。弟弟可以看作是父亲性情的另一面，在他身上更多地彰显着灾难来临前父亲的形象(我们先是看到弟弟捅进别人的肚子里的那把刀子，后来看到父亲别在腰间的找人拼命的刀子，这两把刀子就把父子俩粘合在了一起)，因此他就像父亲的影子般跟着父亲到处借钱了。一种固有身份和秩序的打破，同时打乱了原先的一种情感交流方式。我们看到这一家四口的亲情关系，因灾难的降临而呈现为贝克特戏剧《终局》中的状态：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厌恶。弟弟因瞧不起父亲卑躬屈膝而发出的一句愤愤之语，遭到母亲一记耳光的回应，是这个家庭成员之间厌恶情绪的集中爆发，而且爆发的厌恶情绪又像分子的裂变一样迅速在空气中膨胀漫延，同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多米诺效应：母亲因到僻远荒凉的练车场寻找弟弟而遭遇不测，父亲因要为躺在医院人事不醒的母亲治病而卖起了包子，因有一天包子卖得好而一时得意去买肉馅，灾难就在父亲回家的路上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当他被摁着跪倒在那只贵妇狗前的“那一刻，我的父亲彻底垮了。”灾难就这样穿透了母亲、父亲，最终压在了“我”的身上。
灾难不仅在传递同时也在把人“磁化”，它就像植入人体的基因一样改变着一个人的内心结构。“那个威严的父亲再也看不到了，那些在我的脑海中曾经称之为永恒的东西突然破碎了”，他“已经被生活的重担碾压成了另外一个人”。曾经朴实的母亲，在“慢慢变亮的灯光下”数起拉车得来的一叠钞票时，却流露出了“非常贪婪”的眼神。一个曾经有着诗人幻想性情的“我”也被灾难折断了想象的翅膀务实地匍匐在地上爬行。只有那个象征着父亲另一面的弟弟，因过早被灾难挤出了家庭而依然保持着本来的血性，但却迷失在了另外一张无形的大网之中。
小说的结尾又回到了那个电话，打电话的赵元，那个给“我”的家庭带来一系列灾难的人，原来在打完那次电话一分钟后就被大货车撞飞了。至此我们恍然大悟：压在“我”的家庭上引起一系列变故的灾难，其实不过是灾难的影子而已。但这个影子却实实在在地压垮了“我”和“我”的家人，它分明是有重量的。而且具有传染性，从父亲开始它把伤害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其它家人之间传递。而每一个被感染的人不但承受着疼痛的打击，而且发生着心理的扭曲和变形。
纳博科夫对文学有一个形象的阐释：“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紧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小说结尾所揭示出的，灾难不过是个影子，自然就有了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的“文学意味”。
从这一角度来打量这篇小说，我们不得惊叹于作者的艺术能力：以电话开始再回到电话的首尾衔接能力；用一个迟迟不来的灾难与贝克特的名剧《等待戈多》形成互文，从而带给人无尽思考的能力；放重伤别人的弟弟逃得无影无踪，从而为完整的叙述链打开一个切口，为叙事留下更多想象空间的能力；把一个沉重的家庭灾难，轻轻放置于一个虚无的影子之手心的举重若轻的能力；这让我们想到卡尔维诺的一个选择：“如果我要为自己走向新的千年选择一个吉祥物的话，我便选择哲学家兼诗人卡瓦坎蒂从沉重的大地上轻巧而突然跃起这个形象，这里表明诗人的庄重蕴含着轻巧，而那些被人们视为生活的东西，诸如喧闹、寻衅、夹马刺、马蹄嗒嗒，等等，都属于死亡的王国。死亡的王国就像一个堆放破旧汽车的垃圾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