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乡村社会百年变革完全打破了数千年沉淀下来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在半熟人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乡村治理面对诸乡村社会关系恶化、乡村治理理念政府化及乡村治理机制缺失等问题。为适应社会转型，需要优化治理结构，探索乡村治理新格局；需要建立以法律规定性为基础的自主性秩序社会；以及着力发展基于乡村素质提升的全面教育等。
关键词：半熟人社会 乡村治理 困境 对策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成为关乎社会持久发展和国家稳定富强的关键问题。在乡村社会由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型过渡的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治理改革的有效实施将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注入强劲动力。
一、半熟人社会的意涵
费孝通先生认为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 前者是普遍遵循共同礼仪习俗的熟人社会，后者是崇尚法理契约的陌生人社会，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传统与现代、静态与动态、尚礼与尚理的过程性社会状态，学术界普遍称之为半熟人社会（或半陌生人社会）。
半熟人社会是指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共同体消解、基层公共组织弱化、道德和权威走向危机而现代性乡村秩序尚未完全建立时的乡村社会主体基础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混乱的过程性社会状态。首先，半熟人社会是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渡的过程；其次，半熟人社会是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秩序、价值观念的混乱状态，社会成员更多地表现为自私自利、急功近利、迷惘无助和自我丧失等；再次，半熟人社会的核心在于成员的主体性价值下降和社会服务性功能衰退，新旧社会生活秩序和价值规范体系相互冲击，社会成员内心道德律令及社会状态左右摇摆以致杂乱无章。
二、“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半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导致乡村治理面临诸多问题。
（一）乡村社会关系恶化
首先，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成员“各自为政”。传统熟人社会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和天然的血缘关系，乡村社会成员之间在生产生活中结成紧密联系。随着现代性因素强势渗入，尤其是家庭生产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核心家庭的生产成果足以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家庭之间的联系日趋减少，乡村社会成员关系日益冷漠。同时，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注重对自身利益进行理性化算计的保有，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性直线下降。
其次，经济社会分化导致乡村社会关系不和谐。传统熟人社会中超稳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分层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社会结构和权威体系，并且被乡村社会内部各阶层人群所认同。而百年社会变革导致乡村社会内部结构在内外部影响的失衡。部分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经济力量上升的同时，要求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政治地位，但具有超稳特点的社会结构及文化心理变迁远远慢于经济分化的速度，法理型社会的制度和精神体系尚未完整架构，导致不同群体及个体对自身地位和相互间关系的不满，甚至对立。
再次，乡村社会身份认同和信仰缺失。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并推动相应的政治文化进步，另一方面也渗透着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唯科学主义等思想。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传统的秩序维护和道德约束体系被打破，而适应法理社会的制度体系和道德准则尚未建立，乡村演变为带有显著功利思想的、短视的、迷惘无助的、道德沦丧甚至充满戾气的社会，乡村成员迷失了自身在乡村中的身份定位和社会认同，同时丧失了对乡村道德约束甚至宗教的敬畏信仰。
（二）乡村治理理念政府化
系统论认为，在严重的内外部压力下，政治系统会应对各种环境压力做出迅速反应，通过自身系统的调整和改变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需求，从而保障系统本身的持续性和对内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乡镇政府和乡村自治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主要组织者和直接参与者，其受到的内外部压力决定了其理念趋向政府化。
首先，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基层组织和乡村治理的直接领导者，上级政府的目标责任追究制度使乡镇政府必须认真做好政策落实工作，同时乡村治理本身的针对性、灵活性和优化性使乡镇政府必须遵循乡村治理的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筹措和实施管理。为了能够使乡村治理的上下压力得到有效舒缓，乡镇政府往往选择折中方案，在治理中确保上级政府对乡村治理的各项投入，从作为基层政府的角度入手理顺自己和定位自己。
其次，自治组织的最优化安排选择了政府化的治理理念。乡镇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行政目标的达成需将目标责任进一步细化为乡村组织的目标基础上实现，行政的压力迫使乡村自治组织必须确立与乡镇政府组织相适应的政府化的组织形态。与此同时，乡村自治组织本身承担的部分行政职能和乡村社会成员对自传统社会以来的权力依附心理，导致乡村自治组织在实质上超出了自治管理、民主协商的范畴，成为乡村社会成员的领导机构和国家政权的乡村代理机构。自治组织在内外部压力作用下的最优化安排形成了组织政府化的模式。
（三）乡村治理机制缺失
在作为半熟人社会的乡村治理转型期中，无论是乡村社会精神转换和制度变迁，还是乡村社会成员自身定位和行为规范的模糊不清，都造成了乡村治理的机制建设偏差、滞后或缺失。
首先，乡村治理机制赢利化。乡村治理的目的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和持续发展，保障乡村社会的最优化和最大化进步。而在半熟人社会的背景下，乡村治理中无论是乡村治理组织还是乡村社会成员奉行各自为政的理性化算计，都在维护和增加自身的利益。面对个体和组织之间对各自利益维护和增长的诉求，乡村社会呈现出经济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气氛，无论是乡村治理主体还是乡村治理行为都显现出乡村治理的赢利化状态，偏离了乡村治理的目的本质。
其次，乡村治理机制滞后。传统熟人社会的协调有序的内部沟通机制为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和利益对抗精神所摧毁，但未能建立起与陌生人社会相对应的平等主体的法理性机制，混乱的乡村治理理念和现状导致乡村治理主体对守旧自保和冒险激进左右摇摆，最终往往导致面对飞速发展的乡村社会状况却不敢想，更不敢做。乡村治理理念的裹足不前导致乡村治理机制发展的滞后。 再次，乡村治理机制缺失。在传统熟人社会稳定的社会定位和有效的内部协调沟通机制被理性化进程打破后，乡村社会不同层面均产生大量的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习惯与规范等的冲突，内部协调机制已没有消减冲突的能力，而对外部诉求的内在思想和制度安排准备不足，加之没有适合于转型进程中的合理机制安排，冲突愈演愈烈。
三、“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的对策
（一）优化治理结构，探索乡村治理新格局
首先，理顺权力关系。“在一个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制内，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已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 乡村治理的权力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来说都源自于人民，乡村治理必须紧紧依靠乡村成员的认同和参与，因此，要从选举制度变革入手，切实落实直选制度，转变原来自上而下的授权为选举授权，在乡村权力与授权主体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从而确保权力的有效服务。
其次，理顺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各主体间的关系历来是乡村治理的难点和重点，要明确乡镇与村之间的党组织领导关系，充分发挥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创业精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破除过去政府的全面干预模式，政府治理回归到法律规定的服务位置上来，为村集体及村民的自治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环境和保障服务。
（二）建立以法律规定性为基础的自主性秩序社会
由于半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性、重构性特征，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存在明显不足，如制度不完善，存在制度或程序的薄弱甚至空白；制度的执行力不足；制度的反馈和追责渠道受阻等等。从制度构建过程来看，“包括建立议程、界定问题、设计方案、预测结果、比较和抉择方案以及方案的合法化等环节，” 程序复杂，周期漫长，并且制度执行的有效性问题尚待检验。在这种半熟人社会的背景下，应在宪法及既定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通过乡村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以确立建立在协商共议基础上的、符合当地特点的、具有基本行为规范作用的自主性、本地化制度，填补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制度间隙。
（三）着力发展基于乡村素质提升的全面教育
半熟人社会中乡村社会成员急功近利、迷惘无助、道德沦丧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程度低下造成的，必须大力发展乡村全面教育。其中，要着重发展旨在全面扫除文盲、提升乡村社会基础教育整体水平的乡村义务教育，并依此建立消除乡村“懒汉”、提升乡村社会生产生活能力的技能教育平台，全面提升乡村民众知识水平和道德素质。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第一，转变教育理念，从乡村社会及乡村民众出发，摒弃原有“高深莫测”的理论教育，变自上而下的精英教育理念为自下而上的通识教育理念；第二，转变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和乡村治理能力教育既有理论指导，也有现实案例讲解。基层政府和乡村自治组织将知识和能力具体化、细节化，贴近现实，走进农户，在实践中学道理、学能力，在“触摸可及”的乡村治理实践中逐步实现半熟人社会背景下的我国乡村治理变革。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贺雪峰.村治的逻辑——农民行为单位的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