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小品文杂感》中写道:“我只觉得现在的中国,小品文还不算流行,所以将来若到了国民经济充裕,社会政治澄明,一般教育进步的时候,恐怕小品文的产量还要增加,功效还要扩大。”这里,郁达夫不经意地谈到了散文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其中要素有三,即国民经济的充裕,社会政治的澄明和一般教育的进步,而国民经济的充裕则居于三要素之首。
郁达夫的观点当然不是全无道理,事实上,散文乃至整个文学事业的繁荣兴盛,确实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以及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最终制约着前者。我们必须看到和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但是,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却又不能做胶注鼓瑟的理解。因为这当中还有复杂微妙的变数。
第一,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导言”中,曾指出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即所谓:“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后来,恩格斯在写给恩斯特的信中,援引挪威大工业落后而文学繁荣的例子,表达了相似的意见,亦认为:艺术生产的高度发达,并不总是与经济繁荣、物质丰富相同步,有时甚至刚好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此种观点,虽然不属于文艺生产必然如此、只能如此的规律性阐释,但它确乎揭示了艺术发展史上不时发生,一再重复的重要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散文史上同样不乏实例:魏晋之际,社会动荡,经济凋敝,而魏晋文章却波澜壮阔,溢彩流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灿烂的一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相当落后,但却出现了鲁迅这座迄今仍难以超越的散文高峰;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十年,经济生活总体上呈上升态势,而当时的散文创作在今天看来却未免有些虚浮、单调,难见真正的精品力作。这实际在提醒我们,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的进步,并不会必然导致散文的振兴和繁荣。在这方面,我们要避免那些过于简单的推理和有失天真的想象。
第二,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以塞亚?柏林,曾以狐狸和刺猬为喻比,区分并描述过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及其精神活动方式。在柏林看来,狐狸是追求学问的一群,他们只关心也只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的框架内,他们覃思笃悟且渊赡深邃,而对除此之外的事情则往往不太关心也不甚了然;刺猬则是善于思想的另一类,他们关心和知道很多事情,尽管这种“关心”和“知道”在深度与精度上,常常达不到“狐狸”的水准,但他们却能够把这很多事情联系起来和打通开来,就中抽象出某种理念和体系,从而回答更多的问题。对于柏林有关狐狸与刺猬的说法,当代学者朱学勤联系中外历史上动态的社会环境,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阐发。他认为:狐狸型的学问家以解释世界见长,他们凭借体制和专业的庇护,足以持续稳健地增加社会的文化积累,同时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保持大致的无争与和谐;而刺猬型的思想家则以改造世界取胜,其本质上的探索性与实践性,决定了他们是在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中,获得并呈现自身价值的。正因为如此,在大多数社会环境特别好或特别不好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是“狐狸”当道;而只有在社会环境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糟,但变革之风极为强劲的时代,“刺猬”才可能有用武之地,才可能得势。柏林的说法以及朱学勤的阐发,虽然只是知识分子研究的一家之言,但却为我们考察和判断散文创作的态势,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因为真正的优秀的散文家,必然也是清醒的深沉的思想者,所以“刺猬”的命运也大抵是散文家的命运。关于这点,西方散文随笔的行进轨迹,仿佛就是某种印证: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强力震撼与感召下,十六世纪以降的三四百年间,欧洲及美国社会充盈着变革与突进的活力,于是,散文领域出现了以蒙田、培根、孟德斯鸠、卢梭、兰姆、爱默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散文家,形成了群星辉耀的生动局面。这样的局面自然不会出现在万马齐喑的中世纪,而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却也未能让其得到有效的延续与发展。借用余光中的话说:“散文一道,在西方的现代文坛似已趋沉寂,十八、十九世纪大师辈出的盛况,已经淹没于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和杂文政论了。”由此可见,对于散文的繁荣兴盛而言,郁达夫所说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的进步,仍然不具备直接的决定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