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列宁两人从未谋面，但仔细探寻两者的关系，却耐人寻味。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支持的立场。孰料短短半年时间后，原本有些“惺惺相惜”意味的两人却卷入火药味甚浓的“争论”中，孙中山于无意中“踏雷”，成了列宁的“批判对象”。原因何在？
孙中山因1895年秋兴中会的广州起义而流亡国外。1896年10月11日清廷因其“谋反”，便命伦敦中国驻英使馆将其拘捕。经恩师康德黎和英国舆论界乃至英国政府的干预，孙中山在10月23日获释。
这场“绑架案”在伦敦乃至国际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中国海军派驻英国的武官凤凌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孙文一案，反为该人成名。”
喧嚷一时的案件，吸引了身在伦敦的俄国民粹主义者沃尔霍夫斯基，此人便是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案件的涉嫌者之一。不久，
《俄国财富》1897年第5期、第12期，先后刊登了对孙中山的采访和他伦敦蒙难记的俄译文，孙中山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列宁对中国事态的关心有案可查，从他的文章中知道，他也了解孙中山接受的是西方教育。
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俄国情况给予以孙中山为首的虽然还非常幼稚但是淬历奋发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以极大的鼓舞。
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的胡汉民、汪精卫等频繁地为《民报》撰文赞颂俄国人民为反对沙皇“无不斩木揭竿，风起云涌的革命局面”，“极端之同情，为之高呼万岁，且自愧不如焉斯已矣”。
在动荡的局势中，1905年后俄国出现了两种政治主张、两条道路，一种是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道路，他们主张进行和平改革，用君主立宪取代沙皇专制；另外一种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列宁反对任何改良主义道路，认为那是“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他主张走“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即推翻沙皇制度，直接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
这个观点成为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也是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国际间龊龉不断的根本原因之一。
本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支持的立场。1910年2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报纸《星报》在彼得堡创刊时，就嗅到中国革命的气息，开始系统报道中国情况。1911年，中华大地骤起狂飚，清王朝覆灭。《星报》开辟了“中国革命”专栏，有人以《龙抬头》为题大做宣传，讴歌中国的新生。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选择定都南京，1912年元旦在那里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天之后，即1912年1月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大会上通过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是列宁及其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对孙中山的声援，我们不清楚当时孙中山是否知道。
无论如何，与沙皇的侵略相比，列宁“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侵略政策的行径”，为中国开始“共和”而“表示全心全意的同情”，毕竟是一个正义的声音。
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前夕，于南京同盟会成员的饯别会上发表了演讲《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3个多月后便被译为法语发表在比利时的《人民报》上。
孙中山上述讲话，重点谈的是社会革命和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国革命道路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
他的“思患预防”，指的是不能等到资本家大量出现，才不得已“再杀人流血去争”，“重罹其祸”，要预防用激烈手段进行暴力革命。通过流血和暴力完成社会革命，不是他的选择，他开出的良方是实行“平均地权”，使中国农民问题在发展中逐渐解决，“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孙中山不赞成另外一条道路，即立即由国家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道路，他在文章中明确表达称国家“恐无此等力量”。他不止一次向报界表述，清王朝灭亡后“政治革命今已告成，余更拟发起一更巨之社会革命，此社会革命不用兵力，而用和平方法”。
远在莫斯科的列宁强烈关注了孙中山的观点，立即与之互动。
孙中山在比利时《人民报》上的文章发表后仅仅三天，便被翻译为俄文，于1912年7月15日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涅瓦明星报》上。列宁也在这天的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评论孙中山及其政治主张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份报纸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列宁档案中。
列宁在文中也引述了孙中山说到的内容，但是他极其严厉地批评了孙中山的主张。
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革命道路的分歧与中国联系起来，他认为孙中山是远离俄国的情况下提出了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类似的主张。
列宁为孙的理论定性为：“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
至于中国的前途，列宁认为必须“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同时保留他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我们把目光转到这个时期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便可以看出孙中山的主张并非孤立。他和列宁都有丰富的国外经历，1905年孙中山访问过第二国际设于布鲁塞尔的总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见过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表达了对他们观点的同情，并且流露出从组织上与之合作的意图。
那么这位王德威尔德持有什么政见呢？在第二国际里他是俄国布尔什维克1905年政策的激烈反对者，列宁因他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称他为右倾机会主义者。
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后，还是这个王德威尔德，在第二国际的伯尔尼大会上严厉谴责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策略。德国考茨基等人也强烈反对使用暴力手段谋求社会改造与发展，他们主张“革新”资本主义制度，故被列宁称为修正主义者或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
事实上，无论对于俄国1905年的做法还是1917年苏俄革命后的一系列政策，孙中山都是持有异议的。1912年盛夏孙中山和列宁的“论战”，不仅加大了孙中山的知名度，更加重要的是两人亮明了各自的旗帜。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列宁的观点被固化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圭臬，成了相当长时间里不可逾越的经典：“为了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这就是为什么到1927年国共分裂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共产国际严厉批判的对象，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在围绕革命道路的问题上，一直在磕磕碰碰中较量着。
（摘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