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极是深圳、广东，沿海与珠三角，第二极是长三角，第三极是滨海开发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开发圈。提出要关注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规划效应、产能过剩、宏观调控效应和经济增长三架马车结构转变问题。未来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动力是城镇化、政治体制改革，第四经济增长极以及对速度、方式与质量的重点选择。
关键词：经济战略发展阶段；经济战略发展动力方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城镇化；政治体制改革；第四增长极
中图分类号：F124
一、中国经济战略发展阶段的回顾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战略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邓小平时代，第二阶段是江泽民同志为党的总书记时代，第三阶段是胡锦涛同志为党的总书记时代。邓小平时代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结束了文革，做出了有关决议；二是开启了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强调改革开放，发展是硬道理。目标是到2000年经济规模翻两番，2050年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提出未来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实行战略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避免参与冷战，发展自己，从全球化中是受益的。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代表区域应该说是以深圳为中心的沿海经济区，主要是珠三角经济区，被称之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极”，提出了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理顺了很多体制问题，比如价格双轨制问题基本解决，两种汇率并轨，对税制、公司治理制度进行了改革，真正实施市场经济制度。物价在此阶段中从高到低。这个阶段最大的考验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出现的经济过热乱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洪水、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经济增长的代表区域应该说是以浦东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区，可以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极”。
胡锦涛时代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等重要思想，巩固前期改革开放和发展成果，保障社会稳定和国际地位提高，提高效率，重点解决了民生问题，三农问题、金融业的安全问题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有人说美国花旗银行全部利润能把整个中国银行业资产全部买下来，但2003年我国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上市以后，金融业逐渐强大，工商银行在全球资产可排在第一、第二，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一个金融机构能将中国金融资产都买下来。这个阶段的经济问题是前期高增长、低物价，2000-2006年间，后期出现“高增长、高物价”的现象，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这个阶段的考验和挑战是：2003年的非典，后来的汶川、玉树、舟曲地震，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经济增长的代表区域是以滨海经济开发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可以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二、中国经济战略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十八大以后发展战略目标不会改变，但有几个问题要回答：第一个是指导思想和理论。前三个阶段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那么下一阶段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第二，经济战略发展的重点是什么？小平时代主要是改革开放，坚持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江泽民时代主要是体制改革、公司治理等，胡锦涛时代是巩固前期成果，加强和谐社会建设，解决民生、三农问题等。下一步的重点在哪里，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第三，与此相关的经济增长的代表区域在什么地方。前面有了所谓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第四增长极在什么地方？第四，继续推动目前经济高速增长，还是强调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问题。介于这些问题需要解决，有必要对中国经济战略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是重要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压力越来越大。要研究十八大的经济战略，研究与战略实施相关的一些现象问题尤其重要。
（一）规划问题
我们制定的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中出现实际结果和规划、计划差较大的现象。目前国家的每一个五年规划、每年的计划和实际结果基本相差30%-40%，有时候相差更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官员需要业绩，地方政府发展劲头十足，比较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导致计划总被超额完成。而结构调整、转型、提高质量作为战略目标长期一直没有解决。
（二）产能过剩问题
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在强调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产能规模却在讨论中越来越大且市场也很好。家电、钢铁的产量都在持续增加。包括2010年初官方调研做出了太阳能、风能过剩的判断，但该判断做出不到3个月，国际市场就发生了逆转，太阳能光伏产品整个国内产能短缺30%，当年出口增长150%以上，2011年增长了50%以上。当然，2012年的情况又出现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包括我们的煤炭。为什么总说产能过剩但却越来越大？我们有很多问题、很多规律是否还未认识到？未来是还会否仍出现这样的情况？
（三）宏观调控效应问题
目前的宏观调控尚无标准与操作指标。如经济过热、科学发展，应该量化到具体指标考核。目前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是否属于过热均可操作的衡量标准。实际情况是哪个地方经济增长快，这个地方干部提拔的机会就多，干部就升得快。
与此相关的是宏观调控效应问题。对于规划存在“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问题，规划就是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不具有约束力。因此，与实际差距大，也带来经济变量与政策安排的不协调。从政策调控来看，出现了房地产价格和消费物价总理（政策）说了不算的情况。如果看历次宏观调控，归根结底都是在调节内资——使用人民币资金的内资企业，不调整外资或调整不了外资。结果每次宏观调控以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份额越来越大，与外资合作的企业数量明显增多，在国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因为宏观调控只调到人民币，外资没有调，所以外资企业越来越强大。
另一方面，调控对民营经济有效，对国有经济影响有限。我们一直在讲要发展民营经济，但并不理想，机制问题没解决。尤其是每遇宏观调控、政策紧缩时，民营企业首当其冲，而国有经济因为地方政府保护和与外资的合作，受影响小。 第三个方面是只调节市场，不调节地方政府。政府政策都是中央部门政策，管不了“诸侯”，地方政府的很多政策中央部门左右不了，因为它没有标准，也没有判断和监管。比如讲宏观调控，中央政府要控制增长、投资结构要合理，到最后并没有结果显示哪个地方结构不合理、哪个地方增长太快、哪个地方布局出了问题，或哪个地方需要调控。这些问题一直长期存在，并没有解决的想法和认识。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存在一些潜在规律，这个潜在规律是什么，可以去总结，但这些规律十八大以后是不是会继续存在？还能不能继续发挥其巨大的作用？值得思考。
（四）三架马车动力问题
经济增长有三架马车，即投资、消费和贸易。数据表明，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00-2011年，当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从33%增长到66%，翻了一番，2008年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是55%，2009-2010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其中最高的2010年提高了14个点，整个增长动力主要是靠投资，消费一直拉动不了增长。
另一个增长动力是贸易顺差。2000-2008年，贸易顺差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从2%提高到了6%，最高提高到了4.6个百分点，但消费在2000年是39%，到2010年还是39%。这个特征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最近几年持续下降，从6%下降到2%多，降幅很快。投资虽然很高，但相比2010年也稍稍降了一点，2012上半年最大的特征就是消费在社会商品中的零售总额占43%。
三架马车的另外一个问题是2008年以后，投资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加贸易顺差远远超过了GDP，在这之前最高水平就是GDP的88%，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会带来后期的通货膨胀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多年的投资比重提高，投资资金的来源来自哪里？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讲过这样一句话，“发展本身可以生成资金”，可以形成资金的良性循环，创造资金。中国2000年以后的发展资金从哪儿来呢？可以说，很大一部分也确实是从发展中来——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因普遍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拿出基础货币投入购买外汇，现金投入后导致整个市场人民币流动性增加，即外汇占款。2000-2011年，外汇占款增加了23万亿元，外汇占款占当年经济的规模从2000年的14%提高到2011年的53%，也就是说，我国每创造的一个GDP就有一半是基础货币投放所创造的，如果将外汇占款与当年投资规模做比较，已经达到了80%以上。换句话说，过去投资有来源，是因为有国际收支顺差，有外汇占款，导致了我们资金的供给增量很快。2012年以来，外汇储备增加不那么快，未来还有可能会继续下降或不那么快地增加，也就意味着投资供给资金的来源——由基础货币投放来推动投资扩张的动力衰竭，而贸易这部分占GDP比例的动力也在衰竭，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在发生转变。
投资动力在逐渐衰竭，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衰竭，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在发生转变。
三、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国际环境分析
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中国将会产生相应的挑战与压力。具体来说是两个方面，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二是因应对气候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产业革命。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
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以后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在调整。具体表现为虚拟经济比重在下降，实体经济比重上升。危机国家在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出口。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提出了“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数字化制造技术。如用打印机打印一个产品，打印飞机、机器等。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正往新型材料方向发展。这说明，前文所提到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是通过国际市场消消耗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发展实体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虚拟经济，二者有了短期的平衡。2008年后，这种平衡被金融危机打破了，现在发达国家也在发展实体经济了，这样就会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产生实体经济贸易的竞争。我们不缺增长，但还能有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吗？如果出口不增长甚至稍有下降会对中国目前的产能产生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二）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产业革命
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已经是美国下一步发展的重点，也是摆脱金融危机的战略选择，因为每次金融危机都是一次产业革命、技术革命，也是行业规则和话语权的新革命，美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准备。欧洲所做的准备比美国更充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发展IT产业，包括2000年以后发展虚拟经济，以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虚拟经济时，欧洲就一直在应对气侯变化、环境治理方面进行战略转变，并建立了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目前欧洲已经落实到了行业标准、产品标准、技术标准层面，并已将其应用到设备上，所以将来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压力很大，低碳发展和绿色发展可以说是中国未来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和产业革命。
四、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动力与方向
在上述背景之下，十八大以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应该说，指导思想目前很难概括，但这个指导思想相比之前要有继承，也要有发展和创新。普遍认为要更加重视环境、生态、技术创新，要更加重视人的发展，重视民生，也要重视民主，重视经济发展，更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在指导思想上也许要有所反映。
（一）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侧重点
现代化的过程包括工业化和城镇化，过去我们强调工业化比较多，也是增长的主要因子。现在提出把城镇化作为现代战略规划很重要的部分，提升到和工业化相同的高度。因此，城镇化可以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侧重点。
（二）政治体制改革将为经济增长带来红利
经济增长的动力方向的第二选择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为什么增长那么高？因为我国有制度改革的红利，人口红利，储蓄红利，外汇储备的红利，参与全球化的红利等等。但这些红利现在基本都在消失，未来的红利笔者认为将是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红利。政治体制改革目前还未从中央文件中看到全面与系统的论述，但从资料分析，可窥见一些思想。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中指出，不仅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受到影响。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2011年他在访问英国时又提出了民主、法治、平等、自由、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人民民主是社会的生命，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的保障，作为总理、政治家在国际舞台与中国的政治会议上提出这样的概念与观点，笔者认为是值得关注与探讨的。此外，还特别提出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建立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最早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是邓小平同志，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总共涉及四个观点，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权力过分集中会妨碍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中民主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社会专断，造成阶级领导；三是兼职、副职业不宜过多，解决好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手，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政治上民主公平正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核心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待遇的终身制要解决。人权问题即平等、自由、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的目标与思想的大解放。与此相配套，是领导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与终身制改革。如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推行任人为贤、以德、以贤来挑选治国人才。我们应该在制度上、表达上往这方面靠拢，但仍存在一定的距离。 （三）经济增长的代表区域——第四经济增长极的选择
第四增长极在哪里？西部、中部还是沿边省区？我国沿周边国家的省区，属于西部地区，也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也是发展潜力最大的地方。沿边的问题比较多，但深圳开放的经验表明，一个地方越开放，经济越发展，矛盾就越少，社会就越稳定，因为群众的利益在增长。从广西、云南到西藏、新疆、内蒙等，如果这片地带开放临近国家的口岸，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开放经济带，我国经济开放先从三角开始，接着是走圈走带（弧），后续是走带还是走圈？笔者认为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当然，中部地区也可以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在选择区域的过程中选择怎样的突破点，选择金融突破还是产业突破？这需要考虑。目前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从深圳、香港开始，还是沿着原来的老路，笔者认为不应该从这里走，外币可以，但人民币要再往外走，从深圳、香港走，将来问题会比较大。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化，是从离岸业务开始的。如果要走，应该是在“沿边”，这样有可能更能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协调发展，更能真正带动人民币走出去，香港使用人民币，就是自家人做自家业务。当然，最终的选择方案是什么，还需要依据整个发展态势来琢磨与推敲。
（四）经济增长速度、转型方式与质量的选择
在经济增长速度、方式与质量的选择问题上，何者更重要的问题。首先要涉及速度问题，总体趋势是下滑而不是上升，目前，经济速度总体趋势在下行，这个“下”，笔者认为可能是在7%以下，其原因如上文所述，产能过剩、面临着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压力的改变，投资来源趋向枯竭（从外汇占款角度）是主要原因。出口下行从国际环境、长期趋势、发展规律、资源来说，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贸易顺差贡献趋小。目前，拉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还有很多障碍，所以将来再想达到8%以上的经济速度可能比较难。
没有周期就没有调整，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周期原则上是“3上8下”，即逢3的年份速度加快，逢8年的年份困难和问题多，速度下降。2008年也遇到这个问题，但周期被“熨平”了，通过采取一揽子计划，2009年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当年信贷增加9.75万亿，投资大概二十几万亿，2011年投资达31万亿，通过投资扩张、投资比重的提高，周期消失了，但它带来的问题比较多，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结构转折，给我们带来新的压力，被“熨平”的周期，可能还将出现。
如果速度降到7%以下，从社会上来说，，压力未必很大。8%、9%的增长，可以说普通百姓没有拿到什么利益，只是利益集团、政府拿到的利益比较多一些。如果速度真的下降，周期来临，分配公平问题、质量、技术与社会保障建设的重要性将会更加突出，应对气候变化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是关键，环境治理和污染治理、低碳发展及其技术标准在产品和技术上将逐渐体现，小城镇的发展是一个动力点，民生诉求可能扩展到民主诉求，经济为重点可能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适度增长、公平分配，低碳绿色发展，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是重点，城镇化、环境治理是抓手，民主政治成为社会期待，企业更多要准备的是如何应对市场，包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而不是只靠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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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韦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