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朋友“被诊断”罹患了脑癌，对人生已经“看得很透”的他调侃说：“现在流行这么一种说法，‘病人1/3是被吓死的，1/3是被治死的，只有1/3是真病死的’。我一不怕，二不治，死的可能性就剩1/3了。”病家之言，权当自我宽慰，笔者听后一笑了之，没有当真。可后来的情况，居然不断验证了他的说法。
京沪两地顶级医院的众多专家对他的病给出的“前景”相当吓人：必须立即手术，否则恐怕拖不过3个月。但手术风险很大，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了。即便手术成功，病人的5年存活率是0。患病朋友和他的亲属，了解了这种“前景”后，下决心“不治了”。他坚持吃一些健康食品和调理药物，增强肌体免疫力。结果，朋友的状况持续变好，再拿片子请那些专家们看，他们都不说话了。
再说一位亲戚的经历。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突感腹部剧痛，老伴立即陪他赶到附近一家出名的三甲医院看急诊。值班医生诊断是急性胆囊炎，并说“必须马上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就由他来操刀。闻讯赶来的子女很快七弯八拐地“联系”到该院一位“熟人”。“熟人”说，从症状看，诊断没错，但不一定非“马上手术”。“为什么那位值班医生非要马上开刀呢？”“这就不好说了，也许是因为他从来还没做过这种手术吧。”
想想真让人后怕，如果不是迅速“拐弯儿”找到“熟人”，近八十的老人就可能被那位“热心”的值班医生“练手”了。
如果说上述两例属于侥幸“逃脱”的个案，那么最近《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介绍的就是普遍存在的“不幸”情况了。报道说，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例如，对于一期肺癌患者来说，术后5年生存率可达到90%。国际上公认，这类患者术后化疗不受益。但是，我国的治疗是“流水线式”的，多数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
看来，朋友那个“1/3是被治死的”说法，并不只是出于患者的“业余推测”，而是得到了业内一定程度的“专业认可”。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卫生总费用2005年为8659亿元，2010年为19600亿元，5年翻了一番多，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速。有分析认为，这中间，既有物价上涨、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合理增长，也有过度医疗造成的不合理增长。而有关专家则直截了当地指出，过度医疗犹如一个“无底洞”，吞噬了有限的医疗资源，无形中抵消了医保增加给百姓带来的实惠。
一边是医疗资源依旧紧张，许多人看不上病、看不起病，一边是过度医疗普遍存在，轻率手术，重复昂贵检查，超量输液、给药。出现这种怪相的缘由，无需多说。当公益性机构大面积异化成逐利私器时，“救死扶伤”宗旨就必然被“拼命赢利”所取代，为谋求小团体和个人私利而随意“下刀”、疯狂“宰人”也就毫不足奇了。
令人焦虑的是，医疗改革可以按部就班地逐步推进，挽救生命却不容继续“习惯性”地轻率动刀、过度治疗。非常之事，理应有非常之法。如果全面制止过度医疗还有困难，至少应该在那些业内人都承认的“重灾区”（实际就是“油水”最大的领域）先采取果断而实在的措施，避免随意“被手术”，斩断畸形“流水线”，刹住习惯性地“被×疗”，尽量减少“人财两空”的悲惨结局。
如果继续听之任之，不有效扭转“过度治疗猛于虎”的状况，随着全社会维权意识的增强，医患矛盾必然愈发尖锐，医疗纠纷和官司势必翻着跟头增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免冲破医疗的边界，引发局部甚至严重的社会动荡。
【王传生荐自《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17期/孙 晴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