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田园诗的鼻祖,陶渊明诗歌中的“归鸟”体现了其“止泊”的心志,而杜甫诗中出现最多的鸟类“鸥鸟”,却映照出其渴望自在飞翔的执着愿望。两者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却同样可以引发后人无限的思考,呈现出“我归于物”与“物归于我”的对立以及“归鸟”与“飞鸟”情节的对立。
关键词:陶渊明 杜甫 “归鸟” “飞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陶渊明生于东晋动乱的年代,是田园诗的鼻祖,诗风以“平淡自然”为主;杜甫出生于大唐盛世,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时期,号称“诗圣”,其诗以“沉郁顿挫”为特征。无论是从生平经历还是诗歌风格上讲两人都没有可比之处,但是,却有一种文学意象将两者紧密连结起来――鸟。陶渊明诗歌中的鸟多称之为“归鸟”,而杜甫诗中的鸟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鸥”,这是一种在海际天边展翅飞翔的鸟。陶渊明的“归鸟”与杜甫的“飞鸟”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却同样可以引发后人无限的思考。
一 “我归于物”与“物归于我”的对立
魏晋时期玄言诗盛行一时。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而陶渊明的个性品格、诗歌题材、诗中之理、艺术风格无不表现了对自然的追求。自然与自由相关,陶渊明及魏晋人士对自然的渴望,实际上代表了他们对形体自由及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望。这种渴望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之后,变得尤为突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陶渊明对自然的追求与鸟大有关联。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应该说是有其深刻的时代内涵。
陶渊明归隐是由于对古代贤达归隐行为的个体心灵感悟。这一感悟是基于对社会的认识和自我的认识。在那样一个动乱无道的社会上,如果放任自己违俗的个性在社会上闯荡,必遭后患。因此使选择明哲保身、见微知著、趋利避害成为必然,见其《归去来兮辞》云:“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看到了个体生命的宝贵,于是抛弃进入社会建功立业的想法,这也就是陶渊明所谓的“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可见陶渊明的“明哲保身”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以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负责为前提的,它立足于个体自我,又超越了自我。陶渊明的归隐与鸟之行踪相似,甚至其思想转换都以鸟之意象贯穿。陶渊明对鸟如此情衷,特别是日夕归鸟在其笔下频繁出现,因为鸟是自然的化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宇宙自然相俯仰,此最为人类欣羡。鸟最富自然情趣,与人生具有质的相似性。同时鸟与陶渊明的生死观、义利观还有莫大的联系。鸟日出飞林,远近觅食,象征着人生在世奔波求活,自有酸甜苦辣;鸟日落而息,象征人之止息或死亡,回归本原,无怨无悔。还见鸟之日出而作,相约寻食,自食其力;只要果腹便足,决不纵欲逐利等习性,都与陶渊明的义利观如出一理,他所需求的不过是正当衣食之需,这与鸟性相通。可见,陶渊明与鸟确实有着极大的缘分,他把自己的世界归结于“鸟”的本性,所以应该是“我归于物”的境界。
而杜甫诗中的“鸥”意象,则是“物归于我”的真实写照。杜甫一生写了不少咏物诗,除了马和鹰,他写得较多的可能要算鸥鸟了,据粗略统计,大约有40来处(包括专章讽咏和作为背景出现的鸥)。鸥的意象在杜诗中多次出现不是偶然,而是老杜有意识的寄托。在杜甫的文化心态结构中,存在着两种人生价值取向:一是窃比稷契,致君尧舜的人生抱负和政治理想,这代表了人社会性的一面,是他集体情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一是江海之志,独往之愿,这代表了人自然性的一面,是他个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反映。杜甫诗集中的鸥鸟意象,可以说就是诗人不羁的人格和个体意识的象征。“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写的就是桀骜不驯、宏逸自负的海鸥。那意气风发、壮怀激烈、傲岸不羁的白鸥是诗人无限向往的对象,在这里,鸥早已物化成为诗人独立人格的象征。他还在《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中写道“浦鸥防碎首,霜鹘不空拳”,并深深地怀念起“昔如水上鸥”(《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虔》)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了。虽说是诫勉朋友郑虔,又何尝不是诗人自身的深刻体验呢?
上元元年,杜甫经过战乱的颠沛流离,越过艰险的栈道,抵达成都,并在成都城西院花澳畔营建草堂。这一时期,中原战乱虽然未平,但远在西南的成都依然保持着小康的繁华局面。杜甫所居成都郊外草堂,有幽静的林园和秀丽的景致,再加上好友严武的照顾,飘泊异乡的诗人总算得到栖身之所,生活得安定而惬意,感受到一定的快慰和满足。这时杜甫笔下的鸥可亲、可摇、可押、可戏、可呼,“白鸥”、“春鸥”、“群鸥”、“海鸥”、“轻鸥”,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时常飞翔于字里行间。“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江涨》)、“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春归》)、“啭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遣意二首》)、“赖有杯中物,还同海上鸥”(《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十五使君》二首之二)、“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题玄武禅师屋壁》)、“狎鸥轻白浪,归雁喜青天”(《倚杖》)、“燕人非傍舍,鸥归抵故池”(《过故解斯校书庄》二首)、“燕外晴丝卷,鸥边水叶开”(《春日江村》五首之四)、“江渚翻鸥戏,官桥带柳阴”(《长吟》)等等,无一不写得物色可人,生机盎然,语意间充满着欣喜、诙谐和豁达,这不正是诗人内心一直苦苦追求的境界吗?在广阔的大自然面前,诗人变得幼稚、真诚,焕发出童心,仿佛自己也变成一只海鸥,翱翔在浩渺无垠的海上。
杜甫暮年,身逢烽火遍地、干戈不息的动乱岁月,目睹山河之破碎,黎民之涂炭,空有一腔抱负,却无改变现实和力挽狂澜的巨手,只好仰天长叹,在回忆中叹想故乡的明月,现实却是连基本的生计都要仰人供给,妻子儿女时常忍饥挨饿。《雨四首》之四云:
“楚雨石苔滋,京华消息迟。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鸥饥。神女花钿落,鲛人织杼悲。繁忧不自整,终日洒如丝。”
“江晚白鸥饥”,这不正是诗人自身的深刻体验吗?杜甫流落他乡,举目无亲,社会是那样的冷漠无情,世态的炎凉促使他与自然更加融洽无间,生活上饥寒交迫,精神上孤独寂寞的诗人从小生灵中得到温暖和安慰,促使他笔下的鸥也变得有情有义,“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共友于”就是此种心绪的最佳表达。
鸥本无性情,但是同一种鸟在杜甫人生不同阶段的诗歌中却体现了与诗人相通相近的心境,是“物归于我”的最高境界。
二 “归鸟”与“飞鸟”的对立
陶渊明一生的寻觅与求索,如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止泊”,即寻找精神的故乡与归宿。陶渊明终于归田了,从形体上、精神上都释然了。找寻到诗意生存后的陶渊明,其笔下的鸟则是另一种形象,《归鸟》一诗最具代表性:“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诗中之鸟,生机盎然、跃动、真纯,无忧无虑,它不必再耽心遭罹网罗,不会在日暮时飘泊无依。它无限深情地依恋着养育它的树林,这是它生命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翼翼归鸟”其实就是陶渊明思想成熟的写照,他终于找到了止泊之处――田园――他精神与生命的依托之所。此时的鸟“因植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所得,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同样,《读山海经》其一道:“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用鸟比兴,陶渊明之心表露无遗。《饮酒》其七“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回应《归鸟》一诗。然而最能表达陶渊明深意的当属《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与鸟恍如一物,投身于宇宙万物。鸟之于山林,恰如陶渊明之于田园、自然。山林为鸟栖息之巢,田园则为陶渊明生命与精神的止泊之处。此间陶渊明思考的最大问题就是“归”。
陶渊明的“归”在诗歌中用了“鸟”这一意象,与陶渊明的“归鸟”情节恰恰相反,杜甫诗中的鸥鸟却“毫不思归”,尽管时而轻盈,时而沉重,时而不驯,时而饥寒,但却总是在振翅欲飞。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在陈情叙志、言其生平抱负及不幸后,末尾却说“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给我们展示出一幅自在的、孤傲不驯的海鸥飞翔天际的形象。这个“驯”字力重千钧,它说明诗人是驯不了的,这表明诗人在旅食京华的痛苦生涯中,虽已感知官场的污浊,并且感觉到身在其中不能由己,但诗人依然希图保持无拘无束、自由发展的个性。奋飞于天地之间,击搏于浪涛之中,来往自由,自命可以超越人寰、举身天外的沙鸥,就是诗人形象的化身。飘飘沙鸥,是那样的俊逸,那样的高洁,那样的孤傲,与蓝天白云融为一体,谁还能笼住这天地之间的精灵呢?那意气风发、壮怀激烈、不可一世的白鸥就是诗人无限向往的对象,是诗人独立人格的物化。
由于杜甫崇尚自由、追求独立的人格,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难以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安然无恙。他好不容易以忠心获得肃宗赏识,得了他一生最高的官衔――左拾遗,但不久就“廷诤守御床”(《壮游》),惹得肃宗勃然大怒。天真的诗人虽幸免于死,却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段惨淡的经历杜甫不便明言,于是他把希望的目光转向大自然,原来大自然中的鸥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独立》诗云:“空外一鸷鸟,河间双白鸥。飘搏击便,容易往来游。草露亦多湿,蛛丝仍未收。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面对小人(鸷鸟)谗言,白鸥虽忧无惧,搏击飞翔之梦依然可见。
不久,他在《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中再次写道:“浦鸥防碎首,霜鹘不空拳”,并深深地怀念起“昔如水上鸥”(《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虔》)的自在不羁的生活。虽说是诫勉朋友郑虔,又何尝不是诗人自身的深刻体验?“昔如水上鸥,今为置中兔”(同前),水上自由飞翔的鸥鸟与置中被捕之兔――这种尴尬的处境正是仕宦的社会人格和自我的独立人格不能和谐统一的真实写照。
在由秦入蜀的路上,杜甫虽有旅途的疲惫、妻子儿女的拖累、生活的困顿,但却摆脱了因仕途生涯而带来的人格丧失的心灵创伤,自由的天性得以舒展,不由再次借远逝自在的鸥一抒旅途的畅快之情。《石木匮阁》云:“清晖回群鸥, 暝色带远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诗人虽面对艰险的旅途,难免疲惫劳顿,而在精神上却领受欣赏到雄奇的山川风物,更增加他离开仕途、获得漂泊自由之身心喜悦舒畅。落日的余辉下,一群白鸥嬉戏往来,看到它们无拘无束的逸姿,诗人不由自主地发出深沉的慨叹。
从杜甫的咏鸥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志向抱负和坎坷命运,有青春的焕发,有自由的渴求,有临难的奋呼,有衰老的哀鸣。鸥作为诗人人格美的外在比托,勾通了诗人与自然物象之间的联系,像鸥一样自在无拘地飞翔是诗人执着的愿望。
陶渊明的“归鸟”与杜甫“飞鸟”意象的对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求仕无路,报国无门,有识之士的理想抱负频频受挫,与其撞得头破血流,莫不如止泊归隐,或者说归隐是在“头破血流”之后无奈的选择。而杜甫生活的唐朝,是我国封建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尽管已经由盛转衰,“安史之乱”打破了盛唐表面的宁静,但是“盛世情节”依然存在,人们并未从中惊醒,相反,复兴国家,拯救社稷的历史责任感更是催生了人们的爱国情怀,于是这种“奋飞”的情绪便被诗人通过文学作品中折射出来。杜甫的“飞鸟”有“万里谁能训”的鸥,有“轻摇逐浪鸥”,有自由自在的“水上鸥”……尽管也有“饥鸥”、“困鸥”、“远鸥”等等,但是,这些形象则更加衬托出杜甫之矢志不渝――虽九死其犹未悔。
参考文献:
[1]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98年版。
[2] 王夫之:《古诗评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3] 刘孟伉:《杜甫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张美云,女,1970―,山东菏泽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华北科技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