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敦煌，有个夜晚，明亮的月光把我的影子映在柔和的沙丘上。沙丘前传来许多嘈杂的声音，那是工作人员在吆喝着打灯光，摄影师在调整摄影机的位置，导演在指挥现场。 我忍着眼痛坐在沙丘后的竹凳上等开机，刹那间被眼前那巨大挽着髻的古代女子影子吸引住，那种迷离感真是不知身在何处。前一天武术指导说，第二天要拍我的一个特写，会有许多竹箭向我脸上射去，我要用剑挡掉这些竹箭。我担心箭会射到眼睛，他说，如有这样的情况，人本能的反应会把眼睛闭上。拍这个镜头的时候，为了不想NG，我睁大眼睛快速地挥舞着手中的剑。说时迟那时快，有根竹子正好打中我的眼睛，我确实是自动闭上了眼，但还是痛得蹲在地上。
那是荒郊野外的沙漠地带，不可能找得到医生，医院也关了门，副导演问我还能拍吗？我照照镜子，想把被眼泪弄花的眼睛整理整理，忽然发现黑眼珠中间有条白线。武指说是纤维，我点了很多眼药水，怎么冲，那条白线还在。我见工作人员等急了，赶忙回到现场就位。当时虽然受伤的右眼还在痛，可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着也顾不得痛了。我告诉自己，要记住这一刻，像这样的情境在我的生命中将不会再现。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敦煌酒店里，因为自怜和疼痛，哭了一夜，直到累得昏过去才睡着。
第二天，制片带我去医院挂急诊。一位中年女医生到处找插头准备接上仪器，等仪器接上了电源，她照了照我受伤的眼睛，神色凝重地说：“如果你不马上医，眼睛会瞎掉。”我看了看桌上的容器，里面装着一大堆待煮的针筒和针，怀疑地问：“你们不是每次都换新的针啊？”她很不高兴地回答：“我们这都是消毒过的！”当天我就收拾行李回香港。徐克和南生那天专程赶来拍我的戏，我要求他们等我看完医生回去再拍，徐克说时间紧迫，不能等。
在机场碰到他们时，我一只眼睛包着白纱布。见到南生，两人抱在一块儿，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两个人三行泪。
我一个人孤孤零零地从敦煌到兰州，再从兰州转飞机回香港。在飞机上我把脸埋在草帽里，一路哭回香港，因为《新龙门客栈》哭了大半个中国。
养和医院的医生说黑眼珠那条白线，是眼膜裂开了，没有大碍，住院两天就没事了，可是大队人马已经回到香港赶拍结局。
我非常懊恼，千里迢迢跑到敦煌大漠，在那美好的景色里，竟然没有留下什么。
因为懊恼，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愿看《新龙门客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