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甘地有关印度独立、自治的思想，表现在早期对“斯瓦拉吉”以及后来对“罗摩盛世”的相关论述中。这些自治思想，无论是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提倡非暴力抗争，还是对未来理想国的描绘，都借用了印度传统宗教的术语，继承了印度宗教中节制、不杀生的理念。甘地自觉地援用宗教资源，运用民众熟悉的宗教术语与表达，提升了精英化的印度国大党动员底层民众的能力，在推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同时，又推进了印度传统宗教的现代性转化。
关键词：“斯瓦拉吉”；“罗摩盛世”；印度宗教；非暴力
中图分类号：B3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130-04
甘地被尊称为“印度的国父”，是印度近代最伟大的政治领袖，在他的推动与指引下，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获得蓬勃发展。甘地不仅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而且还通过相关著述阐明他有关印度自治、独立的理想。甘地早期自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印度自治》（Hind Swaraj）中，Swaraj（即“斯瓦拉吉”）是印地语“自治”的意思。在甘地这里，“斯瓦拉吉”意思是指印度人行使权力，通过“非暴力”运动争取更多自治。甘地后期自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罗摩盛世”的论述中，“罗摩盛世”（Ramaraj）源自梵语，是传统印度教对于理想社会的描绘。甘地用“罗摩盛世”指代印度完全独立，并实现人的精神完善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甘地的印度自治思想，不仅务实，具有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都与印度传统宗教紧密相连。这种将宗教与政治相融合的方式，正是甘地的独特之处、成功之处。
一、“斯瓦拉吉”与印度宗教传统
甘地有关印度自治最早、最系统的论述，可追溯到1909年用古吉拉特语撰写的《印度自治》（Hind Swaraj）。虽然当时的甘地还只是南非的一名普通律师，但这篇文章中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对印度村社的歌颂，迥异于当时国内“西化派”社会精英对西方现代化追捧的态度。
甘地《印度自治》共20章，以读者与编辑对谈的方式展开论述，其内容涵盖国大党现状分析、反对孟加拉分裂、印英关系的评判等多方面内容，但其核心内容是对西方物质文明、生活方式、现代职业进行全方位批判，对印度传统社会方式的无限赞美。在《印度自治》第6节有关文明的讨论中，他认为：
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文明”所指涉的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它真正的标准是人们把追求物质财富当作生活的目标。在欧洲，现在一个人使用蒸汽机可以耕耘一大片土地，积累无数的财富，这被当作是文明的标志……这样一种文明是反宗教的。在欧洲它使人们深陷其中，以至人们好像处在半疯癫状态。
甘地还对近代西方文明的代表性成就如铁路、议会制度，现代职业律师、医生等诸多方面展开批判，认为只有恢复宗教道德才能给社会带来福祉。对于从英国引进到印度的铁路，他批判道：
铁路使人的罪恶天性膨胀，坏人可以迅速地实现他们罪恶的计划。印度的圣地变得不再神圣。以前，人们拜访圣地，一路上要历经千难万险，通常只有真正的虔诚者才能到达圣地朝拜，如今流氓恶棍访问圣地只是为了胡作非为。
对于现代医术，甘地也异于常人，他从宗教的角度分析人为何生病，站在宗教的立场批判现代医疗对动物生命的漠视：
疾病是怎样产生的？当然是由于我们的疏忽或放纵。医院是传播罪恶的机构，人们缺乏对自己身体的关怀，道德堕落日益严重。欧洲医生是最差劲的医生，为了医治人的疾病，他们每年杀害无数的动物。他们还进行活体解剖，没有任何宗教会同意这么做。所有的宗教都会说为了我们的身体没有必要夺走那么多的生命，医生违背了我们的宗教直觉。
对于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推动印度走向独立的斗争方式与道路，甘地推崇消极抵抗，而不是军事斗争：
消极抵抗是通过个人甘愿受苦受难来争取权利的手段，它是武装反抗的对立面……消极抵抗是一把全方位的剑，可以随便怎么使用。它祝福使用者，也祝福与之斗争的一方。勿需流淌一滴鲜血，它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永不会生锈。永不会被偷……一个人若想成为消极抵抗者，一定要做到禁欲、清贫、服从真理和培养无畏的精神。
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在甘地眼里，现代文明利用机器大生产的方式积累大量财富，这完全有悖于克制、节俭的宗教传统；铁路提高了出行效率，但大大降低了人们对宗教圣地的崇拜感与神秘感；现代医生利用动物做活体解剖，这种残忍的科学是任何宗教都无法接受的；印度走向独立的方式，不应该是流血的武装斗争，而是消极抵抗，非暴力的抗争。通观甘地《印度自治》的核心内容，其对西方现代工业与现代职业的批判，都是以宗教为出发点与立论基石的。特别是甘地倡导“消极抵抗”的斗争方式，更是根植于印度深广的宗教土壤之中。
甘地的消极抵抗，就是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在梵文中为Ahimsa，这个词的词根是himsa，加上否定的前缀a，变成ahimsa，大致意思为“不害、不杀生”。从词源上看，还有不伤害一切生物，克制含有敌意的思想、言语、行为的意思。西方一般把这个词翻译成non-viloence，即非暴力。
在印度，最早提出不伤害、不杀生的教派是耆那教。“耆那教是第一个将Ahimsa原则贯彻到生活中去的教派”。耆那（Jaina）一词，本来就是指“胜利者”、“完成修行的人”。具体的修行方法就是：持五戒，修三宝，习苦行。五戒分别是：不伤害、不欺狂、不偷盗、不奸淫、不蓄私财。不伤害包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对外不产生伤害。也就是说修行者应该从正面去思想，对众生不生恶念，不说伤害人的话，不做伤害众生之事。
佛教对其信徒也定了五条应该遵守的戒律，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大乘义章》卷十二：“言五戒者，所谓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其五戒也。”其中，“不杀生”作为五戒之首，对佛教有着深广的影响。
不仅耆那教、佛教中有不杀生、非暴力的观念，印度教中同样有宣扬“非暴力”的宗教理念。《薄伽梵歌》是印度教的经典之一，该作品的核心内容就是赞扬“非暴力”。《薄伽梵歌》是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部插曲，它属于《摩诃婆罗多》第六篇《毗湿摩篇》的第22至第40章。这是在大战的前一天，俱卢族和般度族双方军队已经在俱卢之野摆开阵容。阿周那却对这场战争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认为同族自相残杀破坏了宗族法和种姓法，罪孽深重。他忧心忡忡，不愿意参战。而黑天则站在个人应该遵守的“达摩”的角度，认为阿周那应该尽到刹帝利的职责，投身战斗。黑天和阿周那之间你来我往的问答，构成了整部《薄伽梵歌》。因此，从根本的出发点上看，否认暴力，对战争暴行的反思是该歌的主旨。印度学者高善必认为，“《薄伽梵歌》归纳起来，它赞扬非暴力”。 印度最早的法典《摩奴法论》中也有对“非暴力”的论述，《摩奴法论》中明确说：“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清净无垢和调伏诸根，摩奴说这是四种姓的总法。”因此，在印度，诸如“坚持真理是最高的信仰”、“非暴力是最伟大的善”的格言，可谓妇孺皆知。“在印度各个乡村都能听到，就如同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宣扬非暴力的各种故事一样广为人知。”
由上可见，在甘地早期的自治思想中，对西方工业文明与现代职业的批判是以印度宗教为出发点的；对印度走向独立的抗争方式，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更是与印度宗教“不杀生”的观念紧密相连。甘地将宗教观念融入到民族独立运动中去，而这种宗教观念由于具备深广的群众基础，从而使得他的自治思想易为底层民众接受，从而强化了其动员大众的能力，推动了印度独立运动由早期的“议会斗争”走向大众政治运动的新阶段。
二、“罗摩盛世”与印度教的渊源
1915年，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投身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针对当时国大党只是印度少数社会精英的政党，无法动员底层民众的弊端，甘地在广泛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自治思想：罗摩盛世。在甘地那里，印度不仅要追求印度自治、政治独立，更应建立个人与神性完美结合的理想社会，最终实现“罗摩盛世”（Rsmaraj）。甘地后期的自治思想，突出强调印度的自我完善，更凸显了甘地的印度教立场。他用印度教信徒耳熟能详的术语“罗摩盛世”表达了它对未来印度理想社会的想象与构思。
1921年，甘地在一次演讲中说：“自治，也就是罗摩盛世（Ramaraj），意味着这个国家被压迫的阶级和最虚弱的妇女得到平等和保护。”1925年，甘地在卡拉提半岛演讲时说：“我理想中的印度国家就是罗摩盛世，罗摩不需要通过现代蹩脚的投票方式知晓大众的观点，他有能力努力抓住你的心，罗摩盛世在今天完全可能。”1937年，甘地在《哈里真》上发文：“实现自治，对我而言，是罗摩盛世的同义词，这不是玩笑话。”1945年，甘地76岁时依然说：“罗摩盛世，从宗教的角度看，就是建立神的人间王国；从政治角度看，就是完善的民主制度。”
甘地有关“罗摩盛世”的设想，也可以在印度古老的宗教中找到源头。“罗摩盛世”最早出现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罗摩衍那》不仅是文学史诗，也是印度教重要的宗教典籍。“《罗摩衍那》其中绝大多数是神话和宗教的内容，罗摩变成神，史诗留下了教派的印记。”“罗摩盛世”是作者蚁垤对罗摩统治下美好社会的想象：
他（罗摩）将成为国王，登上宝座御宇。
人民这个收获，将对全国有益。
皇祚延绵不断，天长地久无极。
我们今天不再要享受，也不要那最好的财富；
我们看到罗摩走了出来，他将要登基统治这国土。
我们再也不会有任何的比这个更可爱的东西：
有无量威德的罗摩，
将要举行灌顶典礼。
“罗摩盛世”局面，在中世纪《罗摩功行之湖》中得到更具体地描绘。作者杜勒西达斯在《罗摩功行之湖》中“刻画了理想的统治者形象——罗摩和婆罗多，希望统治者以他们为榜样，不为权利所引诱，和睦相处，联合起来建立理想的社会——罗摩盛世。”
在《罗摩功行之湖》的《尾声篇》，杜勒西达斯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罗摩盛世”的美好景象：
罗摩登基后，解除了三界的一切痛苦，由于他的神威，仇恨与嫌隙全部消除。
人们都按照自己的种姓和阶段生活，一切事情无不依照圣洁的经典《吠陀》。
男男女女都虔诚地信奉罗摩，无论何人都有权利得到解脱。所有人都虔信宗教，没有人妄自尊大，男女老少都品德高尚，见不到奸诈狡猾。
罗摩盛世中的生物与非生物，都不会受到时间、命运、性格和品德的束缚。罗摩盛世给人们带来的幸福繁荣，连舍释和瓦妮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尽管甘地没有对“罗摩盛世”展开系统的论述，但自1921年至1945年这24年间，在不同的演讲场合，他都反复宣扬“罗摩盛世”。甘地在20世纪面对西方文化入侵印度的背景下，也希望重建“罗摩盛世”恢复印度昔日的荣光。甘地提出的“自治就是实现罗摩盛世”的口号，激发了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吸引着更多的底层民众参与民族独立运动。
三、甘地印度自治思想的新评价
甘地有关印度独立、自治的思想，虽然赢得了当时印度庶民阶层的广泛认同，但在精英阶层却有颇多的反对之声。甘地好友泰戈尔认为甘地的自治思想是一种民粹主义；尼赫鲁在当时就指出，甘地特别心爱的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加强了生产中的个人主义，因此它是倒退到工业以前的时代。“土布运动确实减轻了许多地方的一些困难，但也正是这点含有危险的充分。就是说，它支持一个正在衰败的土地制度。”林承节指出，“甘地所要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保留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带资本主义弊端的社会，甘地思想带有浓郁的美化自然经济的气息。”彭树智认为，甘地的农村经济思想，是以群众的“道德意识姿态出现”的，“甘地对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道德化批判，是善良的，但实际上是空想。”美国学者艾恺认为甘地的自治思想是一个反现代的方案，“甘地的一生是一个反对现代文明的长期圣战”。
甘地的自治思想，之所以在庶民与精英之间形成这么强烈的接受反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甘地借用了颇多印度传统宗教中的理念与表达。这些宗教理念与表达在知识精英看来，有悖于现代化的“进步”潮流，所以他的思想受到知识精英批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甘地自治思想一经提出，就深受庶民阶层的支持。在非暴力、罗摩盛世等宗教口号的指引下，印度各阶层、各种姓民众空前团结，有力地推动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因此，对于甘地的自治思想，有必要转换视角，重新评价。
首先，甘地在其自治思想中自觉地援用宗教资源，创造性的提出新口号与表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调动印度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发民族尊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甘地的自产和土布生产运动的誓言深深嵌入他的人类进步的概念之中。‘自产’运动大概意味着独立，‘土布运动’则意味着为国家成百万的闲置人力提供工作。他要求人民把自产运动当作宗教神圣加以接受，‘自产’运动一定要像渗透到宗教和政治中一样渗透到经济中去。”把这种自治论置于印度宗教运动的谱系中看，甘地的口号，与民族运动前辈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所说的“为祖国和民族服务，就是为神服务”；奥罗宾多（Aurobindo Ghose）所说的“爱国主义就是宗教信条”，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甘地严格要求“每一个坚持真理者，都必须对神忠诚、无所畏惧、自觉吃苦、不怕牺牲，只有这样才能最后战胜一切敌人。”事实上，正是在甘地伟大精神力量的感召下，确有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无所畏惧的走进英殖民统治下的牢房，或者大义凛然地迎着统治者的棍棒走去。而这种调动民众积极性的动员能力，正是当时“西化派”上层精英和国大党温和派所缺乏的。印度最终主要通过谈判而非武装斗争的方式，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与甘地屡屡发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其次，甘地的自治思想，推动着印度传统宗教的现代性转换，这种转换不是与印度传统割裂，而是使印度宗教在延续传统中获得新生。甘地之前的印度启蒙运动，无论宗教团体梵社（Brahma Samaj）、雅利安社（Arya Samaj）、神智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等组织的活动，还是宗教领袖如罗摩克里希那（Ramakrishna Paramahamsa）和辨喜（Vivekananda）开展的活动，宗教组织与领袖都是推进印度社会变革、引发思想革新的重要力量。印度没有如同欧洲那样，通过文艺复兴解构神权，通过工业革命推进世俗化，进而借助启蒙运动建立以契约、人权、法制为核心的“去宗教化社会”。印度的现代化，宗教和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论是提拉克提倡的“罗摩正义”还是甘地的非暴力、罗摩盛世，都呈现出这一特征。宗教与政治的这种杂糅，不是印度工业不发达、社会蒙昧的表现，而是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甘地的自治思想不是“反现代”的，因为甘地也主张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保障个人权利，保护弱势群体，如废除贱民制，禁止寡妇殉葬，保障女童权益；也不是“前现代的”，因为甘地虽反对西方工业文明，但只是主张节制人的欲望，而不是倒退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而是“非现代”的，这里的“非现代”是指以其思想呈现出有别于西方发展的模式。以甘地为代表的印度现代思想家开启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断裂式”发展的模式，他们注重发挥印度教自古以来就承当的个人解脱、聚合民众、社会组织、法律调节的多重功能。在印度这种连续性的“非现代”模式下，宗教与政治无法完全割裂和分离，而呈现出杂糅混合的状态。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宗教已然退到个人精神世界的角落，而在印度，宗教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并不比甘地那个时代简单。
甘地的印度自治思想，有意识地从传统宗教中攫取理论资源，既赢得了大众的支持，也推动着传统宗教的现代转换。因此，对于甘地自治思想应该置于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及印度文化传统中进行评价，而不是简单地站在现代人或者西方人的立场进行批判式解读。政教分离、世俗化不断推进看似世界发展的“天下大势”，但是深厚的宗教文化积淀是印度民族心灵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人民党的兴起、教派政治在当今印度的活跃，都说明在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印度的各种宗教势力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减弱，反而是各种“显性”政治纠葛背后的“隐性”力量。因此，印度的现代化，从思想层面看，必然依赖于宗教传统与现代观念之间的调适、融合。甘地的自治思想是印度传统宗教现代性转换的成功典范，其成功之处不仅值得印度人珍视，也值得其他东方国家借鉴。
责任编辑：饶娣清
