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绛，字梅叔另作枚叔，别号太炎，浙江余杭县人。他不仅是著名的学者，而且还是著名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１８４０年，满清沉重的国门被轰然撞开，古老的中国被迫走上了“风雨兼程”的近代之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和争取实现中国社会近代化，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主题。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章太炎奋然走出书斋，积极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活动中去。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认识到改良道路行不通，从而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但是，由于其阶级地位和世界观的历史局限性，他的国家民主观又自相矛盾地深陷于梵学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之中，而难以自拔。也正是因为这种革命前后的差异性表观，使得后人对其的评价也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关于章太炎革命方略的分歧
目前学界关于章太炎革命方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一是章太炎的民族革命观。有学者从比较研究的视野出发，把章太炎与孙中山的民族革命观相比，认为章太炎以传统观念看待“异族”统治者，引经据典宣传反满；在推动革命爆发的同时，又模糊了革命的最终目标。而孙中山则把反满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始终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在提高国人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程度的同时，也为辛亥革命规定了基本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认为章太炎的民族革命观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主张研治经学的目的在于辨别汉、满种族之异同，并由此论证反满革命的必要性；第二，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种族偏见的眼光来衡量事物的是非；第三，主张以“光复”代替“革命”，对反满革命的目标认识不清（黄顺力：“孙中山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３期）也有学者认为，“反满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其种族主义的修辞只是策略性的手段而已。”因此，章太炎的民族革命观虽然与晚明以来的种族意识有较大的关系，但是其“攻击的矛头似乎主要是指向清政府，实际上却是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所摧生，其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中足以自存的现代国家”（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４６页）
二是章太炎的国家政权观。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有论者认为，章太炎反对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其实质就是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建立资主阶级共和国。另有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章太炎对“代议制”的态度，其根本目的在于追求一种具有名副其实的民主精神的政治制度，实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体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制。这一思想在其所著的《国家论》、《中华民国解》、《代议然否论》、《大共和日报发刊辞》及《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等文章中均有体现（尹正萍：《章太炎国家政权思想论》，《浙江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笔者认为，对章太炎革命方略的研究评价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把其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章太炎的民族革命观
章太炎的革命观集中体现在对“反满”这一口号的理解上。章太炎不满清政府割让台湾的卖国行径，１８９８年到台湾后，在《台湾日日新报》撰文主张“排满”。后来，章太炎的民族革命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
第一，章太炎明确回答了２０世纪初中国革命家们“反满”、反帝，究竟立足于何处，又以何为归宿的命题。“中国革命家们所坚持的民族主义，决不是为了维护什么封建的宗法制度，恰恰相反，‘我党所称之民族主义，所恃以沃灌而使之孽殖者，舍军国社会之外，无他法’。……它的归宿也必然是军国社会的确立”（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０页）这里的“宗法社会”、“军国社会”是严复译述的英国社会学家甄克思《社会通诠》中的名词。甄克思把重视区分民族界限、热衷倡导民族主义说成宗法社会的思想意识，严复以此为据反对“反满”，保皇主义者借其余唾认为民族主义将“有败而无成”，章太炎对此作了坚决而明确的回答。章太炎在１９００年撰写的《〈客帝〉匡谬》、１９０７年的《〈社会通诠〉商兑》、１９０８年的《排满平议》等文中指出，清王朝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反清已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章太炎针对张静江等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革命派“仇视民族”、“反背科学”、“民族民主即排满”，是“旧世纪革命”等诘难，提出应正确理解“排满”口号。他指出“排满”是“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而非排其“编氓”。他又指出，“若汉族为彼政府用，身为汉奸，则排之亦与满人等”（章太炎：“排满清议”，《民报》第２１号，第１２页）“排满”不是排斥和仇视整个满族，而是推翻汉族统治者的清朝专制政府，这就把革命与盲目仇视异族、盲目排外区分开来。这一思想，不仅唤起了民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还可以孤立少数，团结满族人民，具有进步意义。
第二，章太炎把“排满”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针对清王朝的卖国及封建专制统治，他提出建立各民族平等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１９０３年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１９０７年在《〈社会通诠〉商兑》中又明确提出建立统一的和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之称，系发源于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虽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资本阶级共和国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各民族平等的统一的共和国，但这一主张对唤醒民众、激发广大民众的革命积极性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章太炎自始至终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在同盟会领袖当中，章太炎的旗帜最为鲜明，他大义凛然地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揭露和声讨。章太炎在《革命军约法问答》和《答佑民》等文中对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危害进行揭露，指出“其烈千万倍于满洲”，号召收复领土主权、取消外国的“势力范围”，坚决抵抗“文明豺狼”的侵略（王有为：《章太炎传》，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８５－８６页）基于这一立场，章太炎积极推动和支持亚洲各国革命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并倡导成立“亚洲和亲会”，起草《亚洲和亲会约章》，这“标志着他的民族革命思想发生了新的飞跃。……一是在近代中国首次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的宗旨；二是努力谋求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互相支持、互相联合”（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０页）应该指出的是，章太炎主张亚洲联合是亚洲革命者的联合，他对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的统治者从未放松过警惕，并对其侵略行径进行过不屈的抗争。
第四，章太炎把信赖民众及其觉悟作为革命将可胜利的保证。“法人有言，所志不成，当尽法国而成蒿里，以营大冢于其上。……循四百兆人之所击，顺而用之，虽铲类赤地，竟伸其志可也！”（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１页）章太炎从这里看到了希望所在。章太炎对无政府主义所使用的“公理”、“科学”等吓人的时髦理论表达了自己的憎恶，指出：他们所谓的“公理”，其实只不过是一偏之见；又指出：要以是否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来衡定是与非，进一步体现了他重视民众的民族革命观。
第五，章太炎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强调只有从本国实际出发所得出的结论才可适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发表了《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竭力为清朝的专制统治辩护，吹捧光绪帝的“圣明”，宣扬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革命。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指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华盛顿、拿破仑），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以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他大声疾呼“公理之未明，即以公理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补泻兼备之良药”，并指出，“在今之兴，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
章太炎的国家政权观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政权问题，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奋斗目标。但在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上，章太炎却与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观点不一，尤其是对西方的代议制，章太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独特的国家政权理论。
章太炎国家民主观的主要观点为：“一、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二、国家之作用是势不两立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三、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章太炎：“国家论”，《民报》第１７号，第１页）
当时，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欧美早已建立，然而，各国的实际却让章太炎等革命者感到极端失望。他反复强调唯有具体的个人方是真正的主体。而西方代议制最终却沦为“豪右”专权的工具，他猛烈抨击“豪右”对国家政权的垄断，抨击统治者凭藉国家政权力量对民众的压迫欺凌。与此相就，章太炎认为政府和国家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国家出没，本以御外为期。……�无外患，亦安用国家为？”（章太炎：“国家论”，《民报》第１７号，第５页）
章太炎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后达大乘学趣，兼明华梵及西哲。作为学者型革命家，终极人文关怀贯穿其革命生涯。正是基于此，他批评因代议而出现的“豪右”政权，要求使国家之事业还政于民，任何领袖没有任何理由自居于别人之上。基于以上精神，章太炎对张继等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章太炎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与国家起源本身的，然而现实却是不立国家和政府是行不通的，他又提出通过民主充分有效地监督议员的办法来实行共和制度。即使如此，它仍不能有足够把握保证给人们带来幸福，所以，在他那里共和制度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东西，最终从怀疑走向了虚无。
在《五无论》中，章太炎论述到：将来尽管建立共和制度，国界既存，争斗仍在；私产不废，便免不了争斗；武器不毁，杀掠照旧。一切矜持如何解决呢？只能是共和以后令政权堕尽，以共产为生，熔解铳炮，废绝家庭。然而人类“合旅相争，其势仍不能已”，为铲除这一根源必须“无聚落”。可是，无政府，无聚落，只是解脱无穷社会矛盾第一步，下一步就当实现无人类、无众生，最后无世界。唯其如此，才能消灭一切苦难，断绝一切矛盾，走向万物之最终解脱。《五无论》的最终绝对的虚无主义已经超出了解放人类自身的层面，而是放眼于宇宙，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全面而彻底的进行否定。这是他在诸多现实矛盾中找不到出路的绝望的表现，也可以认为是在艰难探索之后的最终之解决。这种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情绪，现实及理想的矜持是资产阶级地位和世界观的局限、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悲剧，也是中国２０世纪初社会和革命的特点的必然反映。
总之，章太炎一生，不论其讲学、著述及论辩，还是建党团、倡革命，始终以天下、民心为出发点和归宿。章太炎勇于直面２０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方略，对唤起民众的革命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其革命思想和行动当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合实际的偏激之处，但是，这只是“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下），广西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８４２页）其“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５４７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