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开辟了晚清军事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新领域，在法规制度、教育训练等方面为各省武备学堂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成法。北洋武备学堂因应了晚清军事早期现代化变革的要求，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军事人才，在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好的军事素质，并为袁世凯所重用，在清末新军编练和军事教育中发挥了重用作用，进而成为北洋集团的骨干班底，对清末民初历史影响甚大。
关键词：北洋武备学堂；晚清；军事教育；早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6-0016-06
中国早期现代化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在缺乏中央权威的情况下进行的，其领导力量是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地方督抚。位居要津的李鸿章在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与晚清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北洋武备学堂即为代表之一。目前，学界关于北洋武备学堂的研究论文有3篇，台湾学者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65年4月），重点分析武备学堂对民初政局的影响及其形成的社会根源；姚锦祥《论北洋武备学堂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南京师大学报》1992年1月）重点考察北洋武备学堂对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产生的影响；冀满红《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军事历史》1998年第2期）论述天津武备学堂的创办情况及其影响。在晚清军事教育史著作中，只是介绍北洋武备学堂概况。学界对北洋武备学堂的研究主要论述其历史影响，而对产生影响的原因尚缺乏深入的思考。本文主要分析北洋武备学堂在晚清军事教育早期现代化中的实践和制度创新及其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一
李鸿章认为面临“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 [1]于1885年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北洋武备学堂。 “武备学堂在唐家口柳墅旧址，光绪十二年八月（应为十一年五月）奏建。时海防练军练习洋操，特于各军调取少壮材武之士，入堂学习洋语、洋文并算学、阵式，以备异日将领之选，约百二十人为率，延西人教习。嗣后京旗子弟亦派送入堂，分班习练，规模益宏，由北洋大臣委道员总司其事。”[2]北洋武备学堂在章制和教育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推动了晚清军事教育早期现代化。
（一）实行军事教学创新，开创晚清军事教育的新模式
首先，在章制上仿照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制定较为完备的章程。为保证武备学堂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1886年李鸿章制定了《北洋武备学堂学规》作为学生的行动指南。《学规》全文四十六条，并附有《续定章程五条》，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军事学堂管理规程，成为以后各军事学堂参照的成法。其内容包括：学堂设立的宗旨、学习目标、行为准则、训练标准、课程内容、考试方式、学生待遇以及奖惩办法等。《学规》的宗旨明确：“武备学堂为造就将材而设”，要求“诸生来堂肄业，于战阵攻守之法，宜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朝夕研求，不遗余力。”[3]《学规》对学生的纪律要求较为严格，课余时间的规定是：“功课毕后，各归卧室。就枕尚早，即温习日间功课”，“闲书小说，除《三国演义》外，一律不准偷看。”[3] 并且规定“每晚10点钟时，即宜各归本室休息”。 [3]《学规》还对卫生行为作出规定，“学堂及各卧室廊下均悬字纸篓，诸生宜随时将废字纸置诸篓内，不得任意弃掷糟踏擦物包裹，违者记一过。” [3]
其次，在课程设置上以传授西方军事技术的课程为主，以军事理论和思想教育的学科为辅。北洋武备学堂开设的有关军事技术的课程有：基本战术、应用战术、图上战术、战略学、沟垒学、弹道学、军制学、野外劳务、步兵操典、气球学等。军事教育的内容较为系统，旨在使学生掌握新式军事技术。学科开设孙子兵法、管子兵法、国文、算术、几何、三角、代数、地理、中外历史、政治学、格致等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同时，思想教育特别注重培养忠君意识，《北洋武备学堂学规》要求“每日由汉教习摘录经史一则，书于黑板，令诸生照录，讲解透彻，感发忠义之心。” [3]慈禧太后在批准李鸿章《创设武备学堂折》的懿旨中亦明确指出：“陆军将材，以武备学堂为根本，除讲求战备外，兼习经史，甚为合宜”，[3]以期培养中西会通、文武兼备的高级将才，其中也蕴含了“中体西用”的办学指导思想。
再次，在师资构成上聘用外籍军官充当学堂军事教习。李鸿章先后聘请德国教官李宝、崔发禄、哲宁、那珀、博郎、阃士、已思壬、艾德、黎熙德、敖耳、高思兹等11人来武备学堂任教，“该军官等或熟精枪炮阵式，或谙习炮台营垒作法，皆由该国武备书院读书出身，技艺优良，堪充学堂教师之选。”[4]学堂教学安排次序分明，军事教学由德国教习负责，采用德国操法，授课时配有翻译人员，汉教习讲授中国经史课程。管理由中方人员负责，“监督、提调、汉教习，无论学规、功课，均归稽察。如各生有情傲不驯等事，应由监督、提调当场申饬；如有不悛改，斟酌轻重，再禀总办，分别责戒记过，其情节较重者斥革。” [3] 北洋武备学堂确立了由总办负责、会办协管的治校模式；军事技术教学由洋教习负责、汉教习协助的教学模式，在当时的军事教育上独树一帜。1886年，醇亲王奕譞肯定了北洋武备学堂培养陆军人才的教育模式，“练陆军人才则以武备学堂为根本；……各生徒于陆路枪炮台垒之法，……童而习之，长令入营带队，必得实用，将材自日出而不穷。亟须逐渐推广，为费无多，而裨益甚大。此察度陆军不宜遽裁，学堂仍须推广之大概也。” [5]
（二）实行陆军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推进晚清军事制度改革
首先，北洋武备学堂仿照德国陆军推行规整的军事编制。全体学生编为4个大队，每队3大排，每大排3小排。每大队126人，每大排42人，每小排14人。每大队各有大队长1人、副大队长1人，每大排有大排长1人，每小排设小排长1人。学生518人，共编为步、马、炮、工、辎5科，每科100人。余18人学习汽球及修械。另外设总队长1人，管辖4个大队，由监督兼任。[6]相较于淮军营制，德国步队编制优势十分明显：“层层节制，又节节策应，故每战制胜，即败亦不溃散。” [7]北洋武备学堂的军事编制深刻影响了清末新军编制的改革。在编练北洋常备军的过程中，袁世凯亦推行德国步队营制：“每营管带一员，帮带一员，队官四员（各带一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每棚兵目十四名，共一百二十六名）”。[8]因而，袁世凯的军制改革是以北洋武备学堂实行的步队编制为基础的。“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军编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 [9] 其次，实行新的军事实践制度和军官任职制度。为了培养合格的陆军将材，在教学方法上进行创新，注重课堂教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北洋武备学堂实行军官见习制度，即每年7—8月，学员须到旅顺口或山海关等地军营见习。7月主要学习步兵、骑兵、野战炮兵以及工程兵的军事指挥技能；而8月则是测量和绘图作业。同时，北洋武备学堂实行学生考试选拔回营任职的做法。“一年期满，禀请大考后，填给执照，咨送回营当差。其考列优等者，遇有哨官、哨长缺出，先尽拔补。如本系哨长，记升哨官；本系哨官，循资作为帮带。” [3] 为保证生源质量，李鸿章于1886年实行入堂学生选拔考试制度，规定“今拟请通饬各营将领，于弁目子弟中，择其文义粗通、年龄尚轻、质地灵敏、气体强壮、相貌魁伟者为式，由各营挑选二名，考验如式，再行咨送。一月以后，由本堂察看，如有不堪造就者，仍咨遣回营，挑留学习，拟以百人为额。” [3]北洋武备学堂开创了新式陆军军官的培养模式，为地方督抚兴办军事学堂提供了可资效仿的成例，在晚清军事教育早期现代化中起到了推动作用。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仿照北洋武备学堂创设广东水陆师学堂。1891年，“提臣叶志超亦于山海关防营分设学堂，挑选弁兵一体肄业。” [4] 聂士成曾考察山海关武备公所，指出“堂中学者二年后例至天津考试，果得拔取优等，亦援例给奖，定章也。” [10]1895年聂士成亦创办开平武备学堂，第一期招收学员200名，由武毅军的步兵、炮兵中考选，学制三年。1898年第一届学员肄业，有12名优秀学员留校任教，其余均编入芦台新军各营任教习、候补哨长等职。在清末新政推行过程中，各省以北洋武备学堂为参照，相继设立武备学堂。1904年，全国已有广东、江苏、浙江、贵州、陕西、安徽、山西、四川、福建、甘肃、湖南及河南等12个省设立武备学堂，晚清陆军教育获得长足发展。
因应军事教育发展的要求，在1904年9月清廷颁布《陆军学堂办法》15条，标志着晚清军事教育迈入了制度化、正规化的轨道。
（三）培养一大批新式军事人才，加快了清末军事变革的进程
李鸿章创设北洋武备学堂，以期“可备国家干城御侮之用”。[4]李鸿章对北洋武备学堂曾寄予厚望，对入堂学习的弁兵加强考核，先后三次上奏对优秀的学员给予褒奖，“臣亲临考验各项操法，一律娴熟，试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测绘，无不洞悉要领，因择其屡考优等生，饬令回营转相传授。学生之著者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雷震春、张怀芝、曹锟、李纯、蔡成勋。”[4] 然而，学生在北洋各营“各老将视之不重”， [11]淮军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甲午战后，清廷上下“一时内外文章，争献练兵之策”。[12]“于是胡燏棻奉命练兵，咸定武军十营于天津。光绪二十一年冬，以袁世凯统之，增募为七千人，号新建军，驻兵于天津南之小站。以武备学堂肄业生为军官，兵制悉仿德人，是为北洋派军队之原始。” [13]小站时期，北洋武备学堂肄业生积极辅佐袁世凯练兵，成为袁世凯小站班底的骨干力量。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被誉为“北洋三杰”，为新建陆军的训练立下汗马功劳。段祺瑞被任命为小站随营炮兵学堂的监督和总教习，“世凯深器其人，于训练新军之事，一以委诸祺瑞。”[14]冯国璋被袁世凯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全面负责新军训练工作。冯国璋“训练操法，整饬规矩”，[7] （13）修订了一整套营制军规、训练章程及考核条例等。王士珍是袁世凯练兵的主要助手，充当督操营务处会办、工程营管带兼学堂监督，“军中事无洪纤，不谘公者，袁辄不为画诺。”[15]小站练兵成效显著，“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军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识之”，[7] （1028）北洋武备肄业生“固与有力焉”。[16] 袁世凯因小站练兵而政治声誉日升，1899年出任山东巡抚，继而编练武卫右军先锋队，创办一系列军事学堂，许多北洋武备学堂肄业生参与其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雷震春“归国，练兵小站，檄为炮队教官，洊升协统，有勇知方，骎骎大用矣。先是援例捐同知，明耻教战，成效卓然。调参谋处总办，兼领德州机器制造局，剔弊考工，措施得当。” [15] （787） 北洋武备学堂肄业生追随袁世凯积极投身于晚清军事早期现代化的实践，既编练出清末第一支新式军队，又为后来编练全国新军培养了一批将校官弁。1902年北洋武备学堂 “其毕业诸生材艺有成者，或拔任营员，或经湖北、山西、陕西各省纷纷咨调，派充教习营弁。”“近时直隶募练新军，所派将弁官弁，亦多取材于此。”以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为代表的北洋武备学堂学生辅助袁氏训练北洋常备军，继而训练北洋六镇新军，在推动清末军事变革的进程中有诸多建树。
二
对于因民族危机而开启的陆军军事教育的早期现代化进程而言，“在晚清建立武备学堂里面，以天津武备学堂的影响最大。” [17]其原因主要有：首先是晚清军事早期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晚清面临的大变局中，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现在时局多艰，国势积弱，各直省伏莽未靖，蠢动堪虞，非练兵无以卫国，亦非练兵无以保民。” [7] （365）编练现代化的军队需要大量的懂得西方军事技术的新式军官，为军校肄业生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遇。武器的更新，军事现代化技术的运用都对军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科举未废，中人以上耻于投笔，其来者半皆乡曲无知之辈。” [18]晚清军事变革的实践迫切需要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军官。传统的武举制度满足不了晚清军事早期现代化对合格军官的需求。“应武科者，平日所习皆与兵事无涉，既不晓枪炮之情，复不谙营阵之法。” [19]然而，“除学堂、练船外，实无可造就将才之处。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部臣复以寻常劳绩苛之，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 [20] 1896年张之洞奏称：“整军御侮，将才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才。” [19] 地方督抚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受过军事学堂训练的军官对于国家军事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李鸿章就认为：“今之统兵将领皆从前屡立战功，已擢显职，年力渐就衰颓，后起材武之士全赖学堂为之，甄拔造就，若使精心向学，屡考冠群者进身无路而不予以升迁，殊不足以资鼓舞而开风气。” [4] 1901年6月，张之洞和刘坤一联名上奏：“武生年壮有志者，令其讲求武学以备应募入伍之用，营弁精操练者，在标有战功劳绩者，登进之途较宽，必皆鼓舞奋兴而将校皆有实用，以诚自强讲武之一大关键也。” [20]晚清军事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使得武举选拔军官的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1901年9月，清廷发布停止武科的上谕，“承认了受过技术训练的军官的价值”。[21]由于正式确立了军校肄业生出任军官的任职制度，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肄业生，较早地融入到晚清军事变革中，为编练清末新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袁世凯对北洋武备学生的重用和提携，使之成为北洋集团的主体力量。甲午战后，清廷高度重视整军经武，“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22]编练新军首先要有懂得军事技术的将弁。当时，受过西式军事训练的军官除了少数军事留学生外，主要来自北洋武备学堂。1895年12月，袁世凯在小站接练新军，“到营察看情形，尤觉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而“中国旧有将弁，……不但于各国兵学毫无领略，即中土古今名将治军之道，亦属茫然。以之捍御外侮，恐心无制胜之道。” [7] （62）练兵须先选将，于是袁世凯“遇有才具出众、堪资任使各人员，由臣处不拘阶途，奏请破格擢用”。 [7] （480）袁世凯网罗一大批北洋武备学堂肄业生，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担任小站练兵和随军学堂的各种重要职务。1896年1月，段祺瑞被袁世凯破格提拔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王士珍在投靠袁世凯时，被任命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到1896年4月，“武备学生充该军统带、帮带、领官、哨官、哨长、教习者计已一百三十余名”， [9] （54）如段芝贵、陆建章、曹锟、王金镜、商德全、田中玉、张怀芝等。“北洋军队之能用武备学生者，其一为聂士成，其一为袁世凯。”“拳匪之乱，聂军死于难”，“独袁世凯率其军以进入山东，不惟免于难，且因之成大功焉。” [23] 1899年袁世凯率武卫右军进入山东，严厉镇压义和团，维持了山东稳定的局面，而为朝廷所倚重。及至袁世凯继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晚清早期现代化的主要领导力量便转移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在山东、直隶和东北推行早期现代化，尤其是使直隶成为清末区域早期现代化的样板。在此期间，北洋武备生追随袁世凯并得到重用，从而成为北洋集团的骨干班底。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型，北洋武备生出任各镇统制的有：何宗莲、王英楷、张怀芝、段祺瑞、曹锟、吴凤岭、王士珍等；出任标统的有：鲍贵卿、田中玉、杨善德、王占元、吴长纯、卢永祥、王怀庆、唐天喜、赵玉珂、贾宾卿等。北洋武备学堂成为北洋军系早期的军官培育基地，“袁世凯提拔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等武备学堂肄业生作为他的左右手，从小站开始，直到北洋六镇的成立，都是以武备学堂系的学生为骨干。” [24]正是在袁世凯的重用和提携下，北洋武备派发展成为一支在清末具有相当能量的军事势力。因而，“到甲午战后袁世凯在小站练新建陆军，用这班武备生为干部，于是天津武备学堂影响始大。” [18] （7）
再次是北洋武备学生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为自身的发展争取到受重用的机会。北洋武备学生在武备学堂接受过正规的西式军事教育，历经多次考试选拔，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如李纯1889年入武备学堂，“勤于功课，智计百出，为同辈翘楚”；[25]田中玉“考入榆关武备学堂，屡考优等。十六年经前直隶总督李鸿章赏给六品功牌。是年会考取列优等，赏给五品奖扎。十七年，调赴天津武备学堂会考，取列一等第三名。”[26]北洋武备学堂“专为造就将才而设”，作为当时率先掌握近代军事学及军事技术的新型军官，北洋武备学生在“但有新教育而无新编制之军队” [27]的淮军中， 因旧军官的排挤而发展受挫。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全线溃败，北洋武备学生却在聂士成的武毅军中表现出较好的战斗力。聂士成曾向李鸿章提出，“请将武备学生鄢玉春调出，充当教习。使其教练新军灯号、旗号，以备日夜制敌。虚实妙法，该员去岁随士成游历，其所学制敌之志，与士成所见相合。” [28]武毅军重用北洋武备生取得了多次打败日军的佳绩。如冯国璋曾经追随聂士成，“会甲午军前，凡战术军储，多资以擘画。是役惟公军独全，且屡与敌抗有战绩。” [15]（304）因而，“辽东一役，提臣聂士成参用西法，迭有克捷，日本甚惮之。” [29]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北洋武备学堂肄业生也表现出较好的战斗力。例如黄星海，北洋武备学堂炮科肄业，“八国联军之役，天津炮战，星海率水师营天津炮台以测算精密，予联军重大打击，在外人记载中颇为痛心。” [30]北洋武备学堂培养了一批通晓西方“行军制胜之方”的军事人才，获得袁世凯的较高评价，“臣查前北洋设武备学堂，成材甚众。” [8] （749）因此，袁世凯大量重用北洋武备学生，而这些新型军官也奋发有为，倾心辅助袁氏练兵，使新建陆军面目一新，“三月而军气大振，三年而军誉冠全球焉。”[7]（360） 自小站练兵以降，袁世凯政治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他对在小站练兵中的有功人员不断褒奖提携，北洋武备学生随之日益腾达。特别是随着科举制度的正式废除，“是期可谓军事狂热时代”，[23]军人的地位不断提升为军校肄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北洋武备学堂肄业生以自身较好的军事素质为地方督抚所倚重，在编练新军和兴办武备学堂中大显身手，从而获得了以后不断升迁的资本。
1900年，北洋武备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的战火当中。北洋武备学堂虽然历时较短，但它在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北洋武备学堂的设立是晚清军事早期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为推进晚清军事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北洋武备学堂开辟了晚清军事教育早期现代化的新领域，在法规制度、教育训练等方面为各省武备学堂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成法。北洋武备学堂肄业生在清末新军编练和军事教育中发挥了重用作用，推动了晚清的军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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