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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疫情时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有感7篇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1-04-21 20:03:08 点击: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体系需要改革,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扩大IMF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但改革不意味着推倒重来式的革命…小编为您整理了《后疫情时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有感7篇》,供您学习参考使用。

    后疫情下彰显制度优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

     数字贸易 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力量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数字化浪潮蓬勃兴起,数字产业化规模扩张,产业数字化态势强劲,推动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贸易是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共同演进的产物。近年来,数字贸易发展迅猛,正在重塑和创新各类经济活动,全球价值链以贸易为纽带在全球范围实现资源配置,数字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正在成为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力量。
         数字贸易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
         总的来看,数字贸易既能通过数据流动,加强各产业间知识和技术要素的共享,引领各产业协同融合,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也能带来颠覆性创新,催生大量贸易新业态新模式,重塑全球价值链。
         其一,数字贸易推动更多服务和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是以有形产品或无形服务为载体的一系列上下游经济活动组合而成的价值链条,这些经济活动包括研发、设计、加工、营销、售后等,它们通过贸易相互连接,也通过贸易实现价值增值。价值链上的各个企业在对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权衡的基础上实施跨区域分工与合作。而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降低了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贸易成本,特别是大大降低了无形服务的贸易成本,促使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分工更加细化并重新组合:一是原有的企业基于对效率的追求分离或外包出更多服务和生产环节;
    二是以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创造出更多的新服务和新产品,这些新服务和新产品又通过数字技术嵌入和改造原有的价值链;
    三是一些原来本地化特征明显的服务业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全面高效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因此,数字贸易推动数量更多和范畴更广的服务和产品融入全球价值链。
         其二,数字贸易推动更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消费者个体融入全球价值链。不管是在生产性服务环节还是在加工制造环节,传统的全球价值链更多地被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型企业占据,中小微特别是小微企业参与度较低。而数字贸易则会改变这一现象,推动更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是消费者融入全球价值链。一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跨国贸易更加便利,中小微企业越来越能承受各类国际贸易成本,因此有能力承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个性化小规模订单。二是数字技术使许多生产性服务环节可分性提高,原本只能一家企业提供的服务现在根据不同服务的特点可以分包给众多中小微企业。三是数字贸易推动传统的大规模同质化批量生产向柔性化、定制化与个性化制造发展,这种制成品具有种类多样化、数量小型化的特点,因此需要众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是消费者自身提供中间服务和加工制造。
         其三,数字贸易推动全球价值链同时向区域化和全球化方向发展。在数字贸易作用下,价值链的区域化将主要体现在制造环节上,而全球化则将主要体现在服务环节上。数字技术正驱使一些制造业向定制化、个性化、小型化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制造业产品快速及时地送达客户手中显得更加重要,这无形中对制造业的贸易成本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运用使价值链中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显著下降,数字贸易使制造业对与上下游生产性服务业间的距离不再敏感,而对与客户间的距离和产业链安全更加敏感。为了使数字化的服务多跑路而消费者和有形产品少跑路,制造业往往更加考虑靠近消费者而不再主要考虑靠近生产性服务业等。因此,在数字贸易推动下,制造业趋向于区域化发展。价值链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大部分属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这类行业中知识和技术的投入与生产往往需要长期积累、试验、探索、总结分析并承担风险,因此它们的初始投入较大。而数字技术使这些行业的边际服务成本趋近于零,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更加显著。为了服务更多的客户,价值链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借助数字贸易更倾向于国际化发展。
         对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建议
         人类社会正加速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技术蓬勃兴起、数字经济顺势发展的机遇,加快推进以数字贸易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打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第一,以数字贸易为抓手构建国内价值链和新的全球价值链。从国内看,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以加工制造环节融入全球价值链,而价值链两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低。为了应对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的影响,应以发展数字贸易为抓手,打通国内循环的诸多堵点,加快构建稳健的国内价值链,以此畅通国内大循环。从国际看,除了继续加强原有全球价值链的合作之外,应在开放、共享、包容的原则下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特别是大力发展跨境电商,通过跨境电商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推动相关国家积极融入我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开拓国际分工的新局面。
         第二,加大力度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是数字贸易赖以发展的基础,不管是构建国内价值链还是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都离不开数字赖以存储和传输的物质基础,因此应加快以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要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一方面,政府的作用在于加强“新基建”的规划引导,重在明确发展标准、统筹规划、监管监督、风险防范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打破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的各种隐性门槛,让社会资本放心、大胆地投入“新基建”领域。另一方面,要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通过市场机制带动“新基建”投资。此外,还要着眼国际市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方面的合作,更多从基建、产业、金融等方面综合考虑创新“新基建”投融资模式。
         第三,加快我国各类产业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总体上还有大量企业仍未实现数字化转型或者说数字化程度不高。为改善这种局面,一是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应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管理者数字技能和数字意识的培训和宣传;
    二是数字化过程中特别是数字化初期,建议政府在税收和财政上给予中小微企业优惠和扶持;
    三是鼓励各类互联网企业在拓展自身业务的过程中带动与之相关联的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
         第四,大力发展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不管是以有形产品为载体的全球价值链还是以无形服务为载体的全球价值链,数字贸易的发展都将促进更多的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其中。可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更多取决于其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和高端化水平。目前制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高端化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体制机制方面,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我国生产性服务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内和对外开放,构建开放统一、有序竞争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为数字贸易条件下我国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五,积极推进数字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随着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且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政策制定者、理论研究者和相关企业应共同加快数字贸易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既能保护数据安全、数据隐私,又能繁荣数字贸易的政策法规,为我国构建国内价值链、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理论依据和法制保障。
         

    关键词:数字贸易: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力量

     

    后疫情下彰显制度优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

     数字货币的全球大博弈正悄然激烈化

     

         
         随着“十四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以及“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正式打开了“数字金融”时代的序幕。相比于传统金融的风险形式与传染路径,数字金融所具有的风险突发性、隐蔽性和破坏力更强,尤其是隐藏在数字货币变局背后的风险,更是将贯穿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厘清数字货币的五个类别
         当前,电子货币、数字货币、虚拟货币等新型货币形式的定义并没有全球统一的意见,需要从源头上进行概念与类别厘清。
         电子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5年11月《数字货币》研究报告,电子货币是“以电子方式存储在诸如芯片卡或个人计算机中的硬盘的设备中的价值”。这可以视为是广义的电子货币概念。但在中国,“电子货币”的概念更严格,即“电子货币是法定货币的电子化或数字化形式,常以磁卡或账号的形式存储在金融信息系统内,以方便储藏和支付为主要目的,货币的价值与法定货币等值”,即法定货币发行的电子化,比如微信支付、支付宝等。
         虚拟货币:根据欧洲中央银行2015年2月的 《虚拟货币计划-进一步分析报道》,虚拟货币是价值的数字表示形式,不是由中央银行,信贷机构或电子货币机构发行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用于替代金钱,并明确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虚拟货币不是金钱或货币。” 比如通常所熟知的Q币、游戏币等。过去十多年,随着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发展,欧洲央行将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等也纳入到了虚拟货币的范畴。但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和电子货币,由于是法定货币,不属于虚拟货币。
         加密货币:基于以上逻辑,加密货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牛津词典认为,加密货币是“可用于在线买卖而无需中央银行的任何电子货币系统。”韦氏词典定义为:“仅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任何形式的货币,通常没有中央发行或监管机构,而是使用去中心化系统来记录交易并管理新单位的发行,并且依靠加密技术来防止伪造和欺诈性交易。
         数字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报告《虚拟货币和超越:最初的设想》讲道, 数字货币包括虚拟货币和电子货币。综合其他相关文献,数字货币是一种可用数字形式的货币,不同于实体货币如钞票、硬币,也不同于在游乐场、赌场中购买的游戏币与筹码。它具有类似于实物货币的特性,但可进行即时交易和无边界所有权转让。
         央行数字货币:IMF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定义得更严格,即“是一种新的货币形式,由中央银行以数字方式发行,旨在用作法定货币。因此,CBDC是可以看做是数字货币的一种主权国家法定数字货币形式。对于非法定的数字货币,统称为私人数字货币。
         基于对以上5个概念的梳理,可以将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关系用图1表示。
         数字货币是广义电子货币的一种。根据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有化》一书中的说法,国家不能垄断货币的发行。数字货币根据发行主体,可以分为由一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和由私人、机构所发行的私人数字货币。
         按是否为法定货币的标准,也可以将数字货币分为“狭义的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狭义的电子货币指的是法币的电子发以及相关衍生货币产品,例如各种电子钱包、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华为钱包等等,都属于狭义的电子货币。虚拟货币按技术方式,可以分为加密货币和非加密货币,例如游戏公司发行的各种游戏币等,采用中心服务器认证的方式,可以发挥虚拟货币的功能。加密货币在技术手段上又可以分为中心化加密货币和去中心化加密货币。
         换句话说,在未来的世界,随着技术的普及与价值交换的场域不同,在数字金融时代,货币存在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
         数字货币的全球大博弈
         数字货币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私人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有加密或者非加密的形式,可以是中心化的,也可以是去中心化的。例如目前大众广为知晓的比特币等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加密虚拟货币。
         综合全球情况看,包括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在内的私人数字货币话题不断被炒作,关于货币发行制度化的思考不断深化。笔者相信,那些不是由一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私人数字货币,会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在不同场域的充分竞争之后,逐渐走向规范化。
         目前,更受到全球关注的数字货币,是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对应的“法定数字货币”或叫“央行数字货币”。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就是其中一种。据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1月对全球66家央行进行调研的报告中显示,约80%的央行在开展数字货币相关研究,其中40%已经从理论概念研究阶段进入到了实验和概念、相关理论验证阶段;
    约10%的央行已经在进行数字货币的开放和试点工作。除中国的DC/EP外,瑞典央行正在开发的电子克朗,乌拉圭央行正在开发的电子比索等也受到了普遍关注。美联储表示,将认真研究并测试央行数字货币在美国的应用潜力,一度持抵触情绪的日本也在2020年10月表示,将在2021财年对数字货币进行可行性研究。
         中国是最早研究和实践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之一。早在2014年就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成立,是全球最早就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成立的官方机构。2020年,在深圳等多个城市已陆续推行数字人民币。
         比较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战略考虑,前者更注重支付的个人隐私保护、系统安全和本国金融系统的稳定等;
    而后者更希望通过数字货币增强金融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提高支付效率,增加流动性,增强本国货币主权等。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与数据主权密切相关,而目前欧美数据主权方面的博弈多于合作。2020年7月16日,欧洲法院正式判定2016年签署的《欧美隐私护盾》“无效”。这是一套对美国企业将欧盟用户数据传输到美国的规定。欧洲法院认为,该协定允许美国对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进行大规模监控,不符合欧盟对隐私保护的要求。这一判决对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企业,例如脸书、谷歌、亚马逊等带来挑战。最直接的影响是这些企业将要被迫停止在美国的服务器上存储欧盟居民的数据信息。美国对此反应也比较激烈。可以看到,未来欧美双方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的主权矛盾还会加剧。
         在数据主权竞争大于合作的大前提下,欧美双方对数字货币是否会“革命”本国的国际金融主导地位,显得更为审慎。2019年以来,美国监管机构对数字货币的积极性并不高,持续向计划推出Libra数字货币的脸书公司施加压力。从Libra白皮书2.0看,虽然Libra已经弱化了对抗美元的特性,但依然存在对美元以及其他主权国家构成结构性的威胁。例如理论上看,Libra用户可以绕过美元体系直接用Libra结算,这将直接威胁美元的国际结算中的主导性地位。另外,Libra并非锚定单一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取得一定地位后完全可以有能力做到与美元等任何主权货币脱钩。从Libra的情况看,美国如果不再积极推动数字货币发展,美元将遭受了全所未有的“降维”打击。
         换句话说,在数字金融时代,一场关于货币发行与流通的革命正在悄然出现。大概率地看,动摇原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地基,即美元的全球霸权、欧元的区域主导地位的,恐怕不一定是新兴国家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或央行数字货币崛起,也有可能是私人数字货币的崛起。全球数字经济时代,货币发行是战略制高点,也是多种国际行为体未来激烈角力的关键之地。
         数字货币发展,关乎中国战略全局
         数字人民币作为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在研发与实践领域上均走在世界前列。这为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金融改革都赢得了新的战略窗口。十四五期间,中国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数字人民币的战略作用变得更重要。
         一是数字人民币有利于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和谐统一、内外部金融和谐共融的全球化大金融体系。数字人民币是数字现钞,由国家信用背书。除有记账、支付、储值等功能外,数字人民币能够实现货币生命周期的全数据管理。较之于传统货币,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依托数字人民币,对金融稳定性的监管将更为及时,对金融和经济的危机的控制能做到更为精准。立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序发展,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数字人民币未来将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稳定锚。
         二是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工作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有利于抢占数字金融时代的国际货币市场先机。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双层投放”和“双层运营”数字货币框架体系已被全球大部分国家所认可,当前相关试点工作进展迅速。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先发优势明显。随着数字经济的全球化融合,DC/EP在国际市场中的支付、结算、定价功能的技术和制度优势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有效抓手。数字货币是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制高点,DC/EP的发展是今后将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渠道。
         三是DC/EP将有利于增强区域化合作的金融粘性。DC/EP的便捷性和可靠性有利于与中国周边国家建立更为多样、灵活的金融合作。DC/EP将为国际货币市场提供抵御美元等风险的优良替代选择。从目前国际舆论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对DC/EP表示高度关注。DC/EP将为推动与各国的双边共赢投资建设,联合抵御系统金融风险、增强区域资本市场活力提供全新的动能。
         四是DC/EP将促进金融体系与财政体系并行、相对独立地稳健发展。DC/EP的技术特性有利于央行把控货币供应总闸门,有利于进一步做好人民币外汇管理、维护汇率稳定,也将有利于及时通过数字货币大数据反馈精准探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痛点和“疑难杂症”,全面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总体来看,DC/EP的发展路径选择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将会是全方位的。当前我国人民银行是按行政区设置的,数字金融时代对货币运行的监管将超越区域性的限制,可能会涉及到整个央地银行机构改革。并且,DC/EP能够建立全新的、实时的动态金融业监控预警指标,在数字货币变革的驱动下,中国社会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发展将迎来全新的时代。
         

    关键词:数字货币的全球大博弈正悄然激烈化

     

    后疫情下彰显制度优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

     世卫组织专家报告为全球溯源开了个好头

     

         高望 中国网时事评论员
         3月30日,世卫组织正式发布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就一些外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作出科学严谨的评估。
         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全力支持世卫组织以专业的方式开展各项调查。中方在防疫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进行相关研究,本身就是秉持开放负责任的态度。
         今年1月14日至2月10日,17名中方专家和17名外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3个小组,在武汉开展了为期28天的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正本清源,也是对中国尽最大努力开展工作的充分肯定。
         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也是需要勇气的。世卫组织专家组不仅要夜以继日地工作,对人类尚不完全了解的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更需要直面科学之外的因素。据媒体披露,一些国家怀疑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报告的真实性,怀疑世卫组织迫于政治压力更改报告内容,不断向世卫组织泼脏水,并对中国做所谓的“有罪推论”,整个专家组的工作承受了西方巨大的政治压力。
         然而,世卫组织专家组顶住了压力,最后出炉的报告仍然秉持了客观公正的态度。在报告中,联合专家组评估了关于病毒感染人类的4个路径,认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中间宿主传人,“可能至比较可能”直接传人,“可能”通过冷链食品传人,“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这样的审慎和准确的用词体现专家组实事求是和对科学负责的精神。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组长安巴雷克在报告发布的记者会上表示,从未被要求删除报告中的任何一个关键因素,联合研究小组的所有科学家都支持这份报告。
         但某些西方国家依旧对这份报告释放了诸多噪音。不过他们诋毁世卫组织和中国的“努力”再一次失败了,甚至连作为“五眼联盟”成员的新西兰都拒绝在所谓联合声明上签字。更重要的是,新冠病毒溯源的解释权仍然掌握在世卫组织手中,而不是混淆视听的那些西方国家和西方舆论手中。
         此次研究报告的发布并不意味着病毒溯源问题的结束。病毒溯源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覆盖全球的工作。从去年以来,世界多地陆续有早期病例发现,这些病例需要进行科学评估和调查。而世卫组织在武汉的溯源研究为此开了个好头。在全球更广范围内继续寻找新冠病毒可能的传播路径是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人类今后最大程度避免病毒大流行提供经验和科学指南。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经济社会遭受了严重冲击。欧洲拉美等一些国家形势稍有好转,第三波疫情又扑面而来,恶化速度正在加剧。在这个紧要关头,合作抗疫仍是各国战胜新冠大流行的重要方式,而病毒溯源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其他相关国家应秉持开放负责任的态度配合世卫组织完成相关调查研究,给世界作出应有的表率,同时也给全人类和子孙后代一个负责的交代。

    关键词:世卫组织;
    病毒溯源;
    专家报告

     

    后疫情下彰显制度优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

     钮松 一“舰”封喉给全球贸易敲警钟

     

         全球瞩目的苏伊士运河大堵船,日前终于迎来转机。经过埃及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多日努力,“长赐号”最终完全恢复至正常航道,全世界也跟着长舒一口气。一“舰”封喉虽说危机已解,但这起突发性的堵船事件,还是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海上航行通畅与安全的高度关注,也让各国切身感受到,国际物流一个时段的突然停滞,将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和挑战。
         毫无疑问,与全球人口跨国流动很大程度已进入“航空时代”不同,全球大宗商品流动仍处于“航海时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制造业的全球分布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精密产品生产的多国性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商品全球流动的总量与频率持续增加。此外,全球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也为油气能源出口的扩大奠定了基础。为确保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维系全球物流海上通道的安全与有序,国际社会做出了不懈努力。然而“百密一疏”,“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意外“卡壳”,顿时将国际海上物流通道安全的脆弱性“打回原形”,成为全球产业链维系与发展的“卡脖子”所在。
         正如有观察人士所言:“长赐号”事件对于全球产业链的负面影响和天价连锁经济损伤,远高于海盗劫掠所能造成的相对有限的损失。数据显示,全球25%集装箱运输需要通过苏伊士运河,而亚欧海运集装箱贸易的比例更是达到100%。某种意义上,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和升级,与苏伊士运河这样的传统海上关键人工通道,是一种相互交织且应相互促进的紧密关系。未来苏伊士运河基础设施的优化和通行费用的合理化,会极大地助力全球产业链升级;
    同样的,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和物流规模的扩大,也必然对苏伊士运河提出更高诉求。如何避免自身发展的脚步再次被传统水道卡住,应当成为“长赐号”事件给全球贸易敲响的警钟。
         与此同时,这起事件对埃及而言也是必要的提醒。埃及经历过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艰难且曲折的历程,也曾因中东战争频繁而长期关闭运河。随着埃以媾和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阿以关系走向缓和,埃及开始真正从苏伊士运河的过路费中获利。面对不断增长的航运需求,埃及方面虽然也开凿了新苏伊士运河,但设施升级速度远不及国际货轮规模的发展速度。而随着通行费的不断上涨,很多国际货轮出于经济成本考量,也开始选择重归好望角。在这番大堵船的客观刺激之下,如何减少海运依赖,避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必将被纳入更多国家的战略考量。这对于习惯“躺着”赚取高额通行费的埃及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
         一艘超级货轮就能瘫痪一条两洋航线,说明它是如此重要,却又如此脆弱。加强运河的升级改造,完善既有的国际物流体系,优化“存量”的同时探索“增量”,才不至于使全球产业链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关键词:钮松:一“舰”封喉给全球贸易敲警钟

     

    后疫情下彰显制度优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

    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

     

         雷钟哲 陕西省作协会员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41次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69个国家,构建起一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勾勒出一幅中国与各国命运与共、携手前行的恢弘画卷。在多边外交舞台,习近平主席阐释一系列中国主张,为后疫情时期的世界发展指明方向、擘画路线。通过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中国将与世界携手打造更加团结和繁荣的未来。
         如果说弱国无外交,那么习近平主席8年间的41次出访,就折射出中国一步步走向强大、拥有更多国际话语权和更大世界影响力的雄伟英姿。外交领域是一个平台、一个窗口,可以展现一个国家的形象,可以窥见一个国家的实力。中国元首亲自编织起的全球伙伴关系网,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声音,看到了中国担当,为中国赢得美誉,为国民赢得自豪。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当今时代,世界走到了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尤其是新千年第三个十年伊始,人类遭遇了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空前考验。世界格局加速震荡,世界经济衰退滑坡,逆全球化暗流汹涌,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沉渣泛起,全球治理赤字高企……一串串问题清单越拉越长,一个个棘手难题犹如乱麻。“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迫切需要找到答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元首一次次发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声疾呼。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万国宫,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等重大外交场合,习近平主席一以贯之,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共同体意识最强音,为世界清晰擘画打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五位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路线图。这既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也是时代之问的中国回答。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远的不说,就说新冠疫情汹汹袭来之后的2020年,中国向150多个国家、13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
    为有需要的34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专家组;
    向200多个国家提供了超2200亿只口罩、超23亿防护服、超10亿人份检测试剂盒。当下又向超60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向超40个国家出口疫苗,兑现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郑重承诺,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了中国贡献。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挽救了全球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这是命运与共的情怀担当,这是守望相助的生动故事。
         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世界问题多得很、大得很,全球性挑战日益上升,应该也只能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呼吁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再次阐明中国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再次展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我们应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感叹,这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唯一的未来”……由此不难看出,各国携起手来,共同书写新时代命运与共华章,才是行稳致远的大道。

    关键词:中国,全球治理,智慧

     

    后疫情下彰显制度优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

    马相东 抵御“逆全球化” 数字经济展现韧性

     

              文 | 马相东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2021年的地方两会上,数字经济成为热词,多地政府吹响数字经济号角。北京提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上海提出加快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广东提出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浙江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版,贵州提出深挖大数据“钻石矿”……
         数字经济为何变得如此火热?这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抗冲击能力。近年来,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数字经济异军突起。2017至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年均增长达20%。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6.2%,比2018年提高1.4个百分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电子商务、视频会议、网上购物、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远程医疗等“非接触经济”加速发展,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6.9%,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4.8%。数字经济成为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的“生力军”和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
         不只在中国,数字经济在全球各国都展现出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抗冲击能力。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4%,高于同期全球GDP增速3.1个百分点;
    其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41.5%,比2018年提高1.2个百分点。2020年,数字经济更是以其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在全球经济下行中逆势上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各国抗击疫情进程中快速发展,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远程办公、视频会议、云端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这既为维持各国经济社会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对冲世界经济下行注入了新的动能。
         不仅如此,数字经济还展现了其抗击“逆全球化”的强大韧性。近年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科技脱钩等“逆全球化”声浪不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让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逆全球化”思潮变本加厉。疫情冲击之下,多数国家实施了严格的跨境旅行和国际运输限制,意大利、捷克、西班牙、法国、日本等少数国家甚至实行全面“封国”。这无疑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全球化的国际生产更加不稳定,国际贸易甚至一度中断。与此同时,跨境旅行、国际贸易的受阻和中断导致抗疫防疫物资短缺,部分国家在抗疫中捉襟见肘,全球化因此成为疫情危机的“替罪羊”。美国、日本等国誓言以本国生产和区域化替代全球化。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着本国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革命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合作方式。数字技术、数字贸易、数字金融、数字政务和数字安全在丰富经济业态、提升贸易福利、优化资本配置、促进跨国协作、增强信息防护等方面,极大地维护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成为抗击“逆全球化”的强大力量。
         不同于疫情是加剧“逆全球化”浪潮的短期变量,数字经济这一数字化、信息化的力量是抗击“逆全球化”的长期因素。数字科技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数字经济在稳定社会生产和生活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既反映出疫情下保护主义触发“逆全球化”浪潮的对冲力量,也从生产方式变革的维度透视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自由贸易的经济根源。因此,数字经济必将对各国经济贸易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乃至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更加持久的影响。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和数字经济国际治理新机制的形成。一方面,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既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经济组织,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数字经济治理合作,完善全球数字治理既有的国际规则。另一方面,通过双边和多边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加强数据安全、跨境电商、电子认证、信息技术合作,致力于维护全球供应链开放、安全和稳定,推动数字经济更加规范、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发展,为加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马相东:抵御“逆全球化” 数字经济展现韧性

     

    后疫情下彰显制度优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得

     林伯强 疫情危机加速全球“脱碳”?

     

         西方媒体近日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已暂停对澳大利亚煤炭的采购。报道列出了两个原因:中澳政治关系恶化;
    中国继续严格控制煤炭进口,转向清洁能源。
         中国是澳大利亚煤炭最大的进口国,今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了27%的冶金煤和20%的动力煤。由于国际煤炭价格相对便宜,中国煤炭进口今年上半年还是增加的。但由于能源需求持续低迷,中国煤炭采购也有必要做进一步调整。
         更为重要的是,在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承诺将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能源系统,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例目前在85%左右,其中煤炭占比近%,减少煤炭消费是近年来清洁低碳发展的主要抓手,也是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此,中国需要从“十四五”规划开始,着手准备相应的政策和规划,以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因此,今后长期限制煤炭进口也并非不可能。
         从全球范围看,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能源需求骤降,“去煤炭”进程似乎在加快。今年上半年中国煤炭消费仅仅增长0.6%,另一个煤炭消费大国印度3至4月煤炭火力发电减少10%以上。
         对疫情过后能源需求是否快速出现反弹,业界出现了不同看法。对“去煤炭”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疫情正在加快世界能源转型,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即使经济恢复,煤炭需求也难以恢复,全球可以迅速“脱碳”。
         对“去煤炭”持悲观态度的人认为,疫情过后随着经济复苏,能源需求可能快速反弹。煤炭依然是全球主要的能源之一,2019年煤炭在全球能源消费中比例为27%,仅次于石油,煤炭消费可能随着能源需求反弹而增加。
         以中国为例,现有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使得中国“去煤炭”难度不小,实现较快煤炭替代的重要条件是能源需求必须很低。中国目前依然是“生产型”,而不是“消费型”的能源消费结构。美国的商业和居民用电接近76%,而中国仅为30%。从直接煤炭消费流上看,绝大部分的煤炭都是由第二产业消费,最终的煤炭消费中,至少有1/3用于直接消费,2/3用于资本形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资本存量相对低,决定了能源电力需求还将保持较高的增长。
         对于中国来说,低碳清洁转型要求大幅度减少煤炭消费占比,控制煤炭消费。减煤、控油、加气是近几年化石能源转型的基本特征。而且由于现阶段中国减少煤炭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治理具有一致性,因此减煤相对比较容易执行。
         近几年来煤炭占中国能源结构的比例每年大约下降1%,但贡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且规模大幅度扩张,对改变能源结构的贡献却不是很明显。从中国可再生能源结构看,水电相对稳定,风电和光伏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占比太小,短期内还难以做出很大贡献。因此,只有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当可再生能源比例足够大时,才有可能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同时,替代煤炭。因此,中短期新能源和化石能源都可能仍然继续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的低碳清洁转型还将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如果疫情过后,逆全球化成为常态,各国的能源消费和能源结构向国内自有的能源转变,这将不利于可再生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也不利于全球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需要为自己的资源优势寻找顺应低碳发展潮流的出路。就中国的能源而言,就是需要为煤炭寻找低碳清洁的出路,包括煤炭的清洁化及碳捕获、利用和封存技术等。
         新冠疫情危机是否加快世界的能源转型和迅速“脱碳”,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是,人们的工作方式的确发生了有益于“脱碳”的改变,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性也将促使各国政府和企业正确面对“脱碳”。
         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一个宏伟目标。相应的政策与法律法规是保证“碳中和”目标达成的必要条件。从“十四五”规划开始,未来40年各个五年规划中都需要提出阶段性的减排目标,并配以相应的减排政策支持。可以预见,相关新兴行业将快速扩张,包括新能源、储能、节能等等。中国的“碳中和”目标会对其他碳排放大国带来压力,加快全球的减排进程。
         

    关键词:林伯强:疫情危机加速全球“脱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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