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歌苓和谭恩美的华人小说在表现美国华人的心理生存状态等方面有许多的同质性特点，但是透过镜像理论分析这一新窗口，她们笔下的人物依赖“他者”形成文化认同的心理过程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严歌苓和谭恩美在异质文化中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心理表现出不同的倾向，作品的主题意义的优势与缺陷也都历历可见。
关键词：镜像；大他；小他；离散；融聚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2）5-0036-04
严歌苓（以下称严）和谭恩美（以下称谭）的华人小说表现了一个相同的主题，即在主流文化边缘求生存的华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等社会生存心理状态，但是由于她们分别代表了华人移民文学和华裔美国文学这两种文学阵营，她们的作品也呈现出“离散”与“融聚”的不同文化心理特质，因而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评论界一向将她们的华人小说分开研究和评论，单一性很强，涉及内容集中在文化认同、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等方面。目前可以找到的涉及对这两位女性作家的文化比较很少，而且都着眼于普遍性研究，主要论述华人族群的发展形态（陈晓晖，2007）和文化差异下的女性生存与文化态度（龙锦辉，2009）。从镜像理论视角论述的只有在整体评述北美华裔女性文学时，提到谭的作品中母女之间的镜像关系和互视行为后的权力机制（赵庆庆，2008）。
本文将通过分析严与谭的华人小说的镜像设置，分别从镜像理论与文本诠释、严歌苓华人移民小说的镜像设置分析、谭恩美华裔美国小说的镜像设置分析、镜像中的文化心理比较等方面，重点论述严和谭笔下人物的心理构成中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华人以及华人女性依赖“大他”和“小他”构建身份认同的不同社会心理过程，东西方人文化融合汇聚的方式及其可能性，揭示作者在“创伤性记忆”和文化心理生成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全球化语境中，作者创作的文化心理及其优势与缺陷。
一、镜像理论与文本诠释
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大师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提出了镜像阶段（mirror stage）理论，认为镜像是主体自我形成的早期原型，是促成自我的诞生并帮助主体自我与外界建立联系的重要手段，只有借助镜像确立了自我，主体才能获得整体感和统一感。当然，拉康的所谓镜像在心理分析层面上，主要指他者的目光和他者对自我的反观。“人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以他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作为他者的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①
因此，主体对自己的认同是依赖他者建构起来的，社会语镜、他人的目光和镜像都是他者（“大他”和“小他”），它们一起构成了帮助主体完成和完善自我认同的参照体系。主体在与各个阶段和各种角色的他者的接触中，不断地进行着观察与被观察，投射与被投射，重塑与被重塑，并由此获得主体自我的成长。主体的成长依赖主体与他者的辩证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获得又依赖不断地设置和更新各种镜像并由此构建自我和他者的认同。可以说，镜像的设置越多，越可能促成更完整和统一的人物与作品的主体性。人物通过设置更多的镜像和他者的目光观望来不断构建和完善自我，而作品由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人物冲突和更高级复杂的视域交叠，作者也透过这些镜像设置打开与外部世界感应和互动的文学窗口。
在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下，不同的文化可以互为镜像、互为参照，如东西方文化就是互为他者的，男性和女性也可以通过文本（特别是女性主义文学文本）互为镜像，观察对方并反观自我，这样就突破了女性以他者形象出现在男性写作文本中的文学传统（严和谭的作品中都基于男性在不同时期的文化地位刻画了不同的男性形象）。因此，通过镜像理论分析，可以为主体的诠释提供新的窗口和新的批评视角，帮助我们找到人物和作品批评的新视点与切口。
二、严歌苓华人移民小说之镜像设置分析
严的华人移民小说的叙事主题涉及的文化广度很宽，所设置的镜像也纷繁复杂，仅短篇小说《风筝歌》就有至少五个方面的镜像设置，分别为：（一）东方与西方互视。二十年前，尤瑞卡小镇的白人们敌视并驱赶以梅老板为代表的华人，华人退避到唐人街，对白人的警觉和提防，二十年后的白人肯特和梅老板愿意友好接近，但是最终由于各种无法调和的文化矛盾而决裂。（二）西方女子与东方男子互视。白人女孩海伦跟随梅老板私奔，梅老板娶了海伦并在自己的王国里善待之。（三）西方男子与东方女子互视。白人肯特为中美混血儿英英心慌意乱并施展手段将其捕获，英英为肯特的特殊气质着迷并与其私奔，最后被抛弃。（四）父亲与女儿互视。梅老板以东方父亲的方式对英英倾尽父爱，对其严加管束以令其保持中国人气质，而英英对父亲代表的文化厌弃和反抗，并通过与肯特私奔向白人文化逃亡。（五）母亲与女儿互视。英英倾慕母亲海伦所代表的白人文化，而海伦努力改变女儿身上的中国人气质，依据白人的道德伦理观听任肯特与英英的关系发展。五个方面的互视关系使得这部短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管窥严的华人移民小说的重要渠道。作者冷静沉着地娓娓道来的叙事态度，足以表现其非凡的创作功底和驾驭能力。
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身份认同是华人作家共同的表现主题。严笔下的东西方镜像互动随着历史和政治时期的变化而变化，分别表现为：早期的西方的敌视和华人的戒备（《橙血》和《风筝歌》），和在上个世纪中期的“留学潮”和“移民潮”时期，西方的排斥与压制和华人的坚守、挣扎与隐忍（如《少女小渔》、《栗色头发》、《海那边》、《茉莉的最后一日》等）。不止于此，严还依照自身经历放大了现实社会状况，将文本中的东西方引向了一个自我设定的镜像，一个美好愿景，即西方能放弃强权身份，与东方平等对话，甚至迷恋于东方文化（如《扶桑》、《少女小渔》、《女房东》、《栗色头发》、《无出路咖啡馆》、《簪花女与卖酒郎》）。这五部作品都设置了西方男子与东方女子彼此之间的镜像，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西方男子欣赏、倾慕甚至爱恋自己眼中的东方女子及其优秀的东方特质。而西方女子与东方男子的互为镜像和目光互动，表现在《橙血》里是玛丽的强势俯视与践踏和阿贤的无奈顺从直至最后的反抗并被害，在《女房东》里是两性之间的好感和吸引（这当然得益于与现时代的政治和文化气候），但在《茉莉的最后一日》里已经是生命的尊严让步于生存的压力后，失去了种族意义和性别意义的人性挣扎。《少女小渔》还呈现了华人男性对华人女性的父权制压榨，和华人女性对华人男性的顺从、隐忍以及对自我与文化传统的坚守。 三、谭恩美华裔美国小说的镜像设置分析
谭作为出生和成长在美国的华裔移民后代，一生都处在双重文化认同的夹缝中，因此在她的心里成长过程中，文化冲突和文化歧视成为其镜像中的“大他”，也是她要表现的首要主题。谭的华裔小说主要有《喜福会》、《灶神之妻》、《灵感女孩》和《接骨师之女》，叙事主题和视角基本一致，因此，她的镜像设置也相对简单，主要涉及：
（一）母女的目光互视。
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主体的第一个“他者”就是镜中自己的影像，然后就是镜中抱着他的母亲，母亲是促成了他的初期意识完整性的重要镜像，是他模仿的主要对象。
《喜福会》、《灶神之妻》和《接骨师之女》中的母亲们通过“变异了的父权”逼压在自己目光中成了他者的女儿，但当女儿陷入生活和婚姻的困境时，母亲在镜像中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于是不遗余力地向女儿伸出援手。女儿则敌视母亲和母亲所代表的一切，在母亲的目光下挣扎和反抗，最后在母亲的故事感召下，女儿读懂了母亲和族裔的文化精神，主动促成了母女的和解。作者在《灵感女孩》中有意表现姐妹之情，但仍然可以看出是母女关系的翻版。
（二）西方和东方的互视。
来自东方文化的母亲视女儿为“异类”和“他者”，西方化了的女儿看母亲觉得是荒唐可笑的“他者”，因而母女都将对方“他者化”，互相敌视。东西方的互视另一方面来自女儿们和白人世界。女儿们自认是美国人，但是从小受到社会排挤，并不能完全融入主流文化，甚至白人男友或丈夫方面的亲友都把她们当成是外人。《接骨师之女》中露丝的未婚夫的父母当露丝是“匆匆过客”②，根本不把家族的重要物品传给她。《喜福会》中露丝的婆婆暗示露丝的少数族裔身份可能阻碍露丝丈夫的事业发展。《灵感女孩》中的邝作为弱势的他者在西方文明中被关入疯人院。
（三）西方男子与东方女子的互视，其中最重要的是女儿们与白人男友或丈夫的互动关系。
拉康的镜像理论揭示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侵凌性”，美国社会意识形态中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成为天然的弱势和他者。谭作品中的女儿们除了受到广义的性别歧视之外，其东方女性温和善良的天性与白人男性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彼此都发现对方不可理喻的毛病和缺点，因此女儿们陷入婚姻与生活的困境。
法国女性主义评论家伊蕊格莱（Luce Iragaray）认为，男性在父权制中树立自我权威并自我定义女性形象，女性依照男人构建的镜像构建自我，逐渐丧失自我主体性。事实上，谭笔下的女儿们为了挽救婚姻与生活，为了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正在逐步地改变自我，建构主流社会所认同的“镜像自我”，由此异化了主体自我。
谭的生存语境中缺少华人男性，家长制的实行者是母亲。谭通过自己对华人历史的理解和他人目光中的华人男性形象，依照华人男性在美国社会中的“失语”处境，创造出一些残缺的、“边缘化”的华人男性形象。谭作品中的华人男性和女性的冲突主要出现在母亲的故事当中，而且都被归因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男性霸权或父权制压迫。
四、镜像中的文化心理比较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文本的叙事都能映射作者自身，所以都带有作者自传的色彩，而作者的写作叙事就是自我的表述。拉康说：“一旦他对你谈论他自己，分析就开始了……”通过分析作品本身的镜像，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物心理、作品的主题意义、作者的创作企图和社会生存状态与文化心理形成。
严笔下的早期华人坚守祖籍国的文化身份并与白人保持距离，其文化心理就是严自己在异质文化中的心理状态投射，华人留学生和移民的生活记录了严所经受的来自异质文明的挑战与考验，而那些有意构筑白人迷恋华人文化的假象的文本，都成为折射严本人的东方文化优越感和权威感的镜像。毫无疑问，严的叙事源泉来自她自身的“创伤性记忆”。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写作就是一个镜像的场景，这种所谓“创伤性记忆”就是写作镜像场景中的“大他”。作者正是努力要靠创作这一系列的文本去倾吐和抚慰长期以来强烈的创伤感受。
严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和文学根基，后期的留学经历与生活经历使其受西方文学语境熏染，叙述心理和叙事方式上具有“东西方共通性的沟通效果”。严的视角是中国人的视角，她关注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性关照，她笔下的东方是与西方平等的存在，所以她的人物“离散”在与主流文化并行不悖的状态中。然而，“从东方这个自我看那个他者，也会建构东方的文化优越感和权威心态。”③严极力推崇华人文化传统的优越性，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填平东西方文化沟壑的依据是人道主义的爱，华人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及白人对华人文化的认同。毫无疑问，严自觉已经掌握了叙事声音的特权，心理上以能依赖中国文化传统为傲，相信东方文化之优于西方文化，并在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和个体的人性等多个方面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与较量。“严歌苓企图以文化关系取代权力关系，并且自我想象中国对于美国具有文化优越，但是在经济、政治、文化不平等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掌握世界霸权的今天，这只能是一厢情愿。”④
同样，谭的作品也是其自我表述的途径。谭的生存环境充斥着东西方文化冲突和“边缘化”际遇，在她整个心理成长过程中“创伤性记忆”不断积聚，以至于她的华裔作品都涉及这种镜像中的“大他”的创作主题，成为自传色彩浓厚的文本。谭乐于并善于表现母女关系，其叙事冲动源于自身成长过程中长期的母女冲突，她的“创伤性记忆”愈加深刻，创作的欲望就愈加强烈。谭将自己的生活经历投射到文本的镜像中：《喜福会》、《灶神之妻》和《接骨师之女》中的母女矛盾冲突就是谭与母亲的矛盾冲突形成的镜像，她们的和好就是谭自身对改善母女关系的迫切渴望。“创伤性记忆”的沉重促进了表达美好结局的欲望，所以谭的华裔小说的结局都是圆满的。女儿们与白人男友或丈夫的关系则是谭自身生活的拆分。《接骨师之女》表现出作者主体的生理和心理成长，她更加愿意接受多元文化共存的状态，愿意改进和更新自我来靠近母亲和白人丈夫，以此获得在主流社会生存和广义的生活上的和谐。但是根据镜像理论，这种“镜像自我”是完全异化了的自我。 谭的生活状态决定了其文本“融聚”的本质。由于出生并成长在美国，谭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不会主动继承并传递中国文化传统，所以她们并不具备东方文化的精神意志。其人物表现出融入主流文化的急切与焦虑，西方文化是其生存的归宿，东方文化是其身份认同出现问题时寻求心理关照的处所。谭的华裔小说基于美国文化视域和女性视域来构建东方文化镜像，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思潮的再版”，“表现出反男权、反东方主义、反他者化的鲜明立场，但是，在借‘看母亲’追求自主性时，却没有予以东方女性平等、客观的描述，反而内化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强势话语，将东方女性再度他者化，暴露了华裔女性写作革命性和局限性并存的弊病。”⑤谭说：“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更有甚者，她为了能够进入主流文学领地，不惜在作品中“兜售异国情调”（如迷信巫术、“割股疗伤”的孝道、肮脏恶心的饮食、家长强权、阴间、轮回等），描绘西方人认同的东方形象。“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故事，都迎合并且加强了业已沉淀在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形象。”⑥
五、结语
严和谭的华人小说在双重文化认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用或移植，以及女性叙事的主题和方式上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她们都为身处在异质文化中的华人提供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不同途径和自我心理调适的不同渠道。在严与谭的华人人物及作者自身的心理意识中，有一个共同的“大他”，即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而其人生际遇都涉及“小他”，“小他”促进了她们在异质语境中的行为和心理构建。然而不同的是，“为了融聚在美国主流文化之中，谭恩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而严歌苓作为离散文学的代表，站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反思海外华人在异域生活的文化认同。”⑦
严有强大的中国文化支撑，她与人物秉持这种强大的内心，拒绝同化，要跟西方并行不悖，其人物的“离散”状态的魅力甚至吸引了文本中（或者说是作者个人意愿）的西方的眷顾和迷恋。但是严的多元文化愿景构建于对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原因的简单理解之上。“严歌苓的设想美好但未免有些天真。中国人在美国，东方人在西方，遭遇种种艰难，不仅仅是因为双方缺乏理解与沟通造成的。种族、阶级、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差异是很重要的原因，关键更在于其中运作的权力与利益机制。”⑧
谭与其人物（主要是华裔女性）共同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背景是美国社会，她们希求的是向东方寻求慰藉以更好地“融聚”进西方。无论是在镜像设置还是对其叙事主题和视角方面的比较，都能发现谭的局限性很大，在表现华裔双重文化认同的主旨方面已经前路不明，而且对东方读者而言，其可看性不强。谭在努力拓展表现空间，其《接骨师之女》已经在有意地摆脱之前作品的叙事模式，并试图改变创作主题（如《沉没之鱼》），但似乎西方读者群的反映并不如前面的三部，但是引发了国内批评界的关注。
① 拉康：《拉康选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08页。
② 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③ 程爱民、邵怡、卢俊：《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④⑧ 滕威：《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华文文学》2002年第2期。
⑤ 赵庆庆：《北美华裔女性文学：镜像设置和视觉批判》，《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⑥ 潘军武：《中国故事创造的融合假象——〈喜福会〉的重新解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⑦ 龙锦辉：《流散与融聚——谭恩美与严歌苓文化认同之比较》，《新余高专学报》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