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与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关系分析 □ 陆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对于 “和平崛起”理论，我们不少人主要从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去认识。其实，如果我们在理论探讨中忽视和平发展与执政党能力建设关系的问题，没有从理论上认识清楚执政党合法性的来源及其维护的问题，无法提出一套关于在和平发展环境下执政党建设的长效机制的话，就会影响国家的和平与发展。
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任何执政党若要实现有效执政，必须拥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所谓合法性，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解释，它“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的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简言之，社会认同现存政治制度是执政党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这里涉及一个社会认同体系如何建构的问题，一般有这样几种形式：能力建构，即强调执政党善于理政和治国的能力，争取社会的认同；成就建构，强调执政党的执政成就，尤其是经济增长的实际政绩和给予民众的福利，确立社会的认同感；道德建构，强调执政党的道德感召力和历史使命感，并以意识形态的教化，巩固民众的社会认同；授权建构，政党通过一定的形式使民众授权给予其执政的地位，因而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传承建构，即统治者的权力主要来自对以前政权的传承，而社会给予认同；革命建构，政党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体制，取得执政的合法地位。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的主要合法性源泉就是来自于革命建构，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中心任务也从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目前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经过长期的发展后，它的政治合法性是靠什么维系？苏共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执政７０多年后终因发生合法性危机而导致丧失政权。所以，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从马克思、列宁的建党论述中，很难找到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其政治合法性如何维系的现存答案。因为他们没有遇到类似战后苏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面临的社会实践。毛泽东意识到了执政党出现政治危机的可能性，但他主要从意识形态角度认知这个问题，并且通过党内斗争和群众运动来解决问题。邓小平真正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功能性转变，即从革命政党转向以和平建设为中心的政党。他所提出的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奋斗目标成为全党和全民的共识，这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在实践中获得了肯定。
然而，从长远看，政治合法性的可持续问题应该长期地予以重视。当前社会民众对执政党的期望内容和评价体系与上世纪５０年代完全不同，而这种区别正是我们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合法性的主要依据。进一步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不能单纯依靠革命建构，它必须转向其他形式的建构。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其他几种形式也在不同程度上都支持着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中共１６大报告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例如，已经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实际上是在运用成就建构、道德建构和能力建构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了。
“三个代表”的思想寓意非常深刻，它敏锐地针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合法性的挑战，试图通过理论的创新解决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基于对苏共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次严肃思考，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共模式建立的，如果不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面临合法性的挑战时，就会难以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增长为主表现出来的能力建构，成就建构，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确实如此，中国２０多年来的经济建设成就为全世界所公认。然而，由于一度过分强调ＧＤＰ增长、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兼顾其他问题，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社会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和腐败现象严重，一些自然和教育环境遭受破坏等等，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对此，党中央已引起高度重视，正通过加强执政党能力的建设和倡导科学发展观，来维系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然而，若要彻底解决问题，还必须从制度上下功夫，用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来维系合法性。这里就涉及到授权建构合法性的问题。授权建构能够保证执政党在授权期限内的政治合法性。再加上执政党通过善政、以人为本和政绩等多渠道巩固其合法性，就能更加稳固自己的执政。当然，解决执政合法性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执政党要善于利用有利形势，将自己的成就和能力通过制度安排转换成合法性来源。
社会整合与中国和平发展
□黄军甫 上海城市管理学院副教授
和平与发展是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和强调的外交理念和发展战略。它的提出不仅有效地回应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使我们在与他们的较量中获得了话语主动权，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望为我国的长期和平发展打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外部环境是其中的一种因素。但从长远看，最关键的是取决于国内因素。笔者认为，制约中国和平发展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是中国社会的和平整合问题。所谓社会整合是指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成为一个协调统一的社会整体的过程。这是一个伴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多元化过程所出现的对某种普世价值和某种基本法律规则的认同过程。当社会不同成员能够和平共处于同一共同体之中，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分享同样的价值信仰和价值目标，这个社会便是一个整合的或者按阿尔蒙德的话说是具有“同质的政治文化”的社会。一个社会能够在高度分化基础上实现高度整合不仅是该社会达致现代性社会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它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前提。当然，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业已凸显某种现代性特征，但中国社会并未完全实现在分化基础上的社会整合。社会成员之间、社会不同部分之间彼此还存在着冲突和互不认同的现象。这种现象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
从经济层面上看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会逐步显现出来。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把这些问题归纳为８个方面。他认为这都是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然而，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中，我认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市场转型问题。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建基于不同社会成员对个人产权和基本法律规则的普遍认同。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整合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努力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不同社会成员仍可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用孙立平教授的话讲，这是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于一个社会之中，其结果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一时。这就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市场手段还是计划方式都不能有效地解决同一时期所发生的所有问题。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有企业改制问题、金融体系不够健全的问题，甚至资源短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等都是社会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缺乏整合的结果。它们的最终解决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
从政治层面上看
香港学者郑永年认为，影响中国和平整合的政治因素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整合的问题。这里又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各民族之间彼此信认和认同的问题；其二是各社会成员基于共同价值和规则之下的彼此认同问题。不可否认，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整合。第二个方面是内地和港澳的整合问题。香港和澳门主权虽然顺利回归祖国，但它们与内地之间的差异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整合。
从文化层面上看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导致了经济分层和社会分化的深入发展。不同的利益集团清晰可辨地出现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然而，政治和经济的多元诉求也在某种程度上解构着旧的价值体系，并影响着原本不证自明的主流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社会生活中互不相容甚至严重对立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方式同时并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诚信危机、信仰危机等都是社会成员缺乏文化认同所导致的价值体系失范的结果。
当然，现代性社会不仅承认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合法性，而且是以此为基础的，但多样性与社会成员遵循普遍主义的社会规则和认同某些普世主义的价值并不冲突。社会成员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系统，或者说没有实现高度分化基础上的文化意义上的高度整合，那么，不要说和平崛起，就是国家共同体本身的存在都将受到质疑。笔者在论及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变迁时曾讲：俄罗斯社会虽然表面看具有无限多样性，但实质上却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各种社会势力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从文化上，大体上处于不同的时代，数百年的帝国统治使俄罗斯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整合。对此，我们应引以为鉴。
人们常说，内忧外患。“外患”往往是通过“内忧”发挥作用的。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那就不仅会从内部制约自身的发展、崛起，而且这种内部的矛盾还将演化为外部势力制约它发展和崛起的有效资源。因此，中国的发展、崛起有赖于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的和平整合。这种整合则仰仗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建立及相应的现代性政治文化的形成。这一任务异常艰巨。它将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甚至执政合法性构成挑战。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则是应对这种挑战的重要举措。
正确处理社会思潮多元化与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
□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要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必须要善于应对各种新的挑战。其中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直接挑战。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如果从客观上来说，全球化是与现代化具有同一内涵的一个客观趋势，那么，任何民族、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不得不融入这一进程中去。因此，全球化就意味着资本、货物、服务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在速度、广度、深度和密度等全方位都有着巨大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各国、各地区的依赖关系也在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这一客观环境下走上和平发展、崛起之路的。
但是，全球化还有其主观的一方面。它表现为西方强势文化的全球扩张。也就是西方大国试图把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普世主义”文化作为全人类的“福音”推广到全球。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西方式的民主理念、自由价值观向全球进行扩张，试图使其同质化和趋同化，建立西方文化的“大同”世界。这是全球化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外部压力。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全球化对中国国内社会思想的解构。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强调全社会在思想上要与此保持一致，从而确保了全社会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但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发展，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这样，西方式的民主理念和自由价值观在对中国进行渗透之时就有了载体。
全球化在今天还表现为信息传输网络化。国际互联网一方面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各地的人们进行及时交流等提供了便捷，但另一方面，也为技术领先的西方发达国家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进行文化殖民提供了更为切实可行的渠道。国际互联网作为一种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比过去任何一种传播工具都更具有渗透性，因而，它既可以推动世界各种文化的发展，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们共享同一种文化价值观的成果，也有可能成为某些西方霸权国家摧毁与其文化异质的其他民族文化的手段及途径，从而消弭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上述情况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社会思潮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西方文化一直倡导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思想等社会思潮已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如洪流一般席卷世界的时候，一直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在西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土崩瓦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过去被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力压制下的各种社会思潮突然释放出一股强大的能量，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与此同时，其他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经过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百余年论战后，也因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由暗流、潜流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冲击着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些思潮往往打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者自居，对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意识形态进行横加指责。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思潮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善于正确处理社会思潮多元化与指导思想一元化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上，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保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和平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能力。为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思潮的引导。各种社会思潮的出现是正常现象，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也不能置之不管。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们的思想必然是多元化的，只有尊重这种多样化的存在，才能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当然，若置之不管，放任自流，则势必危及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关键是要加强引导，要导之以渠，不能堵之以堤。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引导下，一些社会思潮不仅不会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反而可能会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增加自身意识形态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行动的指南，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原封不动地、教条地加以照搬，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墨守陈规。所以，正确的态度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要敢于创新。这也是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之一。中国共产党是有８０多年光荣历史的大党，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正是党的历代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廓清各种错误思潮，才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成果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巩固了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地位。同时，虽然各种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思潮毫无可取之处，其中的合理成分可以拿来为我所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经典作家们在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要进行理论创新，同样需要善于吸收其他社会思潮中积极的因素。这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会因获得了新的积极的成分而增添生命力，同时也使自身更具有包容性。
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对外方针
□李建勇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在当今以一些西方大国强权利益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前提下，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将如何走一条和平发展道路呢？我认为中国必须坚持如下三条基本对外方针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一、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回顾和总结一下中国从建国初期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在对外关系上实行的是意识形态标准高于国家利益的方针。一方面，坚决与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另一方面，又坚决与前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阵营对抗，在两大阵营的夹击、围堵和包围中，中国在建国初期的前３０年中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被封锁状态。为了反击和对抗两大阵营的围堵，中国不得不把大量的国家财力和人力重点放在非经济建设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成为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方面，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中国采取了积极灵活的对外方针，逐渐淡化意识形态的标准，韬光养晦，学会文化包容、学会在世界舞台上“与狼共舞”和在合作中求发展，积极吸收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为己所用。在重大国际争端和是非问题上，坚决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从而走出一条独立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事实证明，在过去的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过去的发展历程中，所能总结出的结论是：只要中国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方针，就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赢得机会，求得生存和发展。
二、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是基于世界各国对世界多样化和文化多元性共识的基础上，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舞台和国际关系上，一律平等。它是建构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石。对于弱国和小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他们立足世界之林、获得世界平等待遇的重要法宝。中国是最早发起和认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国家之一，然而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也曾经走过了一段弯路?熏有过沉痛的教训。在建国初期的３０年中，由于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上习惯用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划分“敌、我、友”，其结果是并没有完全营造出一种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客观上也制约和延缓了中国自身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前提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其核心是国家之间的地位平等和独立。这就要求国家之间要承认差异，求大同，存小异，不强行推行自己的意志和意识形态给对方，学会包容四方。中国在自身未来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以此来保护和捍卫自己的利益。
三、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反对世界单极化，积极营造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和平国际环境。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也需要一个公正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苏两霸变成为美国超强一霸。中国的外交策略从原先的与美国及其集团的一味对抗变为有原则的合作。但现实是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确存在着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即美国在利用其强势推行其霸权主义，左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中国在寻求与美国等强国合作与对话的过程中，必须在牢牢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同时，积极营造和平、公正、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坚决反霸，决不做美国等任何强势国家和集团的附庸。这就要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重大国际问题和争端方面，与其保持密切沟通和协作甚至一致，从而化解世界单一化结构，形成世界格局多极化，逐步营造一个和平、公正和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经济水平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加速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有利于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平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公正、公平的早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不仅有益于中国自身，也有益于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